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友梅 資料圖 本報記者 賈同軍 攝

鄧友梅1931年出生于天津，祖籍山東省平原縣。他11歲就參加了革命，在他的故鄉山東參加八路軍，做小交通員。當日寇對齊魯大地進行殘酷掃蕩時，部隊經常轉移，為了保護革命的種子，組織上就把他送回了天津。他在天津一家工廠當學徒，不久，被“招勞工”騙到日本的化工廠當苦力。1945年初，美國對日本本土進行轟炸，日本的很多工廠被夷為平地。鄧友梅歷經九死一生，回到祖國。1945年春，剛回國的他就加入新四軍參加抗日。此后歷任通訊員、文工團員、見習記者等職，靠自學走上文學道路。1949年，在新華社一個軍隊分社做見習記者。之后轉業，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北京市文聯創作員。

正是在1950年在北京市文聯工作時鄧友梅認識了老舍。

那時，鄧友梅19歲，因為參加“大眾文藝創研會”的工作，跟老舍的接觸開始多起來。他對老舍的機智幽默、善于團結人很是佩服。“大眾文藝創研會”是個團結、改造舊作家和舊文人的群眾性組織，由趙樹理、康濯、馬烽、苗培時等曾在解放區工作過的作家擔任領導工作。成員有從舊社會過來的職業文人，如陳慎言、陶君起、還珠樓主等章回小說以及武俠小說作家。

那時，老舍先生剛從美國回來，也參加了“創研會”。他和這兩邊都有交情，都能過話。而且在調和兩種來自不同環境的文人之間的關系時，老舍盡顯機智與幽默。

鄧友梅回憶說，有一次開會討論一個同志的劇本，這位同志當年紅得發紫，雖然也有不少人奉承叫好，但是明眼人一看這作品不盡如人意，可這位同志自視過高，聽不得一點批評意見，所以在討論劇本時陷入比較尷尬的境地，大家都沉默不語，老舍這個時候體現出他的幽默。

他說：“有悶著的時候，我給大伙說個笑話吧。說有一個唱花臉的演員，尤愛唱黑旋風李逵，可是唱功不佳，好多劇團都不敢約他，他犯了癮就在家里唱，結果沒幾天鄰居把他擾民的事通知了當地派出所，說他這么唱，我們大伙兒都得搬家，我們情愿出一張月票讓他上公園去唱去，派出所就以維持治安名義給這人下了通令，允許他上郊區唱，不許在家唱。他倒聽話，就帶著行頭夾著板斧上西山唱去了，唱了很久也沒有人圍觀。突然有一天，一人看他拿著一對板斧又叫又唱，以為他是瘋子，想趕緊繞路走，沒想這位演員急了，抓住路人衣領問，你是想死還是想活，那人說：我干嗎想死？演員說，想死你就跑，我一板斧殺了你，想活你就坐下，老老實實聽我唱一段。結果沒成想，那哥們沒聽兩句，趕緊求饒說，你還是殺了我吧。”

故事講完了，大伙哈哈一笑，心里暗叫老舍高明，用這段故事機智化解了研討會上的尷尬，自視甚高的那位同志羞紅了臉說：“大家實實在在說點我的作品的不足之處吧。”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鄧友梅寫文章尚顯不成熟。有一次他在小說里異想天開地寫：“山谷中的霧氣，夜間落在草葉上變成露珠，太陽升起后又化作白云，飄到山頂，浮在空中……”老舍看著鄧友梅的描述，用筆寫下批語：“小鄧，云是云，霧是霧，別瞎攪和。”

1953年，鄧友梅從單身宿舍搬出去，有了自己的房子。老舍聽到這個消息，叫林斤瀾給他送去一幅松年（清末著名畫家）的畫，說：“小鄧是山東人，松年做過他們那兒的父母官，這畫送他掛吧。”并親自在畫上題了幾個字：“松年字小夢，為宦山東，以書畫名。老舍”。

作家程紹國聽林斤瀾講過一段老舍和鄧友梅之間的故事，從中不難體察出老舍的仁厚。

上世紀六十年代，鄧友梅去了遼寧省鞍山市文聯。鞍山一個劇團演出了老舍的劇本《女店員》，后來，劇團派了一個工作人員給老舍送酬勞。老舍簽收了酬勞，順便問起鄧友梅的現狀，對來人說：“回去告訴他，我問他好。叫他好好干。”

過了一年，送演酬勞的這個人遇到麻煩了，找鄧友梅說：“老鄧，你得幫我個忙，不然我就沒法活了。”原來劇團里有人告他貪污，他不承認，劇團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證。不料，老舍家記的賬與他交給老舍的不符。那人哭著說：“老舍先生肯定記錯了，如果他不給我作證，我這輩子就毀了。我到北京去，怕他不見我，求你寫個信請他見我一見……”

鄧友梅硬著頭皮給老舍寫了信。那人幾天后從北京回來，向鄧友梅道謝，并出示老舍所寫證明的抄件。上面寫道：“該同志送來的演出費確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買煙抽了。特此證明。”

那年春節，鄧友梅回京探親遇上老舍，笑著問：“怎么您跟師母也打埋伏，藏私房錢？師母不至于管得這么嚴吧？”

老舍小聲說：“說實在的，我也記不得他給了我多少錢。見他處在生死關頭，我想我認了這筆賬比他認了強。萬一我記錯，冤枉了人家，我這一輩子受良心責備。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這次教訓他也會改過的……”鄧友梅通過此事，品出老舍為人的寬厚。

1976年，鄧友梅返回北京，開始創作大量的散文及中短篇小說，他曾連拿五屆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尤其是《那五》和《煙壺》，享譽文壇。無論是人物的刻畫，還是語言的運用，皆有獨到之處，被認為是繼老舍先生之后最優秀的“京味小說”，《那五》和《煙壺》先后被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