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魯迅的塾師壽鏡吾之墓在浙江紹興裘家嶺被發現并獲得確認的消息，受到人們的極大關注。作為魯迅少年時期的塾師，壽鏡吾曾經作為人物原型，在魯迅散文名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有過傳神的描寫，并因此而廣為人知。其實，在散文之外，魯迅與壽鏡吾父子之間還有著長達數十年的友好交往。

“三味書屋”本為“三余書屋”

三味書屋是魯迅早年求學的私塾名稱，在此前后時長達六年。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魯迅這樣描寫三味書屋：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壽鏡吾的次子壽洙鄰曾在《我也談談魯迅的故事》一文中也詳細回憶了三味書屋的若干細節：三味書屋是壽家先人書齋的名稱，坐東朝西。清嘉慶年間，壽洙鄰的曾祖父壽峰嵐購置此房，坐落地點在紹興城東郭門內覆盆橋迤西，占地六畝有余，前臨小河，架石橋以渡，后有竹園，修竹千竿。到1956年壽洙鄰寫這篇回憶文章的時候，覆盆橋街道的名稱已改為魯迅路，三味書屋也改為魯迅紀念館的一部分了。

據壽洙鄰介紹，“三味書屋”四個字的匾額，是清代書法家梁同書所寫的，但梁氏原本寫的是“三余書屋”，壽洙鄰的曾祖壽峰嵐將“余”字改為“味”字，“味”字系壽峰嵐補寫，細看筆跡，與梁不同。“三余”原意出自《三國志》裴松之注，引董遇言，“為學當以三余：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晴之余。”而“三味”的出處，據壽洙鄰幼時聽父兄傳言，是“讀經味如稻粱，讀史味如肴饌，諸子百家，味如醯醢。但已忘其出于何書，至今查不著了。”

2005年版《魯迅全集》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注釋，首先引了周作人《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百草園和三味書屋》里的一段話：“關于三味書屋名稱的意義，曾經請教過壽洙鄰先生，據說古人有言，‘書有三味’，經如米飯，史如肴饌，子如調味之料，他只記得大意如此，原名以及人物已忘記了。”該注釋隨后引宋代學者李淑《<邯鄲書目>序》：“詩書，味之太羹，史為折俎，子為醯醢（xīhǎi），是為三味。”

其實，早在唐朝段成式《酉陽雜俎》序文中，就已有書“三味”的說法。段成式在序文中寫道：“無若詩書之味大（同‘太’字）羹，史為折俎，子為醯醢也。”

關于“三味書屋”之“三味”，壽洙鄰之侄（其兄壽澗鄰之子）壽宇還提出了另外一個解釋，也可備一說：壽峰嵐授意兒子把匾上的“余”字改為“味”字時就闡明了此“三味”之義：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他將這三句話作為私塾的教學方針，并要以此為世代相傳的祖訓家規。要甘當老百姓，憑自己勞動做人，要甘于過清苦的生活。

壽鏡吾對魯迅的影響

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用寥寥幾筆勾勒出一個“老先生”的形象：“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須發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了解魯迅生平的人都知道，這個“老先生”就是魯迅早年的塾師壽鏡吾。

壽鏡吾（1849-1930），名懷鑒，字鏡吾，浙江紹興人。他曾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考取會稽縣的秀才，后因不滿列強侵略與清廷腐敗而厭惡功名，遂不再去參加鄉試，而在紹興都昌坊的家中設館授徒。據魯迅三弟周建人回憶，壽鏡吾老先生教學很嚴謹，只收8個學生，認為收多了教不過來，而且只收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和書香子弟。

壽鏡吾對學生要求嚴格，但從不體罰學生。對于魯迅，更是每每稱其聰穎過人，品格高貴，自是讀書世家弟子。據壽洙鄰回憶，“鏡吾公不喜八股文，喜抄寫誦讀漢魏六朝古典文學，積數十本，往往朗吟不已，魯迅耳有所聞，即心領神會。”魯迅完成老師規定的作業后，“往往不理正課，雜取古典文學及小說諸書，置抽斗中暗閱。”

