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上海香山路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里，保存著孫中山先生生前收藏的數(shù)千冊中外文書籍。藏書整齊地排列在書櫥中，見證了這位革命家讀書思考的日常。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這數(shù)千冊藏書中，有超過四分之一曾經(jīng)屬于一位名叫佑尼干的美國人。在藏書的襯頁上，還能找到“T. R. Jernigan”的簽名。

孫中山藏書中的“T. R. Jernigan”題簽。圖片來源：宋慶齡文獻數(shù)據(jù)中心“孫中山《實業(yè)計劃》與上海孫中山故居館藏圖書文獻專題數(shù)據(jù)庫”（郭驥提供）

佑尼干是誰，他的書又如何會成為孫中山的藏書？這些書，為我們打開一扇觀察孫中山知識世界的窗口。

從北卡羅來納到上海灘

佑尼干全名托馬斯·羅伯茨·佑尼干（Thomas Roberts Jernigan），1847年出生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他畢業(yè)于弗吉尼亞大學，20多歲時成為一名律師，辦過報館，當選過州參議員，是當?shù)匦∮忻麣獾娜宋铩?885年，佑尼干的人生迎來轉折。那一年，他被任命為美國駐日本神戶領事，開始了遠東生涯。1893年，他又被派往上海，擔任美國駐滬總領事。從此，佑尼干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

1897年卸任總領事后，佑尼干并未離開中國，而是重操律師舊業(yè)，成為上海法律界的知名人物。1906年，美國在華法院成立，首任法官頒布通令，要求律師通過專業(yè)考核方可出庭，佑尼干是僅有的兩位通過考核者之一。他與美國律師費信惇合辦律師事務所，擔任過駐滬美國律師公會會長，同時還與合伙人費信惇、以及劉伯穆、羅炳吉等美國律師一起，在東吳大學法學院授課，為中國培養(yǎng)近代法律人才。除了法律與外交，佑尼干更是涉足房地產(chǎn)等領域，在上海的社會根基愈發(fā)深厚。

佑尼干在《字林西報》《大陸報》《密勒氏評論報》《萬國公報》等中外文報刊上發(fā)表數(shù)百篇文章，內容涵蓋政治、經(jīng)濟、法律、外交等，對中國時事的評論精準中肯，尤其在治外法權、中日關系等問題上的見解，有著長久的參考價值。從發(fā)表年份上看，佑尼干撰文數(shù)量最多的時期是辛亥革命以后直至去世以前的1910年代，其次為19世紀90年代擔任美國駐華總領事期間。僅1919年至1920年去世前，佑尼干在《申報》上被轉載的文章就多達8篇，這些均譯自他投稿的英文報刊。他的文章涉及面很廣：政治方面，有《論租界華人市政權》《論中國希望條件》等；經(jīng)濟方面，有《論太平洋大舞臺》《論新銀團》等；法律方面，有《美國憲法》《中國與日本的法律與法典編纂》等。此外還有討論新聞媒體等方面的文章。

佑尼干對時事政治和中國外交尤為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他積極參與討論時局，最為關注的是中日關系問題，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被《申報》等中國報紙廣泛轉載。《字林西報》在佑尼干去世后專門撰文，稱他“曾為本報投稿多年”，“善能批評事物，對于中國事情，其評論恒中肯要；于治外法權問題，多所論列，皆有永久之價值者”。佑尼干撰寫的《中國辦事之法意》（亦譯《中國政俗考略》）被林樂知盛贊“見識之卓，議論之宏，搜采之廣，抉擇之精”，書中對中國的法治、經(jīng)濟、邦交等諸多領域有著深刻剖析。這些文章與佑尼干的藏書一樣，都是體現(xiàn)他知識背景和專業(yè)領域的重要資料，共同塑造了一個“研究中國的專家”的形象。

1920年2月，已是73歲高齡的佑尼干被任命為駐華咨議，專門報告海牙法律會議中與中國相關的法庭議決案，直至當年11月1日在上海黃浦路寓所逝世。他的離世引發(fā)了上海各界的哀悼，美國總領署下半旗志哀，美國律師公會為其舉行喪禮，唐紹儀、伍廷芳等中國政要也前往敬獻花圈。為了紀念他，1925年上海一條新筑的馬路被命名為佑尼干路，以紀念這位原美國駐滬總領事。這條路，就是今天的仙霞路。

佑尼干與仙霞路（曾名佑尼干路）

革命家與同情者

孫中山與佑尼干是什么時候認識的？這個問題沒有確切的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兩人有過交往，而且關系不錯。

