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街角的馬路牙子是她的根據地。她不停織著，像是在織一頂帽子，又像是在織一截褲腿。一旁停著輛三輪車，電焊的白鐵皮車廂，里邊只售賣三種東西——香煙、打火機和紙巾。有人買東西，她并不與其對視，似乎怕別人的眼神把她燙傷，只匆匆一掃，目光便落回自己的手里。

她坐在一棵槐樹下，樹影旋轉，她依舊不動。身后是新建的小區，對面是片圓形草地，像一個句號圈起的風景。草地上一黑一紅兩匹馬，黑的在凝視路上的行人，紅的低下頭去，準備吃草。它們站在一叢月季和幾棵柳樹之間。小孩們每天都會跑過來圍觀，要么騎在馬背上，要么揪一把青草喂給它們吃。而她對這一切都視若無睹，相比那兩匹馬，織毛線的她反而更像個雕塑。

少年時，我也曾苦練織毛線的技藝，兩根細長的針棒握在指間，毛線繞來繞去，正針、反針，那線漸漸垂下去，細看，像一堵柔軟的墻。從一根發帶開始，我又織了圍巾、毛衣、毛褲。女孩們上學之外的時間，都陷在一團又一團毛線里，要么就從大人那里分來彩線，繡鞋墊。后來流行的十字繡，是我們祖祖輩輩女孩們的必修課。堂姑墜子姑姑便是織毛線、繡花的好手。我至今記得她給小表妹織的粉紅毛衣，胸前一只舉著翠竹的大熊貓，側邊兩個小口袋，領口處用白線鎖了邊。女孩們看了都服氣，說簡直跟買的一樣。大家總纏著墜子姑姑問，怎么會有那么好的手藝，她笑著答，老人們以前總警告，不好好學習針線活，到了婆家凈受氣。我一直不解，為什么非得做得一手好針線活才能不受氣，難不成婆家是個比拼手藝的地方？

在山村里，手工鞋墊、毛衣都是最重要的嫁妝。不管多粗野的漢子，只要結了婚，一脫鞋，里邊都有精致的鞋墊，什么鴛鴦戲水、錦繡前程、好運連年，多是字畫相配，作為妻子的一腔柔情全在這里了。

馬路牙子上的女人，她織的那些東西會穿在誰的身上呢？

那個夜晚，我領著孩子剛進電梯，忽然，一個人影閃了出去。細看，正是織毛線的女人。她捂緊口罩，躲在一側，拒絕跟任何人同乘電梯。

她竟是我同樓的鄰居，住在二樓。繞過門口的月季花壇，去往西側，便能看到她家陽臺，那里布滿了數量驚人的紙箱和塑料瓶。鄰居們說，總坐在河邊木椅上的男人就是她丈夫。路過的人，不管大人小孩，也不管是否認識，他都要搭上句話。不下樓時，他會站在窗前看人來人往，不時大聲招呼兩句，嘻嘻哈哈地說笑。同我一起帶娃的女人無不感嘆，只有這樣的晚年才算享福呢，看上去沒有絲毫衰老的痕跡，卻已經退休，時間和金錢都充分自由。

他常跟樓上一位穿著清涼的時髦大姐坐在木椅上抽煙，談天聊地，親昵到旁若無人。有幾次，我們在電梯里相遇，他正端了洗好的水果，往那位大姐家送，還有兩次是剛做好的螃蟹和皮皮蝦。看到我們，直問孩子要不要吃。

織毛線的女人呢，她瘦削，走路時，像是衣服成了精，往前飄著移動。衣服上永遠都罩著一層霧，看上去不大清潔，款式又老舊，仿佛已經穿了幾十年。她獨來獨往，似乎在逃避人群。

我總好奇，他們家是否存在著平行空間，是否他們推開了同一扇門，卻并未進入同一個世界。

我不知道那女人手里的毛線跟婚姻有什么關系。但我知道，我們村莊里那些針線好的姑娘，婚姻都沒像她們手里的活計那般完美。

二

在圓形草地上，孩子們正驅策著那兩匹馬，我接到了墜子姑姑的電話。她客氣兩句，便火急火燎地催我看信息。

墜子姑姑已經過了六十歲，十幾年前天南地北地打工，終于在北京落了根，給人當保姆、護工。有一回我去北京開會，聯系她，她聲音極小，說雇主家的孩子病了，實在出不來，還專門轉給我二百塊錢，讓一定收下，給孩子買好吃的。

我急忙翻開信息，上邊只有兩行字：幫我找個律師吧，我要離婚！

早在三十多年前，她就鬧過一場曠日持久的離婚風波。她一次次逃回娘家，牛圈、地窖和空的大缸都曾是她和小表妹的藏身之地。

那時候村子里兩口子打得再兇也沒有出現過離婚這回事，人們輪著勸，讓她為了孩子趕緊回去。可當她撩起后背，人們都沉默了。我清楚記得，在她背上，舊疤新痕重疊、交織在一起，有些傷口因為感染無法愈合，像是生出了一張張殷紅的嘴唇。我頓時覺得，看起來唯唯諾諾的姑父是個十足的壞人。