壽鏡吾富有正義感，有一年，他聯絡鄉民狀告當地惡霸金四一拆毀他人踏道為自己建新寓，后遭流氓惡棍毆打，但他毫不畏懼，帶傷一人再次狀告并要求官府嚴辦。他自甘清貧卻樂于助人，周建人回憶：“有一次坐船下鄉，遇到大風，把船篷吹走了一塊。船戶要去撈，壽先生趕忙攔住，說太危險了。船戶說，一個篷要兩元錢呢！壽先生說，我賠你。回來后，果然賠了兩元錢給船戶，船戶很感激。”

壽鏡吾認為，在昏君、貪官、佞臣當道的亂世，正直、有骨氣的讀書人不應該去做官、去為腐朽的統治階級效力。魯迅摒棄讀書應試的“正路”，去南京水師學堂“學洋務”，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壽鏡吾的影響。在小說《孔乙己》《白光》中，魯迅通過刻畫舊知識分子的可悲形象，深刻揭示了科舉制度的毒害。

1898年至1901年，魯迅在南京求學期間，每年放假回紹興，必定會去看望先生。二人時常也有書信往來。據壽鏡吾長孫壽積明回憶：“魯迅先生每次來時，祖父總是在三味書屋里接待他……祖父和魯迅先生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一談就是半天。”據壽鏡吾之孫壽宇回憶：“每年春節前，魯迅總是用‘大紅八行箋’給我祖父寫‘拜年信’，以‘鏡吾夫子大人函丈，敬稟者’開頭，以‘敬請福安’結尾，下具‘受業周豫才頓首百拜’之類的話。”

《魯迅日記》50多次提到壽洙鄰

壽鏡吾之子壽洙鄰（1873-1961）名鵬飛，字洙鄰。壽洙鄰中秀才的時候，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正在鼎盛時期。壽鏡吾想到三味書屋書房之南還有耳房一間，上有匾額，書“談余小憩”四字，為康熙年間紹興著名書家雪巖山人金炳所書，環境清雅，便決定在此另辟一室，由壽洙鄰在這里開設一班，學生四五人。

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就是在壽洙鄰隨父教書的時候，到三味書屋來讀書的。有時壽鏡吾因事外出，兩個書房就統歸壽洙鄰管理了。壽洙鄰回憶說：“大約在光緒辛卯年（1891年）正月，魯迅十二歲，來我家從鏡吾公讀書。”“魯迅先來，師事鏡吾公，稱我為四哥。知堂次年始來，師事于我，稱我先生。”在這里，壽洙鄰對于自己與魯迅及周作人的關系有非常明確的界定。

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壽洙鄰與他父親之間產生了尖銳矛盾——他對科舉之路情有獨鐘，并走上仕途。1912年初，魯迅應時任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離開紹興到教育部任部員，同年五月初又隨教育部到北京。這時壽洙鄰正擔任平政院首席書記官，魯迅與壽洙鄰再次見面，兩人之間交往密切，從1912年9月至1929年3月，《魯迅日記》中提到壽洙鄰的地方，就有52處之多。

1920年，魯迅開始在北京大學兼課，講授中國小說史。不久小說史講義正式出版，名為《中國小說史略》。壽洙鄰見書后，幫助魯迅糾正了一處地名上的錯誤。壽洙鄰說：“魯迅博覽中外書籍，仍極虛心，他所作《中國小說史略》內，誤以灤陽為即今河北省灤縣地。我曾游灤陽，知為今熱河承德縣地，其西為灤平縣，在灤河上游，紀曉嵐《灤陽消夏錄》，即扈蹕在熱河避暑山莊所作，非今灤縣。因以鈍拙的隱名，作書告之。魯迅即行更正，并志謝于書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再版附識》中寫道：“此書印行之后，屢承相知發其謬誤，俾得改定；而鈍拙及譚正壁兩先生未嘗一面，亦皆貽書匡正，高情雅意，尤感于心。”壽洙鄰終其一生都沒有將“鈍拙”就是自己這個真相告訴魯迅。

1926年，魯迅因為支持女師大進步學生運動，被免去了教育部僉事職務，魯迅向平政院提出控告的時候，壽洙鄰正在那里當首席書記官。平政院公正地判決了恢復魯迅的僉事職務。魯迅離開北京后，壽洙鄰及其夫人曾玉棠常去宮門口魯迅家里，拜訪魯迅母親魯瑞和魯迅夫人朱安，以使魯迅可以安心在外地工作。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故，壽洙鄰參與發起善后委員會，并以悲痛的心情為他寫下挽聯：“桃李滿門墻，雪中獨欲梅花瘦；文章在天壤，意外時聞木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