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聯贊戴震：“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達人”。

戴震一生還算安穩，不到公卿卻無災無難，沒有大起大落。

戴震一生著述頗豐，人稱“集大成的百科全書”，卻五次科舉皆落第，第六次總算中了，還虧了皇上特別照顧。

戴震一生不算無業，只能說是文化打工人，所事多多，多半是在打零工。

戴震一生隨性平和，“先生之言，平正通達”，不耍名士派頭，“不為矯激之行”，卻招惹了許多文字是非。

公認大才 就是考不中

戴震出生于雍正元年（1724）臘月，出生時天有雷鳴，因《周易》有云：“震一索而得男，謂之長男”，故取名“震”。這么說，似乎戴震其父大有學問，其實只是開布匹店的布販子，糊口之外，家資可供戴震讀書，如此而已。

冬天打雷雖少，并不算異象。但戴震小時確有異常，十歲之前，不能開口說話。戴震弟子段玉裁后來為其編年譜，十歲之前都是空白，記的是某年“二歲”，某年“三歲”，直至記到十歲，“是年先生乃能言”。段玉裁給的解釋是戴震厚積薄發，“聰明蘊蓄者深矣”。

戴震一張口，就是要讀書。戴父送他去私塾，戴震展現天賦，“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戴震讀書，喜歡尋根究底，“凡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不勝其煩，“略舉傳注訓詁語之，意每不釋。塾師因取近代字書及漢許氏《說文解字》授之。”

塾師送了戴震一本《說文解字》，他愛不釋手，日夕揣摩，“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于今者，參伍考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以為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

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這是戴震一生的治學方法，也是清朝乾嘉學派研究學問的成功秘訣。

戴震天賦過人，又下得苦功，時人認為他進士及第，應如探囊取物。“年十九，族人慫恿應試”，鄉試題目是《鄉人儺》，戴震旁征博引，考證詳明，主考官“雖賞其文，而故實多不知出處，甚或疑為抄襲”。師生對問，戴震歷數經典，如數家珍，主考官以衣冠贈之，大贊戴震：“勉之，汝將來成就，當勝我十倍。”

“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大儒程恂初見戴震，認為戴震考個進士手到擒來。老先生說話落空了，“先生學日進，而遇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戴震三十歲才中秀才，四十歲中了舉人，此后不是“先生入都會試，不第”，就是“入都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到了五十三歲“仍不第”。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已經名滿天下了，乾隆特憐之，專門給他開了一條通道，“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為同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到兩年，“孰意竟以是年五月病沒京師。”

戴震之病是積勞成疾，遇到了庸醫。“蓋先生用心過勞，至于痿蹷，而不自止。病已深矣，心煩如欲吐者，庸醫乃以黑山梔寒之而吐之，斯不可為矣”。這里要說的是，乾隆還是器重戴震的，戴震死后十多年，他還在問戴震“尚在否”，聽說戴震已死，乾隆“嘆息者久之”。

名動京師 當了“特召”舉人

“用是絕志舉子業，覃思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所為《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圜記》諸書，皆成于是時也。”戴震是讀書種子，卻不是科舉選手，年近三十，還是秀才，說戴震“絕志舉子業”，是不對的。戴震一直在科舉，當然想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戴震也是自我拉扯，“公于帖括之學，不甚講求”，對時文用心不多，專心致志于百科學問，奈何科舉只考時文。

三十歲之前，戴震一直隨父親做布販子，在江西、福建一帶往來行商。徽商很著名，“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而居，商賈東西，行營于外，以就口食”，做學問跟做生意太不搭了，父親到福建開店，戴震就在附近開個小私塾，當孩子王。

戴震當民辦教師，很稱職，“先生接物待人以誠，謀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揚人之善，如恐其不聞。其教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為倦也”。

