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平和
有聯贊戴震:“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達人”。
戴震一生還算安穩,不到公卿卻無災無難,沒有大起大落。
戴震一生著述頗豐,人稱“集大成的百科全書”,卻五次科舉皆落第,第六次總算中了,還虧了皇上特別照顧。
戴震一生不算無業,只能說是文化打工人,所事多多,多半是在打零工。
戴震一生隨性平和,“先生之言,平正通達”,不耍名士派頭,“不為矯激之行”,卻招惹了許多文字是非。
公認大才 就是考不中
戴震出生于雍正元年(1724)臘月,出生時天有雷鳴,因《周易》有云:“震一索而得男,謂之長男”,故取名“震”。這么說,似乎戴震其父大有學問,其實只是開布匹店的布販子,糊口之外,家資可供戴震讀書,如此而已。
冬天打雷雖少,并不算異象。但戴震小時確有異常,十歲之前,不能開口說話。戴震弟子段玉裁后來為其編年譜,十歲之前都是空白,記的是某年“二歲”,某年“三歲”,直至記到十歲,“是年先生乃能言”。段玉裁給的解釋是戴震厚積薄發,“聰明蘊蓄者深矣”。
戴震一張口,就是要讀書。戴父送他去私塾,戴震展現天賦,“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戴震讀書,喜歡尋根究底,“凡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不勝其煩,“略舉傳注訓詁語之,意每不釋。塾師因取近代字書及漢許氏《說文解字》授之。”
塾師送了戴震一本《說文解字》,他愛不釋手,日夕揣摩,“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于今者,參伍考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以為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
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這是戴震一生的治學方法,也是清朝乾嘉學派研究學問的成功秘訣。
戴震天賦過人,又下得苦功,時人認為他進士及第,應如探囊取物。“年十九,族人慫恿應試”,鄉試題目是《鄉人儺》,戴震旁征博引,考證詳明,主考官“雖賞其文,而故實多不知出處,甚或疑為抄襲”。師生對問,戴震歷數經典,如數家珍,主考官以衣冠贈之,大贊戴震:“勉之,汝將來成就,當勝我十倍。”
“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大儒程恂初見戴震,認為戴震考個進士手到擒來。老先生說話落空了,“先生學日進,而遇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戴震三十歲才中秀才,四十歲中了舉人,此后不是“先生入都會試,不第”,就是“入都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到了五十三歲“仍不第”。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已經名滿天下了,乾隆特憐之,專門給他開了一條通道,“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為同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到兩年,“孰意竟以是年五月病沒京師。”
戴震之病是積勞成疾,遇到了庸醫。“蓋先生用心過勞,至于痿蹷,而不自止。病已深矣,心煩如欲吐者,庸醫乃以黑山梔寒之而吐之,斯不可為矣”。這里要說的是,乾隆還是器重戴震的,戴震死后十多年,他還在問戴震“尚在否”,聽說戴震已死,乾隆“嘆息者久之”。
名動京師 當了“特召”舉人
“用是絕志舉子業,覃思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所為《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圜記》諸書,皆成于是時也。”戴震是讀書種子,卻不是科舉選手,年近三十,還是秀才,說戴震“絕志舉子業”,是不對的。戴震一直在科舉,當然想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戴震也是自我拉扯,“公于帖括之學,不甚講求”,對時文用心不多,專心致志于百科學問,奈何科舉只考時文。
三十歲之前,戴震一直隨父親做布販子,在江西、福建一帶往來行商。徽商很著名,“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而居,商賈東西,行營于外,以就口食”,做學問跟做生意太不搭了,父親到福建開店,戴震就在附近開個小私塾,當孩子王。
戴震當民辦教師,很稱職,“先生接物待人以誠,謀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揚人之善,如恐其不聞。其教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為倦也”。