聽說，之所以痛下狠手，全因為他母親的挑唆。在她眼里，媳婦進門就得降服住，尤其像墜子姑姑這種長相出眾、干活麻利的，沒準以后就會跟誰跑了。

織毛線的姑娘們圍坐在一起議論，像墜子姑姑那樣的人在婆家竟還受氣，便對手里的針線沒了信心。我呢，干脆把織到一半的毛褲扔給母親，去地里給牛割草了。

在親戚們的看護下，墜子姑姑跑醫院鑒定傷情，跑法院打離婚官司。但終于有一次路過原來的家，被姑父攔住，見他又是下跪又是發誓，墜子姑姑便心一軟，帶著小表妹回去了。第二年，又添了小表弟。

她還打過一次電話來，剛要講話，便又說病人拉到了床上，急忙掛斷了。半小時后又打過來，先是沉默，好半天才抽泣著說：怎么跟你說呢。這句話重復了兩遍，她才終于說出口：他懷疑我外邊有人。墜子姑姑是個傳統的女人，就連說出這句話都覺得羞恥。電話那邊又響起催促她喂飯的聲音。她的傾訴再次被打斷。

下午，我照例帶孩子在小區里玩耍，忽然，太陽被一團烏云吞掉，大雨傾盆，人們急忙跑向門口。織毛線的女人推著三輪車也回來了，衣服、帽子和口罩都已濕透，露出一副瘦骨架，整個人顯得輕薄起來。雨說停就停了。她看看陰沉的天空，決定把煙搬下來。一個正跟丈夫聊天的時髦大姐急忙把香煙掐滅，上前幫她一起搬。看丈夫還在那里發呆，她隔著好幾個人喊道：你，快幫忙啊！

她丈夫無動于衷，把燃起的香煙舉得更高些，仿佛身陷無助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個仇敵。兩個女人合力剛把香煙搬進樓道，雨點又重重地砸下來。對于時髦大姐的幫忙，她沒有拒絕，也沒有道謝。時髦大姐并不在意，而是扭過頭質問丈夫：你怎么不幫忙？她丈夫皺起上嘴唇，低沉有力地甩出兩個字：“丟人！”

她的表情遮在口罩后邊，這時，電梯門忽然猛地關上，把我注視她的目光夾斷了。

三

為了一次性把事情說清楚，墜子姑姑請了半天假，專門給我打電話。

這次離婚最初是姑父提出的。他原本跟墜子姑姑一起打工，卻因為吃不得苦，自尊心又強，沒幾天就跑回了老家。墜子姑姑拼命工作，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才攢錢把老家的房子翻了新，又在城里給兒子買了樓和車，娶上了媳婦。家里條件好起來，姑父卻忽然開始疑心那些錢的來路。

為了消除誤解，墜子姑姑曾特地請假回過一趟老家，但孩子們個個冷落她，親戚們也一臉狐疑，認為姑父不可能平白無故捕風捉影。她不知如何解釋，氣得指甲直往肉里撓。

她想跟姑父談談，但他不理她，連臥室都不讓進，等到半夜，卻跑出來折磨她，讓她賭咒發誓，可不管說什么又都不相信。墜子姑姑抽泣著說，她胳膊上現在還有淤青，胸口似乎折了一根肋骨，好長時間了，一出氣就疼。最可氣的是，墜子姑姑發現他在跟一個女人通視頻，言語曖昧，可是剛要問，他卻一巴掌扇過來：我還想查你的手機呢。

有天她正在兒子家做飯，姑父一身酒氣沖過來，對她拳打腳踢。兒子、兒媳聞聲趕來，正好看見她披頭散發地被姑父摁在地上，卻沒有為她說話，而是一副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央求能不能為了他們二人的臉面消停點兒。那一刻，眼前的房子、樓下的汽車都顯得那么諷刺。她想起自己多少天里給人擦屎擦尿，白天夜里不能合眼，多少回把男病人抱起上廁所，又抱回床上……

她決定回應姑夫離婚的要求，沒想到姑父卻說，離婚才是正中她的下懷，絕不能這樣便宜了她。她連夜回了北京，火車上接到女兒的電話，哭得比她還委屈：這么大年紀還離婚，是成心讓我抬不起頭嗎？

我找不出一句合適的話來安慰，想到她六十幾歲深陷在無助的婚姻里，不由得流下淚來。在看向窗外的模糊視線里，我看到織毛線的女人正在鎖三輪車。她瘦弱的身子忽然跟墜子姑姑的身影重疊起來。