最直接的證據(jù)是，孫中山在上海莫利愛路寓所的客廳里，曾掛著一幅油畫，畫的是美國開國總統(tǒng)華盛頓在爭取到北美領土和行政自治權后拒絕接受獨裁統(tǒng)治的情景。這幅畫，就是佑尼干送給孫中山的。這個細節(jié)見諸1923年1月26日《大陸報》的報道，題為《孫中山購得已故佑尼干藏書》。報道稱，佑尼干是“孫中山最親密的朋友和最受尊敬的顧問之一”。雖然“最親密”或許有些夸張，但兩人關系密切應是事實。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有學生被捕，孫中山曾聘請律師準備為學生辯護。據(jù)當時的學聯(lián)負責人回憶，學聯(lián)會的義務法律顧問就是佑尼干和林百克。林百克是孫中山的法律顧問，那么佑尼干和孫中山的關系應該也相當密切。

還有一條重要線索。1913年，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殺，宋教仁的叔父聘請了兩位律師為宋教仁伸冤，其中之一就是佑尼干。191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時曾親口提到這件事，說明他對佑尼干參與此案是知情的。

事實上，佑尼干對中國革命者一直抱有同情。1903年，黃炎培因宣傳革命被清政府抓捕，佑尼干曾出面搭救過他。1905年以后，佑尼干很可能擔任過漢口《楚報》中文版的社長，而這份報紙的職員多為革命團體日知會的會員。1915年袁世凱稱帝時，佑尼干還公開撰文反對。這些都說明，佑尼干與中國的革命者早有來往，孫中山對他應該也有所了解。

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巧合。佑尼干愛好狩獵，常往來于江浙皖鄂之間。1908年，他還出版過一本名為《中國狩獵》的書，書中配有一張他與華籍扈從在野外射獵野雞的照片。他去世后“遺命葬于金陵山上”——金陵山就是今天的紫金山。而孫中山后來也選擇安葬在紫金山。1912年3月，孫中山在南京時曾到紫金山狩獵，據(jù)說就是在這次狩獵中，他感嘆此處山水之美，表示死后愿葬于此。1925年孫中山病危時，遺囑“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孫中山生前遺留的數(shù)支氣槍、若干發(fā)獵槍子彈，至今還保存在故居里。

孫中山藏書中的佑尼干舊藏《射擊術圖解論述》（An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Art of Shooting），1898年版

讀書極博，藏書極富

佑尼干“讀書極博，藏書極富”，其藏書被稱作“全中國法律藏書室中最完備者”，其中《美國議憲史》是唯一一部記載美國憲法起草和頒布全部相關程序的著作，兼具史料價值與研究價值。1922年底，孫中山獲悉美國領事館代為拍賣佑尼干藏書的消息后，立刻委托何世楨索取藏書清單，并通知主管財務的林煥廷著手購買，足見他對這批藏書的重視。

一份現(xiàn)存于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已故T. R. 佑尼干遺產(chǎn)中的圖書清單》，共有5頁，列有200余種圖書及對應價格，部分書名旁還有打勾標記，見證了孫中山挑選藏書時的認真與審慎。據(jù)說，孫中山還與佑尼干之子保羅?佑尼干談判，購入了清單之外的稀見珍貴藏書。1923年1月，這批佑尼干舊藏正式被收入孫中山的莫利愛路寓所，成為孫中山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已故T. R. 佑尼干遺產(chǎn)中的圖書清單》。圖片來源：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故居百載書香猶在——孫中山藏書展”（郭驥提供）

目前的故居藏書，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孫中山、宋慶齡自己購置的圖書，孫中山購買的佑尼干舊藏，以及他人贈送的圖書。其中，西文類藏書中的一半以上，大多可能是孫中山自美國、日本等地購得。而佑尼干舊藏約占西文類藏書的四分之一，最大宗的是政治類書籍，計有110冊，歷史、法律、文學等領域的藏書也都超過了50冊。其中法律類書籍較孫中山原有法律類藏書的數(shù)量更多，幾占這一類別故居藏書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佑尼干舊藏中的精華。其他占比較高的類別還有傳記類、文學類，以及狩獵類書籍。

經(jīng)過對故居藏書的整理與考證，佑尼干的舊藏分布在19個專題分類中的15個，其中政治類110冊、歷史類78冊、法律類50冊、文學類64冊，是數(shù)量最多的四個門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佑尼干的法律類藏書數(shù)量遠超孫中山原有法律藏書，占故居法律類藏書的三分之二以上，極大補充了孫中山在法律領域的藏書。

