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伯簫的文學生涯，跨越現代和當代；吳伯簫的文學實績，涉及文學教育和散文創作。自1925年在大學求學期間“開始用白話寫作”以來，他一生都在散文的藝術領域里默默耕耘，不懈勞作，不同時期都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散文佳作，成為半個多世紀里始終保持孜孜不倦的探求姿態的散文大家。

吳伯簫談到自己的散文時，曾說道：“可能我的藝林里只有無花果一科。”這一自謙式喻比，卻也道出了吳伯簫散文的藝術真諦：無花果，不務虛，只求實；不見花，只結果。吳伯簫的散文確有如此相似的品格。它素樸自然，沒有構思上的矯揉造作；它蘊藉深沉，沒有內蘊上的顯露淺薄。它總是以豐富深厚的內涵發人深思，又總是以雋永深邃的情思引人遐想。它像無花果一樣，沒有爭奇斗艷之意，只有默默奉獻果實之心。

教育事業中堅持文學寫作

吳伯簫晚年在回憶自己的散文寫作時曾說到，自己早期的一些作品，“是搞教育行政工作時的產品，有的同志說是‘不務正業’”。這種自謙式的夫子自道，其實也是一種真情陳述。吳伯簫早年“曾夢想以寫作為業”，但卻始終未能如愿以償。他自參加革命工作之后，始終聽命于組織的分配，堅決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黨和國家的文化教育行政工作，構成了他人生的全部履歷和主要旋律。

20世紀30年代初期，吳伯簫就學于北京師范大學英語系。畢業之后，就回到山東原籍，先后在濟南鄉村師范任教師，在萊陽鄉村師范任校長。自1938年4月，輾轉到達革命圣地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半年之后，從事文化教育戰線的組織領導工作，這成為他此后所從事的主要職業。

延安時期，吳伯簫先后擔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文藝工作組組長、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秘書長、陜甘寧邊區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1942年5月，他以業余文藝工作者的身份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隨后到張家口，任華北聯合大學中文系副主任；之后又到東北，任東北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1949年7月，他赴京參加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當選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前身）委員、秘書長。

新中國成立后，吳伯簫就任東北教育學院（沈陽師范大學前身）副院長。1954年調至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兼任文學講習所（魯迅文學院前身）所長。1969年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鍛煉。整風運動中被錯誤處理。“文革”之后的1978年恢復工作，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郭沫若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1981年當選中國文聯理事。1982年因病逝世。

由以上的經歷可以看出，吳伯簫從西北到華北，從東北到北京，輾轉過不少地區，調換過許多單位，堪稱“革命事業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光輝典范。這些職位與經歷還告訴人們，吳伯簫的主要工作，一直都是文化教育行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散文寫作之于他，確屬正業之外的“副業”。而他無論在何種境況之下，都一直堅持散文寫作，并在不同時期都有佳作力構面世，實際上也與他始終不脫離工作、不疏離生活密切相關。工作與生活，給他的散文寫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與無盡的動能。

很有幸，我與吳伯簫先生打過一些交道，并留下了令人難忘的印象。20世紀80年代初期，吳伯簫先生恢復工作后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任副所長。我當時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下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與文學研究所同在建國門外的日壇路六號的一個院子里辦公。那個時候，我讀了吳伯簫先生的一些散文，對他很是敬佩和仰慕。偶爾看到他那邁著沉穩的步子走過院子的偉岸身影，很有一種尋機拜訪他的沖動。一次我大著膽子去找他，提出了一些文學寫作問題向他求教。吳伯簫先生放下別的事務，以和藹可親的態度熱情接待，耐著性子作答。有時看他實在太忙，我就把一些問題寫成條子留給他，他先后都給我認真回復了。如此的信件往來，大概有三四次之多。后來才知道，他那時除去文學所的種種公務，還兼任郭沫若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擔子很重，事務繁多。我的不期而至的造訪與求教，其實都是打擾。由此，吳伯簫先生就更令我敬重不已，至為感念。