四

大部分時間，她就坐在那棵樹下，哪怕后來因為妨礙電線樹冠被砍，再沒有影子供她遮陰，她也并不在乎。仿佛，一團又一團的毛線就是她想說的話，紅的、黃的、綠的、藍的……從她指間不斷涌出。有時是單色的，有時是多彩的。她日復一日重新排列這些特殊的語言，將其組成毛褲、毛衣、圍巾。她拆了織，織了又拆，生怕別人窺見真實的心思似的，就連編織時也總戴著手套，似乎連自己的雙手都不可信。  

夏天的午后，蟬胡亂叫著，孩子們在樓門口玩耍。她忽然蹬著三輪車出現在拐角，正從那里跑過的孩子嚇了一跳，尖叫著躲開了。她也嚇得不輕，跳下車子，沉默片刻，手指著那孩子罵起來，聲音沙啞中帶著一種尖厲，像一架多年不用的老舊機器重新運轉起來一般。

她的身體顫抖起來，罵小孩沒家教，罵小孩的媽媽不會看孩子。她的眼睛躲在帽子上的黑紗下邊，沒人能看清她此刻的神情。反正，她一直在罵，罵住在她樓上蹦跳的小孩，罵每天在窗外吵鬧的小孩……仿佛天底下所有的小孩都在故意惹她不高興。說著說著，她竟哭起來，仿佛小孩對她的驚嚇是一個開關，讓藏在她身后的巨大的委屈借機暴露了出來。但沒人聽她講這些，小孩的媽媽只問了句：“那些跟我們有什么關系呢？”她便立馬泄了氣，整個人委頓在了那里。

路口的兩匹雕塑馬不知道什么時候被毀壞了，黑馬屁股上露出了巨大的窟窿，紅馬少了條腿，幾乎就要栽倒下去。沒幾天，圓形的綠化帶被拆除，路口又拓寬了些。那輛常駐的三輪車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她不再去賣煙了。

聽說她丈夫癱瘓了，腦出血，他們女兒要上班，她只好留在家中照顧丈夫。不久，便看見她丈夫坐著電動輪椅進進出出，笑聲依舊爽朗，卻支支吾吾，很難說出一句別人能聽懂的話，并且，身后并沒有跟著人。

終于有一天一大早就聽到哀樂，樓下，門兩邊全是花圈，她丈夫的照片赫然擺在棚子中間。誰也沒想到他會這么快離世，人們不禁唏噓。

此后不久，我在樓下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她反常地沒戴帽子和口罩，從袖口隱約露出細長卻滿是皺紋的手指。風吹著細長的樹枝，也吹著纖細的她，仿佛她也是一棵柔軟的樹。并且，她換了鮮亮些的衣服，也不再刻意躲避什么。她開始駐足下來欣賞花草，觀看周圍的人，也抬起頭追尋一只鳴蟬可能的位置。她仿佛也在努力地破繭。隨著老伴的離世漸漸擺脫厚重的裝束——那層與所有人疏離的盔甲。

我給墜子姑姑找了一個很有經驗的律師，她卻猶豫了。當年她父親的斥責，現在從兒子嘴里冒了出來：“離什么婚？離了再嫁不出去，百年后尸骨都沒地方埋。”在老家，女人是不能進娘家祖墳的。她不想把如何處理自己尸骨的難題壓到孩子身上。

有一部只有幾分鐘的芬蘭動畫短片，叫《最后的編織》，一位女子坐在懸崖邊上編織紅圍巾，毛線用完后，她把頭發也當作毛線繼續織進去。圍巾越織越長，就要將她拖下懸崖，她用針織棒扎進崖壁掙扎抵抗。但她永遠無法停下編織的動作，編織、墜落、上岸，如此循環往復，直到她忽然意識到一旁有把剪刀，果斷將頭發剪斷，才終于為這場西西弗斯式的搏斗畫上句號。墜子姑姑和織毛線的女人，都像是這女人的現實化身。她們為了維持生活的完整，與他人一起編織起一條長蛇般吞噬并將自己拖向深淵的圍巾。她們在陡峭的懸崖上編織著自己的欲望與希冀，哪怕剪刀就在身邊，她們也很難將它真正舉起。

我跟墜子姑姑通了電話，并沒有問她是否離婚。其實這個問題從她在朋友圈曬出的孫輩的照片中就能看到答案。我們閑聊著各自的近況，好像都在有意繞開那個旋渦一樣的話題。婚姻宛如一件輕衣，用生命編織又被覆生命，或許有時好像很容易就能擺脫，其實也不過是一個劇本換成另一個劇本罷了。

【劉云芳，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主要發表于《北京文學》《天涯》《文藝報》《兒童文學》等。曾兩次獲得香港青年文學獎，并獲得孫犁散文獎雙年獎、孫犁文學獎、河北文藝貢獻獎。出版散文集《木頭的信仰》《給樹把脈的人》《陪你變成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