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致李健吾信，1981年3月14日

今年是李健吾先生120周年誕辰，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重讀汪曾祺致李健吾的兩封信，重讀老友間的對話，就是重新審視李健吾作為批評家、編輯家及文壇前輩不可替代的歷史位置。

1981年3月14日，汪曾祺在復信中向李健吾自陳供職于北京京劇院，追憶當年為《文藝復興》雜志寫小說的往事，感念李健吾昔日為他介紹工作、贈票邀他觀賞京劇的細節；同時說明因《大淖記事》參評相關獎項，無法如約赴會，懇請改期再聚，并在信中致以深切的懷念與敬意，最后附上了回信地址。

1982年5月21日，汪曾祺再次致信李健吾，告知已收到來信，談及二人近期的旅行經歷；因已有約稿在身，難以應李健吾友人采臣之邀編纂小說集，特此說明；并懇請李健吾幫忙復印當年自己發表在《文藝復興》上的相關作品，同時建議由采臣出版林徽因選集，還提供了相關材料的獲取線索。

彼時，汪曾祺已憑借《受戒》等短篇小說重振聲名，成為“復出”作家中的異數；而李健吾已是垂暮老人，昔日“劉西渭”的光華在歲月的塵埃里稍顯黯淡。信中提到《文藝復興》的舊事，提到京劇票券的贈予，提到無法赴約的歉意，瑣碎中見真情。最動人處，莫過于那句直白的剖白：“李先生，我時常懷念您，懷念您在上海對我的幫助，懷念您的流利峭拔的文風?！?/p>

提攜，基于對才華的敏銳識別

將目光轉回1946年，那一年李健吾40歲，正處于人生與事業的鼎盛時期。

這位筆名“劉西渭”、生于山西運城的文壇才子，自幼酷愛戲劇與文學，學生時代便嶄露鋒芒。在北師大附中求學時，他與同學發起成立曦社，創辦刊物并發表早期劇本與小說，還因活潑敢為被稱為“一匹野馬”。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后，在朱自清建議下轉入西洋文學系，1930年他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次年赴法國留學研究福樓拜、莫里哀等法國現實主義作家和作品?；貒螅?935年在鄭振鐸的舉薦下，出任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他已在創作上頗有建樹，不僅寫出了《終條山的傳說》等被魯迅認可的短篇小說，更創作了《這不過是春天》《梁允達》等經典話劇，更以譯作《包法利夫人》蜚聲學界，成為文壇中堅力量。

這一年，李健吾依舊筆耕不輟，同時身兼數職：一邊在暨南大學任教，悉心培育后輩；一邊與鄭振鐸、巴金等同仁合編《文藝復興》雜志，這份創刊于1946年的刊物，匯聚了當時文壇眾多名家之作，成為重要的文學發聲平臺。此外，他還延續著對戲劇的熱愛，與丁西林、于伶等作家、劇作家積極交流互動。

也正是在這樣忙碌的一年，李健吾向身陷困境的青年汪曾祺伸出了援手。26歲的汪曾祺剛結束昆明的生活，經越南、中國香港輾轉抵達上海，卻因沒有西南聯大畢業文憑，求職屢屢受挫，深陷漂泊無依的困境。李健吾為汪曾祺介紹了一份工作。汪曾祺在信中感念道：“我在上海曾在一私立的‘弄堂中學’致遠中學教書，是您介紹的?！边@次介紹，幫汪曾祺解決了生計難題。在生活扶持之外，李健吾也欣賞汪曾祺的文學創作。1945年，汪曾祺完成了《小學校的鐘聲》等小說，卻屢屢碰壁，無處發表。而李健吾主編的《文藝復興》雜志，先后刊發了他的《小學校的鐘聲》（1946年第1卷第2期）、《復仇》（1946年第1卷第4期）、《老魯》（1947年第3卷第2期）三篇文章。