散文創作領域的無盡探索

吳伯簫在散文寫作方面，是有自己的想法與追求的。他談到早年的創作意向時說道：“曾妄想創一種文體：小說的生活題材，詩的語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結構。內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及鳥獸蟲魚；感情粗獷、豪放也好，婉約、沖淡也好，總要有回甘余韻。”他朝著這樣的總體方向，一方面堅持孜孜不倦的藝術探求，一方面因時因地制宜地自我調整，至20世紀30年代，已在散文領域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40年代，走向散文寫作的相對自由的境界，成為現代時期散文領域里風格獨具的重要一家。

吳伯簫自1925年在北京師范大學求學期間，就開始了散文寫作，并在京津報紙副刊上連續發表作品。經過這段時間的寫作歷練，到30年代初期，回到山東在濟南鄉村師范等地任職時，創作了以兒時的鄉村記憶為題材的作品，借以寄寓自己對于美好生活的期望與祈念，宣泄對于黑暗世道的憤懣與不滿。《羽書》收入的《馬》《海》《薺菜花》《島上的季節》《我還沒見過長城（驚沙坐飛之二）》等篇什，均為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馬》由馬串聯起鄉村生活的熱鬧景象，表達自己的鄉土情愫；《海》描寫作者所喜歡的海灘、海潮、海風、海霧，寫得氣象萬千，令人神往。《我還沒見過長城（驚沙坐飛之二）》由北京的名勝古跡說到萬里長城，盡情抒發作者對于長城的崇敬、向往和思念，通篇洋溢著強烈的民族情感與戰斗激情。這一時期的作品，逐漸顯露出吳伯簫散文寫作的個性追求，那就是在追求內容的誠摯與真切的同時，嘗試和運用適于內容表達的藝術形式，逐步形成一種以小見大、由樸見真的藝術風格。

1938年4月，吳伯簫經過多地輾轉終于到達延安，投身于革命的熔爐，深入到抗戰的前線。環境的變化與情感的轉化的雙重變遷，使吳伯簫的散文寫作隨之發生變化。他在戎馬倥傯的間歇寫就的作品，呈現出與以前不同的新的樣貌。寫作于這一時期的《記亂離》《夜發靈寶站》《神頭嶺》等作品，均為抗戰生活的內容，并帶有紀實敘事的特點。如《神頭嶺》由漫流河聽戲、月夜里行軍、老百姓的敘說，描述了八路軍129師386旅在神頭嶺伏擊日軍的戰斗情形，歌頌了八路軍將士奮勇殺敵的英雄氣概。較之以往，這一時期的作品明顯具有“大我”的意味與時代的氣息。

1942年5月，吳伯簫應邀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現場聆聽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場座談會和隨之而來的整風運動，對于作者的精神世界的改造與提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吳伯簫在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必由之路上，邁出了更為堅實的步子，使他的散文寫作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表現出新的進取與新的變化。這一時期，他創作了《南泥灣》《“火焰山”上種樹》《黑紅點》《出發點》等系列散文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作者著力于延安和邊區的新人、新事、新風景的描述，字里行間洋溢著對黨的領導和延安軍民的崇高敬意和深摯情意，以及自己作為其中一員的自豪心情。如《出發點》著意描述從延安出發的意義所在：“從此出發，中國有了廣大的解放區”“從解放區出發，我們看得到全國。”廣闊的胸懷，堅定的自信，都溢于言表。而藝術表現方面，吳伯簫這一時期的散文作品，在以往以小見大的藝術程式之上，又呈現出看取生活高瞻遠矚，提煉題旨大處著眼的新高度與新趨向。

