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典籍《商君書》雖是一部舊籍，今日讀來仍覺歷久彌新。中華書局2017年出版的《商君書》（梁萬如導讀及譯著），以二十六章的篇幅，系統梳理了從更法、墾令、農戰、去疆、說民、算地、賞刑、壹言等治國理念。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論述中反復出現的“國作壹”表述。表面上看，“國作壹”似乎是強調秦國應該集中力量發展“農戰”，堅持“治國不二”，令從“壹”出，即專壹農戰的強國思路。但仔細想來，“壹”的深層含義乃“壹天下”之意。盡管商鞅本人未能見到秦一統六國的結果，但《商君書》所系統闡述的“壹天下”思想，不僅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理論基石，更以其深遠的制度創新意識，跨越兩千余載時空，與中國式現代化治理體系形成某種歷史呼應。

古之“壹刑”的當代傳承

商鞅主張“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書·賞刑》）。這種法度統一的理念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得到印證：“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盡管改革初期遭遇阻力，但法治統一最終使秦國“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

與商鞅時代不同的是，現代法治強調“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有機統一，既繼承了“刑無等級”的平等精神，又注入了人權保障、程序正義等現代法治內涵。正如《資治通鑒·漢紀六》所載：“法者，天下之公器也”，當代中國將這一“公器”與現代國家治理相結合，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體系。

《商君書》提出“利祿官爵摶出于兵，無有異施也”，通過軍功授爵制打破世卿世祿，實現了社會流動機制的革新。司馬遷評價商鞅“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史記·商君列傳》），這種“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的制度，極大激發了社會活力。商鞅的時代強調“輕賞”以治國，其目的是不讓人民懈怠或忽視長期的農戰工作。但現代治理則應更加注重激勵制度的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既保持“以功授爵”的公平內核，又融入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相結合、個人發展與社會貢獻相統一的新理念，讓個人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高度融合起來。這種創新使人才激勵機制既保持效率優勢，又避免了商鞅時期“刻薄少恩”的弊端。

新時代對“壹天下”的新詮釋

“壹天下”在國土治理層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商君書》提出“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溪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這體現了系統的規劃思想，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直到秦統一六國后，這種國土治理方式以郡縣制的制度創新展現出來，讓秦統一六國后，廣袤的國土治理模式有了高效的抓手。當代中國實施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將傳統空間治理智慧提升到新高度。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等重大戰略，體現了“全國一盤棋”的整體思維，這是新時代對“壹天下”區域發展思路的新詮釋。

關于改革，商鞅有句振聾發聵的名言：“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這句話用今天最接近的術語來解釋就是國家治理要因地制宜，不能限于一種方式而固步自封；要對有利于國家的制度和政策創新予以鼓勵，不能效法古代或過去既有的經驗。《戰國策·秦策一》載：“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誨強大，賞不近私情。”秦國以“廢井田、開阡陌”之經濟改革與“賞軍功、抑宗室”之爵制變革，打破世襲特權，構建“利出一孔”的國家治理體系。因此，《商君書》所倡“壹天下”之要義，在于通過制度整合與法令統一，破除戰國時期各地管理參差不齊之弊，此理念深深植入中國歷代治理智慧。而今觀之，其與中國式現代化之路頗有暗合：這種以制度性改革實現資源統籌、力量集中的思路，恰與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的“全國一盤棋”相呼應，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工業化奠基，到改革開放后的市場活力釋放，再到今天高度強調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皆體現通過系統性變革激發整體效能的治理邏輯。

從商君之法到中國式現代化

《商君書》關于改革圖強的歷史辯證法在于：改革須有堅定意志與戰略定力。中國式現代化不走西方殖民掠奪的老路，而是以自主改革實現跨越式發展，如脫貧攻堅中的“精準施策”與科技創新中的“新型舉國體制”，皆承襲了傳統治理中“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智慧。當然，先秦按《商君書》治理的強國之路在秦二世就敗亡的教訓亦警示：單一嚴法不足以長治久安。中國式現代化因此強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將法治與德治結合，如新時代“楓橋經驗”融合基層自治與法治，既承商君“令必行”之綱紀，又補以人性化治理的溫度。換言之，“壹天下”非謂泯滅差異，而是追求發展秩序的協同統一。中國式現代化以改革為引擎，既取法商鞅“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的變革精神，又超越傳統局限，以人民為中心、以共同富裕為旨歸，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治理體系。

總之，《商君書》的“壹天下”思想與中國式現代化治理創新，歷經兩千多年跨時空形成歷史延續。商鞅所倡導的“治國貴民壹，民壹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雖帶有時代局限性，但其追求國家治理體系整體性、協同性、高效性的核心理念，仍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圣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當代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既汲取了“法治統一、激勵明確、文化認同、空間優化、立足國情”等傳統智慧，又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最終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治理模式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作者為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