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育飛著《大清萬象：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

面對中國的舊史，梁啟超曾慨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在正史所構成的宏大敘述中，個體往往被抽象為某種特定身份或社會角色，甚至是功能性的書寫符號，被安頓在固有的敘事框架中。他們作為具象的人的日常起居、人情往來以及情欲愛恨，都被無情地拋棄在歷史的煙云里。因此，通過許多個體日記觸摸清代社會中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感知他們在靜態(tài)結構與動態(tài)變化中的日常應對，正是堯育飛新著《大清萬象：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以下簡稱《大清萬象》）所努力追尋的目標。

《大清萬象》全書共分十章，聚焦八個議題，其中有宏大敘事里的眾聲喧嘩，如《三十種日記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同治元年瘟疫下的眾生》《新年發(fā)筆與清代讀書人的儀式感》三章，依次從政治事件、瘟疫及傳統(tǒng)民俗入手，燭照群體中的個人在應對重大變動或悠久傳統(tǒng)時的自處與自洽；同時，也有微觀視野下的個體低音，《曾國藩的圍棋事業(yè)》《一位晚清知縣的“文字世界”》《清末官員恩光的感情世界》《郭曾炘：一位清遺民的自我修養(yǎng)》《〈湘綺樓日記〉中的飲食地圖》五章，透過大人物的小愛好、普通人的大堅守、尋常人的尋常事，來重探清代文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不管議題如何變化，所處理的人物身份是身居高位還是隱入塵埃，作者關注的始終是具象的人心、人性。

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一種基于微觀日常和“眼光向下”的文化轉向，悄然發(fā)生。在微觀史學的助推下，農(nóng)民、婦人、小磨坊主等以往默默無聞的眾生，得以浮出歷史地表，共同參與歷史圖景的描畫。《大清萬象》一書的諸多探索，無疑是對這一轉向的呼應。

這種呼應首先體現(xiàn)在研究議題的設置上，作者所聚焦的，并不是清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或文學上的重要命題。即使其中的部分議題，如五大臣爆炸案、咸同間的大瘟疫，牽涉到晚清歷史的走向和關鍵人物的命運，作者也并不致力于給出標準的解釋或抽象的定論，而是期望通過不斷疊加的“針腳”，呈現(xiàn)事件中的個體在應對危機時的千面人生。另外，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書中毫不掩飾對“小人物”的偏愛。在作者看來，“在小人物的世界里，生活世界是絕對的主體，沒有豐功偉業(yè)，沒有天縱奇才，有的只是日復一日的奔走，是對生活和人生小心翼翼的謀劃和經(jīng)營。”因此，像周長森、恩光這樣的小官僚、小讀書人，書中也給予他們重登歷史舞臺的機會，并不厭其煩地對他們的瑣碎日常、隱晦情感予以深度描摹；而對于像出洋五大臣、曾國藩及王闿運這樣的“大人物”，則是盡力剝離他們身上固有的身份標簽和厚重的歷史定位，發(fā)掘他們貼近“小人物”的一面。

然而，存在并不意味著一定被看見。對鮮活個體的關注和有意打撈，一方面自然緣于史觀轉向下的視角切換，另一方面也離不開研究者對相應史料的敏銳發(fā)掘與重新定位。歷史人物的情感、欲望、焦慮與內心掙扎，往往是傳統(tǒng)公開文本所決意摒棄或回避的部分。就算是最能體現(xiàn)作者之心的詩詞作品，也并不會向讀者完全敞開，任由情感多么炙熱，詩人依舊會選擇抽象的意象、晦澀的典故來予以包裹。因此，想要通過這類文獻來發(fā)現(xiàn)個體，難免有霧里看花之感。陳寅恪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在西方學界，地方檔案、審判記錄、法庭文件、民間故事、日記體小說等，是微觀史學者賴以拼構小人物歷史的重要載體。中國古代同類資料雖相對缺乏，但卻擁有與之對等的另類文獻，那便是日記。

日記這一文獻類型，到明清時期已發(fā)展成熟并蔚為大觀。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均有日記存世，且門類多樣，體量驚人。正如書中所言，“日記數(shù)量與體量的增長，不僅拉伸了記錄中國歷史的長度，也增添了其記錄中國歷史的厚度。”但無可諱言的是，在過去的長時間里，日記始終被正統(tǒng)史家視為邊緣史料，其價值僅限于充當官方記錄或重大事件的個人化注腳。研究者傾向于帶著預設的問題，分別攫取所需的零碎片段，來解決政治的、經(jīng)濟的、軍事的、地理的、文學的，甚至是氣象的、醫(yī)學的種種問題。如此一來，不僅完整的日記無法被清晰看見，日記背后的書寫者及其精神世界，更是被無情地切割分解。在此，《大清萬象》意在為日記辯護。在作者眼中，日記已不單是佐證他者的工具，而是一種自帶材料與方法的獨立研究對象。閱讀每一部日記，都是一場對前代人物心靈的探尋之旅。

《大清萬象》對于個體的系統(tǒng)發(fā)掘，便是建立在作者對日記史料性質的精準把握與匠心運用上。書中除揭示了日記的公共性、瑣碎性及時間性之外，還充分結合日記即時、連續(xù)的書寫特征，及其面向自我的私密性功能，并將這些特性轉化為具體的研究方法。譬如在分析出洋五大臣被炸案時，作者同時調用了戴鴻慈、紹英、徐世昌等當事人，王振聲、唐文治等目擊者，以及張謇、鄭孝胥、葉昌熾等各地聽聞者等三十家日記，重返歷史的現(xiàn)場。

歷史并不總是由突變、轉折等重大事件構成，對于個體而言，不斷重復的生活、習俗及其日常煩惱，才是構成生命的真正底色。因此，作者也特別注重從日記對瑣碎事務的持續(xù)記錄中，提煉出日常生活的隱性結構。書中對“新年發(fā)筆”習俗的考察，便是建立在數(shù)十位清代士人的瑣碎記載之上。楊葆光年復一年寫下的“官運亨通”，紹英“敬慎勤儉”的自箴，郭嵩燾在失意后的感慨詩作……這些看似程式化行為的背后，蘊含著個體對于未來的期盼、自我的期許，以及特定境遇里的情感回應。而書中對于小京官恩光感情世界的復現(xiàn)，更是對日記私密性的一次完美解碼。透過日記中的個人私語，作者為我們還原了一段在禮教規(guī)范與真實欲望間痛苦拉扯、在家庭壓力與個人情感間艱難周旋的真實人生。

當然，發(fā)現(xiàn)歷史上具象的人，并不意味著沾染窺私癖或八卦式的低級趣味，抑或是陷入瑣碎的個體敘事而完全忽略背后的大時代、大歷史。《大清萬象》的這場學術“冒險”清晰地表明，作者并未沉迷于發(fā)掘駭人聽聞的生命故事，而是旨在闡明那些構成歷史或時代的制度性力量及其內在邏輯。“個人雖然是微不足道，但他所留下的日記卻是文學、社會和歷史緩慢變化的末梢，是最靈敏的指針。”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對歷史上塵封個體的再發(fā)現(xiàn)，實質上是一種更為深刻、更具實證性的認識時代的方式。

（作者：吳欽根，系湖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