以優秀篇章助力語文教學

吳伯簫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不久，由東北調到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擔任副社長、副總編輯并主持語文教材的編寫和從事文學教育工作。這一時期，他的本職崗位任務繁重，工作繁忙。他既要與葉圣陶社長“經常討論語文教材的編撰”，還要“審稿子，改稿子”，“全力投入，一絲不茍”。與此同時，他還兼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所長、《文藝學習》編委等職務。但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這個時期，吳伯簫在散文創作上連續推出新作，廣泛獲得好評，又登上了一個新的藝術高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蓬蓬勃勃的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激發了作者極大的創作激情，另一方面則是長期的生活積淀與情感沉淀，讓作者在“寫什么”與“怎么寫”上，都有了更多的寫作資源與很大的藝術自由。吳伯簫談到他這一時期的寫作時，曾寫道：“回到延安寫戰地見聞，進入北京才寫延安生活，這跟成年回憶兒時差不多。高爾基寫《我的童年》不是在他過流浪生活的時候，而是在他蜚聲世界文壇之后。現實生活，有些可以因景生情，即席賦詩為文，有些就不行。往往要后天寫前天，二十年后寫二十年前。親身經歷的事，也要經過一番回味，洗煉，把浮光掠影變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匯成完整印象，才能構成一篇作品的雛形。真的寫出來，最恰當的時機又不知等多久。《延安的歌聲》，熟悉它是八年；想寫，想寫，拖了二十年；執筆定稿卻花了不到一天的時間。寫過《菜園小記》《窯洞風景》之后，想寫革命隊伍里同志之間的關系，又不知考慮了多久。”想寫又不輕易去寫，直到醞釀成熟才去動筆，完成之后再等待時機發表，如此長久的生活積攢、持久的情感沉淀、不斷的藝術打磨，使得吳伯簫這一時期的散文，都是厚積薄發、博觀約取的成果，因而讀來既引人入勝，又耐人咀嚼。

吳伯簫這一時期以延安生活為內容的散文，先后有《記一輛紡車》《菜園小記》《延安》《延安的歌聲》《窯洞風景》等接踵而來，形成了佳作聯袂的喜人景象。《記一輛紡車》寫他對留在延安的“一輛紡車”的回憶與懷念。作品記敘了作者從學習駕馭紡車，到掌握紡線技術的經歷。紡車提供了勞動的實踐，帶來“勞動后收獲的愉快”，作者與紡車產生了“騎士對戰馬的感情”。作者講述了自己從不會到學會的過程，從“恨”到“愛”的轉變，還講到紡車在“自力”方面的好處、在“豐衣”方面的貢獻，以及紡線競賽的熱鬧場景和集體勞動的精神風貌。在這樣細致的描寫中，“一輛紡車”活了起來，成為勞動的象征、精神的符號。《菜園小記》記述了作者在延安時與兩位戰友一起經營一塊菜園的故事。在這塊只有二三分地的菜園里，他們松土、下種、施肥、澆水，學會了種菜，享受了樂趣，更收獲了韭菜、白菜、蘿卜、茄子、辣椒、西紅柿等多種蔬菜。作者以充滿詩意的語言描述這塊菜園承載的希望與生機，帶來的收獲與樂趣，生動而形象地再現了大生產時期的歷史場景。《延安的歌聲》則記述了從大生產到報告會，延安所盛行的“唱歌風氣”。歌聲“從心里流出來”，“又唱到人們的心里”，簡直成了“歌的河流，歌的海洋”，“延安的歌聲，是革命的歌聲，戰斗的歌聲，勞動的歌聲，極為廣泛的群眾的歌聲”。《延安》以一個過來人的角度，講述了作者在延安這個“革命的家”的學習與工作，生活與勞動的感受，以及在思想上、精神上的歷練與成熟。作者的親身經歷，加上“三年八路軍，生鐵變成金”的諺語，使得“延安是革命的熔爐”的結論不證自明，令人格外信服。

因為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相得益彰，《記一輛紡車》等作品在文壇內外引起高度好評和廣泛關注。自20世紀60年代起，《記一輛紡車》《菜園小記》等作品就被全國各地的中小學語文課本收入，成為助力青少年學生學習語文和健康成長的經典作品，在語文教學與育人成長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發揮了獨特的功能。

素雅含韻的藝術啟迪

吳伯簫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散文寫作中，既持守著積極有力的進取姿態，又保持了持久不衰的創作活力，為讀者奉獻了常讀常新的精品力作，為現代當代的散文寫作譜寫了精彩的藝術華章。他的獨特而出色的創作實踐，也為散文寫作乃至文學創作提供了不少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吳伯簫散文寫作的藝術特點及其主要成因與基本經驗，可以從多個方面來觀察。在我看來，尤以三個方面的成因與經驗最為凸顯也更為重要。