當私塾老師之外，戴震還入過幕當文字秘書，當過書院山長，也常去地方政府打零工，主要是給縣市修地方志，戴震主持或指導或校勘的方志不下十余部，這是戴震對地方志的貢獻。

戴震三十三歲時來北京，緣起一件心酸事，“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今，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于歙縣會館”。戴震苦中作樂，憤中佯狂，在旅館里縱歌唱詩，“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人皆目為狂生”，這在戴震一生中少有的一次“失態”。

戴震“以仇避都”，反而是他一次“揚名”之旅。在北京他結識了錢大昕，錢是翰林院侍講學士，與紀曉嵐合稱“南錢北紀”，贊戴震是“天下奇才也”。

戴震名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往，他與紀曉嵐因此結識。二十多年里，兩人學問切磋，彼此甚相得，“東原與昀交二十余年，主昀家前后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為弇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于心者。”

紀曉嵐當了四庫全書總纂，請來戴震當編輯，“上（乾隆）素知有戴震者，故以舉人特召，曠典也”。

戴震在天文、數學、歷史、地理、音韻、文字、訓詁甚至自然科學等方面都卓有成就。清代史家汪中曾擬作《國朝六儒頌》，說清朝通儒有六個“繼往開來者”：“顧炎武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渭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文鼎而精力專攻；古文者，閻若璩也；專治漢《易》者，惠棟也。凡此千余年不傳之絕學，及戴震出而集其大成”。

思想有鋒芒 作風很老派

戴震有段流傳極廣的軼事，是他十歲時候的，后世稱為“戴震難師”。

戴震上私塾，塾師教《大學章句》右經一章。戴震偏頭問：“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老師答這是朱熹說的；戴震繼續問：“朱子何時人？”老師答說是南宋人；戴震繼續問：“曾子何時人？”老師答曰：“東周。”那么，“周去宋幾何時？”老師一步步被戴震帶入套子里，答“幾二千年”，關鍵問題來了：“然則子朱何以知其然？”這下把老師給問住了，“師不能答。”

引者引這故事，是來說明戴震從小就具有乾嘉學派的治學精神，“后讀他經書，一字必求其義”，大膽質疑，小心求證，“亦知前輩京師為童子時，便能質疑問難，實事求是如是。”

這個故事不只可知戴震鉆研治學之理念，更可知戴震質疑權威之勇氣。

戴震反對程朱理學。朱熹理學核心是六個字：“存天理，滅人欲”，戴震對此不以為然，激烈批評：“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在戴震看來，情才是天理，既然人有情，那么人就欲，欲也是天理，“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什么是天理？“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

戴震提倡存人欲，不是說要縱人欲，他主要觀點是，“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

戴震為人欲正名，并不是精致地利己。戴震終其一生，只娶了朱氏，夫妻感情琴瑟和鳴，對戴震治學支持甚力：“夫人歸于先生，先生方為諸生，攻苦食淡，以待舅姑，事君子，米鹽凌雜，身任之，俾先生專一于學。”

戴震思想接近當代，在當時卻是捅了馬蜂窩，被群起圍攻。章學誠斥他“心術未醇”。姚鼐本是要拜戴震為師的，不吝惡言相向：“欲言義理以奪洛閩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甚矣。”翁方綱還算仁藹，勸戴震好好去做學問，莫來談思想，“其人不甘以考訂為事，乃欲談性道以立異于程朱。”錢載和戴震在四庫圖書館更是吵得不可開交，“論至學問可否得失處，籜石顴發赤，聚訟紛挐。及罷酒出門，龂龂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據說這次是戴震挑起的，“戴東原新入詞館，斥詈前輩。”

其實，戴震是謙謙君子。段玉裁拜他為師，戴震寫信給段，自稱為弟，愿以兄弟相待，不想以師生相稱，“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后來在段玉裁一再懇求下，才答應亦師亦友；姚鼐來拜師，他也是如此，“有過則相規，便是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

可惜，思想那么先進的戴震，學問那么宏博的戴震，風度那么老派的戴震，乾隆四十二年（1777），“卒于官，年五十有五”。

身已滅，言已立，“先生之學，雖未設施于時，既沒，其言立，所謂不朽者與”（清洪榜《戴先生行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