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蔭致李鴻藻手札，是札言以低價收得宋元版，為“生平從未得此便宜事，為之大快”均上海圖書館藏

潘祖蔭《日記》手稿 蘇州博物館藏

清代蘇州潘氏一族中，潘祖蔭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在晚清名臣、收藏家、書法家等多重身份背后，從他本人及友朋的日記、手札、手稿等文獻所見的，是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潘祖蔭。

潘祖蔭（1830—1890），字東鏞，小字鳳笙，號伯寅、鄭盦、蘇舫等。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出生于京師米市胡同。他出生這一年的正月里，帶領蘇州潘家步入仕途的引路人潘奕雋（1740—1830）以九十一歲高齡在蘇州去世。十九歲時，潘祖蔭因祖父潘世恩八十壽辰，賜恩賞給舉人。清咸豐二年（1852）壬子，以探花及第，朝考授編修。咸豐四年（1854）四月，潘世恩卒于京邸，潘祖蔭蒙恩以翰林院侍讀候補。此后仕途順利，屢膺恩賞，歷任工、刑、禮、兵、戶五部尚書、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銜，卒謚文勤。

潘祖蔭的籍貫是蘇州，卻在北京出生、長大，一生六十一年，真正在蘇州居住的時間卻十分有限。從《潘文勤公年譜》看，他分別在四歲、八歲、十五歲、二十歲、二十五歲、五十四歲時，先后六次回到蘇州，全部時間加起來不會超過十年。所以，有可能他日常交流更多使用北方官話，蘇州話能說能聽，卻并不如前者那般流利。在此，附帶要說一下“蘇舫”這個別號，在《潘文勤公年譜》、墓志銘中均未提及，僅見于蘇州博物館藏潘祖蔭致潘志萬手札落款。此前筆者認為，時逢潘祖蔭父親去世，他回蘇守制，別號取“蘇”字，或與家鄉蘇州有關，但近日在“攟古繼美”展上看到上海圖書館藏同一時期潘祖蔭致李鴻裔手札，落款使用“二蘇仙館”齋號，進而推測“蘇舫”可能與他崇拜蘇東坡有關，而非單純寄托思鄉之情。

眾所周知，“文勤”是潘祖蔭去世之后的謚號，或許比起李鴻章的“文忠”、左宗棠的“文襄”、祖父潘世恩的“文恭”都要遜色些，但從他的《日記》手稿、手札、家書中，可以看到他延續了高伯祖、祖父在仕途上的榮光，同時為官之道上，繼承了祖父的謹慎與勤勉，“文勤”二字是極其恰當的。

忙碌異常的上班族

潘祖蔭晚年疾病叢生，與公私事務繁劇脫不了關系。禮部掌科考，入闈監臨，飽受風寒之苦。刑部斷訟獄，各地案件多如牛毛，不時又出巨案，如“楊乃武（葛畢氏）一案”，他自言由其“一手經理”。工部查估工程，上陵勘查，演龍輴車，經辦奉安大典。晚年管理八旗官學，糟不可言，兼管順天府事，適直隸水災，又忙賑濟。此外，還不時有代筆、編書之類的臨時差使，故書札中“忙”字出現頻率愈高。真是官越做越大，事越來越多，本就文弱的潘祖蔭，疲于應付，他牢騷不斷，但依然勤勉。

首先代筆一事，潘祖蔭并非替一般親友代筆，而是代御筆，即代皇帝、太后寫字。如《潘祖蔭日記》同治二年（1863）元旦記“奉敕恭代御筆：陜西淳化縣關帝廟‘顯修綏繼’扁一面，城隍廟‘神功修順’扁一面”。題匾額四個字，多幾面也沒關系，奈何一多就吃不消了。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恭代御筆福字一百六十方、壽字三十二方”，十二月二十日“恭代御筆進呈慈安皇太后‘福祿壽喜’扁邊款”。光緒八年（1882）元旦“派恭代元旦御筆《心經》”。檢閱潘氏日記，其代御筆書《心經》、福字等數十次。而內廷更換、使用的對聯、匾額、屏幅等筆墨數量就大得多，如光緒十五年（1889）九月十五日有“派代御筆頤和園等處扁卅四方”，九月十六日又有“派代御筆扁卅五方”的紀錄，兩天發下六十九方，尚非多矣。潘氏曾向吳承潞提及“兄近來忙不可言，無論署中公事，即內中題畫已一百七十件之多，忙而且難著手”。正因他辦事認真，出品稱旨，由此一發不可收拾，幾百件之后，便有源源而來之勢，潘祖蔭在書札中告吳大澂“內廷筆墨二千余件，不知何日是了”，聞之令人咋舌。