第一，與生活始終保持緊密的聯系。吳伯簫從早年從事鄉村教育工作，到后來供職于文化教育行政部門，始終都處于緊張而忙碌的工作狀態。教育行政工作本身就是生活之一種，而吳伯簫無論在何種境況之下，都高度重視深入人民大眾的生活之中，了解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動，并在接近與觀察中，體察人民生活的內在滋味，把握時代生活的內在律動。他早年記述兒時鄉村記憶的作品，無論寫馬、寫雞，還是寫山、寫水，因為都有對于生活的細致觀察與獨到把握，都寫得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后來描寫抗戰生活和延安往事，都是從小人物、小紡車、小菜園寫起，由小見大，以微知著，由一個個感人的小細節與微情節，來表現勞動的樂趣，揭示人生的哲理。可以說，他對于現實的深入了解，對于生活的深沉摯愛，使他的作品有了堅實的內容基石和深厚的情感支撐。豐富而厚實的人生經歷與生活積累，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吳伯簫散文作品的內容鮮活與意味雋永，使人讀來親切生動，讀后回味無窮。

第二，寫作的要點在于“回味”的過程。吳伯簫的散文，不同時期都有頗具影響的力作，但評價普遍較高、影響也較為深遠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所寫作的反映延安生活的散文作品。在談到自己為何“進入北京才寫延安”的問題時，他所寫的“親身經歷的事，也要經過一番回味，洗煉，把浮光掠影變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匯成完整印象，才能構成一篇作品的雛形”一席話，既是在解釋自己“二十年后寫二十年前”的原委，也是在闡明創作者需要對所占有的生活進行一番“回味”的道理。這樣“回味”的過程，既是反芻的過程、醞釀的過程，也是提煉的過程、升華的過程。吳伯簫的《記一輛紡車》等作品之所以令人百讀不厭，歷久彌新，就在于經過了時間的沉淀、思想的浸潤、藝術的蒸騰，寫作水到渠成，作品瓜熟蒂落，而且細節更典型，內容更深邃，意蘊更豐沛，題旨更凝練，作品所蘊含和所呈現的，都是歲月的精華與歷史的縮影。這樣經歷了較長時間“回味”過程的作品，一出手就如同開啟了封存20年的原漿老酒，醇香濃郁，回味悠長，沁人心脾，醉人心扉。

第三，樸中見色的文風。吳伯簫特別重視文風的問題。他在《文風不是私事》一文中，講到“好的文風”的三個要點：“一要表達正確的思想，二要抒發健康的情感，三要文字準確、鮮明、生動。”之后，他還有一個總體性要求：“做到深入淺出，令人百讀不厭。”如許的文風論述，其實都是經驗之談。吳伯簫早期的散文，側重于借物說事，以事抒情；后期的散文，偏重于以事述史，以史說理。但就其藝術風格來看，是在不斷地走向平實與素樸，具有平中有奇、淡中有濃、輕中有重、樸中見色的鮮明特點，可以說是摒棄浮華，返璞歸真，洗盡鉛華，含英咀華。顯而易見，這種素雅含韻的藝術境界，一般作者很難達到，因而彌足珍貴。

回望吳伯簫的創作生涯，半個多世紀以來，他以不同時期的嘔心瀝血之作，真實而生動地描繪了中國社會從現代到當代的歷史演進和時代變遷的許多重要畫面，也讓我們從中看到一個追求革命和執著藝術的知識分子，以自己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默默奉獻碩果累累的“無花果”，成為人們所喜愛的杰出散文家的奮斗歷程。這一切，都是吳伯簫留給我們的最為重要的文學遺產，也是激勵和助力我們努力攀登新時代文學高峰的寶貴的精神財富，而他也同這些文學遺產、精神財富一起，活在我們的思念里，活在人們的閱讀中。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