當私塾老師之外,戴震還入過幕當文字秘書,當過書院山長,也常去地方政府打零工,主要是給縣市修地方志,戴震主持或指導或校勘的方志不下十余部,這是戴震對地方志的貢獻。
戴震三十三歲時來北京,緣起一件心酸事,“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今,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于歙縣會館”。戴震苦中作樂,憤中佯狂,在旅館里縱歌唱詩,“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人皆目為狂生”,這在戴震一生中少有的一次“失態”。
戴震“以仇避都”,反而是他一次“揚名”之旅。在北京他結識了錢大昕,錢是翰林院侍講學士,與紀曉嵐合稱“南錢北紀”,贊戴震是“天下奇才也”。
戴震名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往,他與紀曉嵐因此結識。二十多年里,兩人學問切磋,彼此甚相得,“東原與昀交二十余年,主昀家前后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為弇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于心者。”
紀曉嵐當了四庫全書總纂,請來戴震當編輯,“上(乾隆)素知有戴震者,故以舉人特召,曠典也”。
戴震在天文、數學、歷史、地理、音韻、文字、訓詁甚至自然科學等方面都卓有成就。清代史家汪中曾擬作《國朝六儒頌》,說清朝通儒有六個“繼往開來者”:“顧炎武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渭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文鼎而精力專攻;古文者,閻若璩也;專治漢《易》者,惠棟也。凡此千余年不傳之絕學,及戴震出而集其大成”。
思想有鋒芒 作風很老派
戴震有段流傳極廣的軼事,是他十歲時候的,后世稱為“戴震難師”。
戴震上私塾,塾師教《大學章句》右經一章。戴震偏頭問:“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老師答這是朱熹說的;戴震繼續問:“朱子何時人?”老師答說是南宋人;戴震繼續問:“曾子何時人?”老師答曰:“東周。”那么,“周去宋幾何時?”老師一步步被戴震帶入套子里,答“幾二千年”,關鍵問題來了:“然則子朱何以知其然?”這下把老師給問住了,“師不能答。”
引者引這故事,是來說明戴震從小就具有乾嘉學派的治學精神,“后讀他經書,一字必求其義”,大膽質疑,小心求證,“亦知前輩京師為童子時,便能質疑問難,實事求是如是。”
這個故事不只可知戴震鉆研治學之理念,更可知戴震質疑權威之勇氣。
戴震反對程朱理學。朱熹理學核心是六個字:“存天理,滅人欲”,戴震對此不以為然,激烈批評:“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在戴震看來,情才是天理,既然人有情,那么人就欲,欲也是天理,“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什么是天理?“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
戴震提倡存人欲,不是說要縱人欲,他主要觀點是,“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
戴震為人欲正名,并不是精致地利己。戴震終其一生,只娶了朱氏,夫妻感情琴瑟和鳴,對戴震治學支持甚力:“夫人歸于先生,先生方為諸生,攻苦食淡,以待舅姑,事君子,米鹽凌雜,身任之,俾先生專一于學。”
戴震思想接近當代,在當時卻是捅了馬蜂窩,被群起圍攻。章學誠斥他“心術未醇”。姚鼐本是要拜戴震為師的,不吝惡言相向:“欲言義理以奪洛閩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甚矣。”翁方綱還算仁藹,勸戴震好好去做學問,莫來談思想,“其人不甘以考訂為事,乃欲談性道以立異于程朱。”錢載和戴震在四庫圖書館更是吵得不可開交,“論至學問可否得失處,籜石顴發赤,聚訟紛挐。及罷酒出門,龂龂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據說這次是戴震挑起的,“戴東原新入詞館,斥詈前輩。”
其實,戴震是謙謙君子。段玉裁拜他為師,戴震寫信給段,自稱為弟,愿以兄弟相待,不想以師生相稱,“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后來在段玉裁一再懇求下,才答應亦師亦友;姚鼐來拜師,他也是如此,“有過則相規,便是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
可惜,思想那么先進的戴震,學問那么宏博的戴震,風度那么老派的戴震,乾隆四十二年(1777),“卒于官,年五十有五”。
身已滅,言已立,“先生之學,雖未設施于時,既沒,其言立,所謂不朽者與”(清洪榜《戴先生行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