這種提攜，并非簡單的施舍，而是基于對才華的敏銳識別，李健吾是懂汪曾祺的。事實上，這種慧眼識珠并非孤例。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時，主動邀請錢鍾書在該刊物上連載長篇小說《圍城》，他還親自撰寫書訊和評論，對《圍城》進行積極推介；他鼓勵楊絳嘗試戲劇創作，《稱心如意》在他的幫助下得以誕生；他與曹禺、沈從文、朱光潛等眾多作家保持著密切的交往……他有自己的獨特品位，正如汪曾祺回憶：“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寫了兩篇雜文，引來一場圍攻。那時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說，勸從文不要寫這樣的雜論，還是寫他的小說?！边@種對作家本色的堅守，正是李健吾作為編輯家的良知，也是他維護文學純粹性的一種努力。

懷念，是在呼喚被中斷的審美傳統

然而，這兩封信的價值，更在于它們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的特殊語境中。80年代初的文壇，是一個復蘇與探索并存的場域。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思潮迭起、創作活躍，作家們急于尋找新的形式。評論文章仍沿用社會學分析框架，將“文學批評”視作論文而非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美文。在這樣的背景下，汪曾祺的“重出江湖”，本身就是一種對“文學性”的回歸。他寫市井，寫風俗，寫人性之常，語言沖淡平和，如清流注入渾水。

而他致信李健吾，推崇其“流利峭拔”的文風，實則是在呼喚一種被中斷的審美傳統。何為“流利峭拔”？汪曾祺在信中雖未詳述，但其意可追?！傲骼?，是指文氣貫通，如行云流水，無滯澀之感。李健吾的批評，從不擺出理論家的架子，他以印象入筆，以直覺為刀，文字本身就是美文。他評沈從文，使用“可愛”二字！多么明了又懇切，沒有陳言舊詞。“他所有的人物全可愛。仿佛有意，其實無意，他要讀者拋下各自的煩惱，走進他理想的世界，一個肝膽相照的真情實意的世界”，語言是那樣的親切溫潤，直抵人心?！扒桶巍保傅氖且娮R的犀利，判斷的果敢。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在眾聲喧嘩中能一語中的。這種文風，接續了中國古代文論“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脈息，又吸納了西方印象主義批評的靈動，是真正的“京派”氣象。

汪曾祺之所以在80年代重提李健吾，是因為他深知，當時的文壇缺的正是這份“松弛”與“漂亮”。他數度談及李健吾，在《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陸建華〈全國獲獎愛情短篇小說選評〉代序》一文中也提及：“我希望我們的評論家能夠松弛一點，隨便一點。……中國的評論家文章寫得活潑的，據我所知，有劉西渭（即李健吾先生）。”這不僅是懷舊，更是一種糾偏。他試圖通過追憶李健吾，來喚醒批評界對語言藝術感的重視，讓文學評論從枯燥的教條中解放出來，重新成為具有審美價值的文本。

這背后，隱伏著一條從李健吾到沈從文，再到汪曾祺的精神線索。李健吾、沈從文、汪曾祺，我想在審美上是“同氣連枝”。他們都是“京派”文脈的守護者。沈從文構建“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汪曾祺書寫高郵水鄉的市井煙火，無論是《受戒》中的庵趙莊，還是《大淖記事》中的民風百態，都與沈從文《邊城》《蕭蕭》中對人性美好的禮贊一脈相承，是對未被異化的人性之美的眷戀。而李健吾的批評，恰是這一創作傾向的理論回響。他讀懂了沈從文的“可愛”，也讀懂了汪曾祺的“淡泊”，對“人性”與“美感”的堅守，是一脈相承的。

遺憾的是，李健吾于1982年11月離世，第二封信發出后不久，斯人永逝。這兩封信，遂成絕響。如今重讀這些文字，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兩位作家的交往，更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生態。

汪曾祺說“我時常懷念您”，懷念的或許不僅是具體的幫助，更是那種“文心相通”的稀缺。在李健吾誕辰120周年，重讀這兩封信，讓我們明白：李健吾并未遠去，他以其“流利峭拔”的筆致，構建了一個純粹、理想的精神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人性得以展現其應有的美好與復雜。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展覽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