孫中山購入的這批佑尼干舊藏，并非簡單陳設，而是被精心融入他原有的藏書體系之中。孫中山不僅精心整理這批藏書，還認真翻閱研讀。何世楨的回憶證實，孫中山至少閱讀了佑尼干舊藏中的《瑞士政府》等書，還曾讓何世楨協(xié)助整理這批圖書。佑尼干的舊藏穿插在孫中山的原有藏書之間，且多個門類排在第一本的書籍，例如傳記類、語言類、歷史類、法律類、醫(yī)學類、軍事類、政治類以及狩獵類的第一本書都是佑尼干舊藏。而其他舊藏則被穿插擺放在孫中山其他藏書之間，并非單獨排列，排序也無規(guī)律可循。這一排列方式表明，在購入佑尼干舊藏之前，孫中山已對自己的藏書進行過系統(tǒng)的排序整理，形成了專屬的學科分類體系。而將佑尼干舊藏與原有藏書混排，也體現(xiàn)出孫中山對這批藏書的認可——他將其視作自己藏書的一部分，一視同仁，無分彼此。

故居藏書的分類和排序，應該就是孫中山親為或是在他指導下進行的。這套分類并不完全依照常規(guī)的學科分類，而是有一套獨特的體系。例如，哲學類是個大類，包括了哲學、心理學、宗教學，孫中山都將之劃歸一類。又如貨幣銀行學（金融學）與經(jīng)濟學的劃分，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這些特點，都體現(xiàn)了孫中山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通過佑尼干的舊藏，也能探尋到孫中山晚年的關注重點。比如政治、法律、歷史類藏書的大量收藏，反映出孫中山晚年仍在致力研究國家治理、法律制度與歷史發(fā)展，為其革命思想與建國理念的完善不斷汲取養(yǎng)分。

佑尼干的藏書中，還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有一本叫《李希霍芬男爵書信集》的書，既有佑尼干的簽名，也有宋慶齡的簽名。根據(jù)藏書編號，這本書離開了原先的位置，可能是宋慶齡后來翻閱過書，然后放到了別的書櫥里。還有幾本佑尼干的藏書，上面蓋有“孫慶齡”或“孫宋慶齡”的印章，說明宋慶齡很可能也曾閱讀和使用過這些書。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孫中山所購的佑尼干藏書，在故居藏書中絕非孤立的存在。

藏書背后的知識世界

佑尼干作為資深外交官與知名律師，其藏書兼具專業(yè)性與廣博性，涵蓋政治、法律、歷史、經(jīng)濟、文學等多個領域，為孫中山研究中國問題、借鑒國際經(jīng)驗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孫中山購入這批藏書，正是出于自身閱讀與研究的需求，而這批藏書也成為他知識體系的重要補充，讓他的視野更加開闊，思想更加完善。

有學者指出，這批書籍正是孫中山特別希望收藏的文獻，佑尼干藏書最終歸入故居，是孫中山的心愿，也是二人知識交流的象征。

從上海孫中山故居的整體藏書來看，佑尼干舊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huán)。故居藏書主要由孫中山與宋慶齡購置、孫中山購入的佑尼干舊藏、他人贈送三部分構成，其中西文類藏書中約四分之一來自佑尼干舊藏。這批藏書與孫中山原有藏書體系高度吻合，并未超出其閱讀范圍，既印證了孫中山的知識視野，又在多個領域對其藏書進行了補充，讓故居的藏書體系更加完整。

更為重要的是，佑尼干舊藏為研究孫中山的思想與知識結構提供了新的線索。通過對這批藏書的整理、分類與研究，我們能夠更清晰地復原孫中山的學科分類體系，梳理他在不同時期的閱讀興趣變化。這些藏書中留下的簽名、印章等各種微小痕跡，以及藏書的分類排列方式，都能為解讀孫中山思想提供珍貴的史料線索，為深入研究孫中山的知識結構和思想發(fā)展脈絡提供了新的視角。

透過孫中山的書櫥，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革命家的閱讀生活，更是一個開放、包容、不斷求索的知識世界。故居藏書，見證著一段跨越國界、超越時代的知識傳承。

（學術論文《孫中山與佑尼干及其藏書關系的研究》發(fā)表于2024年的《近代中國》總第40輯，本文由作者郭驥根據(jù)論文改寫，授權澎湃新聞刊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