其次是上陵，即祭掃、查勘清東陵、西陵。潘祖蔭留下的《東陵日記》《西陵日記》，就是他從北京前往河北遵化、易縣上陵的客觀記錄。讀潘氏書札，可知他怕上陵，僅次于每天入直，每次派他，都讓人叫苦不迭，卻又不得不去，在寫給堂弟潘祖謙的家書里，不止一次大吐苦水：

冬至前后，當有西陵之行，不日兩陵又有照例查勘之事，則又有東陵之行。此皆工部事也。計自吾弟在京時，始署工部，至今日蓋已往返廿四次。每次盤川百五六十金，積而言之，無論兄從無陋規，即使受之，亦不過一次十余金耳，亦何樂于受哉？然而賠墊不堪矣。

西陵之行，恐不能免，勞民傷財，須四五百金耳。

對于久任工部的潘祖蔭而言，往返奔波數百里，多達數十次，不但路遠迢迢，或遭風雨，道途難行，而且花費不小，日常用度本就不敷，乃不得不自己出錢，賠墊盤川，所以當聽到未派他上陵，如蒙大赦，連呼大幸。比起上陵，潘祖蔭寧愿當監試官，入“闈中七日，嚴寒甚厲，苦不勝言，然勝于上陵多矣”。不過上陵雖苦，卻一年最多幾次，還可能僥幸一年不派到，相較而言，“入直”更令人生畏。

令人生畏的“入直”

相較代筆、上陵，最要命的還是“入直”，每天風雨無阻去打卡上班，讓潘祖蔭痛苦無比。從日記、手札中可以發現，潘祖蔭長年早起、過度勞累，生物鐘紊亂，從現代醫學角度看，對身體健康損害極大。基本上，每天都是潘祖蔭第一個入內廷，候到卯正，入見議事。參照《郭嵩燾日記》所載，同光年間，早上三點鐘即寅初，就要抵達東華門，起身必然更早。住在城南米市胡同的潘祖蔭凌晨便起，卻并不見得晚上能早睡。他在家書中說自己“日日申刻歸而子正起”，“起于子正已成習慣，此時在寺尚可，將來歸，家人何以堪。蓋向來子正一起即登車而去，與家中人無與也”。子正是午夜十二點、凌晨零點，申刻是下午三五點。這意味著他每天凌晨即起，坐一個多小時車入宮，等候召見。至下午三五點，有時早些一兩點，有時晚到傍晚五六點，才辦完公事回家。入直若逢下雨天，道路泥濘難行，還要更早出發，并可能發生意外，異常狼狽。潘祖蔭在家書中曾說自己“大雨淋漓，昨夜翻車滿身泥污，幸而未傷耳”。

由于起得太早，事情繁多，讓潘祖蔭對此心生厭倦，甚至產生恐懼。有時為了避免道途之苦，他便在東華門外黃酒館廣盛號租定房屋，雖屋小局促，連書架都放不下，然可省卻來回奔波之苦。此外，還有別的好處，便是可多睡兩個時辰，“連日住黃酒館，可于寅初起來，且可避客來”，所以一逢雨天，或像萬壽節這樣須提早入賀的節日，潘祖蔭都選擇住在黃酒館。從郭嵩燾、翁同龢等人日記中，同樣可見他們有時也住在黃酒館。對潘祖蔭而言，住廣盛號酒館已是享受，官場中的來往應酬，真是苦不堪言。加之疾病纏身，長期備受折磨，潘祖蔭不時在書札中流露出對他人因病致仕的羨慕。

潘祖蔭在國政之外，也牽掛家事，死生慶吊，科考得中，還有家鄉風雨、收成等。潘祖蔭長期任京官，大半生居住在北京，南方家中人情往來，多請潘祖謙等代辦。如潘康保（1834—1881）病故及其子成婚等，送挽聯、禮金，均交潘祖謙辦理，又不時索藥物、食物、書籍及其他什物等。潘祖蔭過意不去，就自京寄禮物等相報，如潘曾瑋夫婦壽辰，潘祖蔭托人帶去壽禮，以及斑龍果子膏、山楂糕、人參、阿膠之類的補品；潘祖謙四十壽辰，潘祖蔭年前就托楊蔭北帶禮物十色南下祝賀。知家中子弟讀書，將應科舉，則以金臺課藝、闈墨、書籍、拓本等寄贈。

族中親近者，自然講究禮數。稍疏遠者，潘祖蔭也考慮周詳，如從信中寄肉桂一塊，托潘祖謙送“交顏家巷二姑太”；又如“亙之師來要銀子，寄卅金”，幼年的蒙師年老好尋事，潘祖蔭只說“老年之人，禮之可也”。從細末小事，可見其待人接物，極為得體。類似例子，書札中尚有不少。

