作家朱文穎的最新中短篇小說集《與大師共進午餐》共收錄十個中短篇小說，除了發表較早的《啞》《危樓》《倒影》之外，其他七篇近作呈現出一些共同的面貌：結構上比較散漫，并不依靠完整連貫的情節推進敘事，而是以細膩豐富的器物符號、各種形而上的發問探討、舒緩松弛的敘事節奏、詭秘迷幻的空間氛圍來展開敘述，具體而言，作家對人與物、古典與現代，形式與本質、真實與虛構等多重話題進行重疊與壓縮，聚焦了在科技迅猛更迭的時代里普通人復雜幽微、難以名狀的生命體驗。

小說《古法》中，朱文穎探討古法、AI之于藝術的影響，但并沒有將小說導向科幻維度，而是通過它們衍生的話題為敘事打開了縱深的敘述空間。什么是“古法”？小說中的建筑師老簡通過新中式的設計、新東方的理念來創新它，“設計師的創新性空間處理，承載了中華文化中獨有的虛空感”，康康則通過旗袍華服的剪裁、修改來探究它，最終從繁復華麗回到了簡單樸素。那么，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的人們為什么追索著“古法”？敘述者“我”在等待康康旗袍、老簡新作發布會的過程中，和女科技人進行了直播對談：“人工智能能夠做好設計嗎？”由此話題輻射出的追問與回應成為小說的點睛之筆：AI可以處理從一到無窮的“術”，但從零到一的創造及背后的“道”即對生命與世界的深刻理解，依然是人類目前所不可替代的部分，與其說作家在追問是“古法”還是“AI”能夠幫助人們找到真實的世界，不如說作家試圖揭示感性直觀、自然樸素的生命體驗才是我們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古法”。類似的擔憂與思考也出現在小說《橋頭羊肉店》中，羊肉店老板直言幾位藝術家是因為某種特殊的原因和感受偶然到來，墻上的日歷顯示時間來到了2081年，作家通過他和妻子的談話一方面勾勒出未來世界的圖景：語言融合、生命延長、太空旅行，但人類的整體狀態更趨孤獨封閉，“大部分人深居簡出，或者與設定好性別、脾氣的智能機器人為伴。世界已經演變成一個孤獨、個人愉悅和封閉疊加的社會”，老板和妻子恰恰是在一場無人問津的葬禮上相遇，在極致的孤獨中因偶然對他人漠不關心的事物抱有共同興趣而結婚，妻子作為唯美派的插畫師，在一味追求美的形式反思后而放棄了繪畫，老板也隨之放棄了哲學教授的職業生涯，最終這家神秘偶然誕生的羊肉店引出了故事的核心：當藝術脫離了真實世界與生命體驗，其意義何在？而在科技迅猛迭代、AI介入日常生活的時代，藝術又該分辨、詮釋哪些尚難識別、令人困惑的真實與虛幻？小說《平行世界》以藝術系學生“我”在藍貓酒吧打工的見聞展開敘事，在酒吧常駐的客人有美國人保羅、當地畫家田敏和新蘇州人秋生，老板直言其中藏有殺人犯。保羅似乎參加過越戰并攜帶著戰爭遺留的精神創傷，他是否殺過人也成為貫穿敘事的懸念，但小說的懸念不止于此，鐘情藝術、整日爭論的田敏和秋生為何落寞？“我”與父母、女友因何疏離？都是未被言明的秘密，而小說的敘事動力正在于此，結尾在酒吧攝影展的前夜，眾人意外被困露臺，醉意之下互相傾吐“秘密”，然而如田敏所言“有些秘密本身就不是秘密”，所謂的秘密或真實只是一種敘述，甚至是不可靠敘述者的敘述，作家以此引導讀者思考：在紛繁變幻的世界里，什么是真實？什么是虛構？

在對真實與虛構關系的敘述/探討中，大多數小說雖然努力表征特定的事實對象，但真實畢竟是只能貼近，永遠無法抵達的存在，如同后現代主義研究者將它視為特定話語系統中被建構起來的敘述，因此朱文穎近年來的小說在敘事模式上回避著傳統意義上對被秩序化、條理化生活圖景的呈現，如評論家所發現的：“她近些年的散文和小說流淌著思想上的奔騰和美學上的新的嘩變，一種反常規、對抗常識，甚至追求宏闊容量和極致美學的寫作意圖呼之欲出”（沈杏培語），而反常規、對抗常識的一維在于碎片化、細節化的敘事處理方式，并通過藝術的、語言的、哲學的、建筑的、經濟學等冷門知識的交叉、融合與延展，豐富小說美學意蘊的同時，也回應著紛繁矛盾的世情面相。

小說《日暮黃昏時分的流亡》中插敘了印度兼職刷盤子小哥談論經濟學概念的“康波周期”，并非是學識上的炫耀而是揭示著全球化經濟浪潮在個體命運上的微妙效應；《唯精神論者》開篇即是徐世鈞關于“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它們與小說關系的批評，表達了藝術從業者在市場化時代對自身定位的困惑與戲謔，而老太婆因糾正咒語發音而失去神力的故事，在主人公瓦格納的解讀下變成了對信仰形式與本質關系的隱喻……在物象與信息極速膨脹的世界里，朱文穎筆下的人物，試圖通過這些看似碎片化、離題化的藝術性、哲思性活動來打撈、錨定自己，在混沌的世相里他們無從建構宏大的意義體系，只能通過對畫作、電影、游戲、建筑、傳說的感受與詮釋，試圖捕捉并把握著那些稍縱即逝的意義瞬間。小說《螢火與白帆》中，追蹤螢火蟲、衷情于“美麗而轉瞬即逝的事物”的攝影師章虹罹患癌癥，與自幼失聰、學習帆船的少年唐鵬因緣際會，作者通過“螢火蟲”和“帆船”兩個輕逸的意象，承載并探討著關于命運、疾病的沉重內涵。雖然相較于其他文本，《螢火與白帆》的敘事結構相對傳統完整，但也穿插著章虹發小趙琳成為木偶昆曲演員的無奈，唐鵬父親唐懷宇和搭檔廖新的旗袍設計等細枝蔓節，因此將敘事從章虹追蹤拍攝螢火蟲，聽障少年唐鵬練習帆船的雙主線，延展到了藝術傳承、代際溝通和城市記憶等多個維度，他們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凝視、守護著“美麗而轉瞬即逝的事物”，使得小說的美學意蘊更為厚重立體，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這里的每個人物都可以展開故事，更可以在人物關系中展開沖突”（汪政語）。然而朱文穎卻并未將敘事完整地鋪展，反而將多重敘事線索擱置，這種敘事形式上的留白和離題一起，不僅再次呼應著卡爾維諾“輕逸”美學的深層意涵，也使得《螢火與白帆》在相對傳統的結構外殼下，依然葆有了現代小說關于“未完成”與“可能性”的精神內核，如同小說結尾，唐鵬逐浪時聽到了風聲的高呼，令人感知到生命與藝術在不經意處悄然的回響。

（徐璐，山東萊州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