病痛與藥食

如果說《潘祖蔭日記》中出現最多的字眼是“入直”，那么在潘祖蔭手札、家書中，出現最多的便是各種“病”字。疾病在潘祖蔭晚年，對其生活影響巨大。在致師友書札中，反復提及其深受各種病痛折磨。具體的病癥有目疾、牙痛（齒疾）、喉病、遺精、頭風、頭痛、頭癬、胃痛、肝疾（肝胃氣），在光緒初年致葉昌熾書札中，幾乎無一信不說遭受病痛之苦。

眼病癥狀有紅腫不消，“努肉眵粘”，各藥不效，停藥后，反而“光已漸好，惟須帶老花眼鏡矣”。目疾影響潘祖蔭看書、寫字，光緒九年（1883）其父去世后，有段時間其視力愈壞，連日記也直接讓仆人長泰代筆。至光緒十二年（1886）潘曾瑋去世時，潘祖蔭“目疾依然”，燈下寫信，幾乎看不見。晚年潘祖蔭制箋、用箋，有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箋大、字大。一般人用箋，紙高在二十三厘米左右，潘祖蔭所用大箋高度超過一尺，最根本原因是眼睛看不見。不過，目疾后來曾有所好轉，可能與潘祖蔭用桑木盆洗眼有關。

潘祖蔭手札中，先后提及肝、胃疾五十余次，他治胃病最依賴的藥物，是廿四制金柑，北方沒有，要從蘇州買。金柑在治肝胃氣痛的方藥中，為重要成分，有以金柑為主材配置的金柑丸，專治肝胃氣痛。廿四制金柑，顧名思義，金柑腌制后，經過二十四蒸而成。幾種治療肝胃氣痛常用的中藥，經潘祖蔭親試數載后，最終廿四制金柑的效果獲得認可，成為其續命之寶，在家書中總不時催寄，有備無患，家書里常說“治病之金柑廿四制，幸早為寄來，一日不服不能矣”。

潘祖蔭對于藥物、食物均有要求、有講究，有時甚至顯得挑剔。

南方江浙地區物產豐饒，潘祖蔭所喜者，不過數種，藥、食兩用的陳皮為其中之一。蘇州的陳皮，現今也不止一種，如九制陳皮、清水陳皮、鹽津陳皮、老陳皮等，制作工藝、口味各不相同。在潘祖蔭書札中，出現陳皮、甜陳皮、宋公祠陳皮三種。潘祖蔭指名要宋公祠陳皮者二次，一次為“泥罐宋公祠陳皮”，一次為“宋公祠罐兒陳皮”，因陳皮用青瓷小罐分裝而得名。宋公祠在閶門外渡僧橋北，清初即以制陳皮著名，在清人顧祿《桐橋倚棹錄》中，陳皮首推宋公祠。

陳皮之外，潘祖謙從蘇州寄京師的南方食物有糟鵝蛋、蘆筍、佛手、火腿、香稻米、鹽大蒜、酒腳乳腐、海蜇、黃連頭、蕈油、扁尖等。潘祖蔭對酒腳乳腐（酒方）稱贊有加，如家書曾云“酒腳乳腐之妙，真是人間第一，寡二少雙者也”，又說“承寄酒腳乳腐，是兄性命”。袁枚《隨園食單》曾談及腐乳，清末杭州人夏曾傳在其《食單補證》里說“蘇州之酒腳腐乳亦佳”。國人素有藥食同源之說，潘祖蔭嗜之，味道佳為原因之一，另從中醫養生角度，亦有說法，清人蔣杏橋“食療治病”一說就提出“凡病人吃菜，只宜陳海蜇、醬橘皮、腐乳等”。

潘祖蔭還喜歡吃火腿，病中“忌口，自三月至今已久，除火腿外皆不吃，亦不想吃”，后托潘祖頤“為購廿只頂好頂好火腿（其價即繳，不好不要），趁輪船通時即寄為要”。

潘祖蔭丁艱回蘇守制期間，得以飽嘗故鄉食物。眾所周知，晚清京師同和居飯莊有一道名菜——潘魚，傳說由潘祖蔭所創，制作潘魚的主材活鯉魚，江南人家卻不愛吃。潘祖蔭在京師吃鯉魚，回到蘇州后，便對鱸魚、土步魚贊不絕口——“以土步魚（與鱸同妙）湯，食香稻米飯，雖神仙不啻也。再得燕筍、火腿，得龍肝鳳髓不過此矣”。香稻米、火腿兩種是潘氏在京日常索要之物，土步魚、筍等因清末尚無保鮮手段，從蘇州到京師，食材到達時必然變質腐壞，只有在蘇州當季才能吃到，故潘祖蔭不禁感嘆“真鮮美也”“雖神仙不啻也”“得龍肝鳳髓不過此矣”。在蘇州的時間總是不長久，回到京師的潘祖蔭會不會像張季鷹一般，待到秋風起時，便生“莼鱸之思”哉！

（作者為蘇州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