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經歷了深刻轉型，其時文學亦隨之發生巨大變革。這場文學變革絕非孤立偶然，而是根植于文學所依托的社會結構、文人身份、受眾階層、文體結構的嬗變之中，并形成一條清晰的歷史邏輯鏈條。

社會結構的調整與文人身份之變

由社會結構調整導致的唐宋文人身份以及相應文學因素的變化是唐宋文學變革的人文基礎。制度變化推動了社會結構的微調。隨著唐代科舉制度的穩定實施，寒士、庶民有了上升的機會，這促進了官員出身的多元化，寬松的文化氛圍為文人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宋代科舉取士比唐代更規范、科學、公平，錄取人數也更多。比起唐代一科錄取數十人的規模，宋代一科錄取數百人，甚至千人，且“取士不問家世”。

唐代科舉考詩賦，故重才子，而宋代則更重學問。唐代是文人、儒士單一型人才為主的格局，宋代則變為文才、學術、思想一體的學者型人才為主的格局，且文人也往往一人兼擅多種文體，具備書、畫、文等多種技藝。集官員、學者、文人于一體的士大夫階層對“文”有著天然的熱情，文學創作成為抒寫情志、開解心理困境的手段。他們參與社會批判，構建社會政治倫理道德，“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在此種風氣之下，文統甚至形成一種自覺的傳承，歐陽修曾經許蘇軾傳以衣缽：“我老將休，付子斯文。”（歐陽修語）后來，蘇軾同樣以文章盟主的傳承來勉勵門生：“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師友談記》）

市民階層的興起與文學的世俗化

隨著唐代城市商業的發展，市民階層開始出現，宋代這種情況更甚。文學創作與接受的重心開始轉向城市世俗生活，這是唐宋文學變革的鮮明特色。

唐代長安、洛陽都是當時世界性的大都市，頻繁的人員、貨物流動，為當時的文學創作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時，文學風格也發生了相應的調整。除了傳統的詩文創作以外，變文流行，便于城市中文化水平不高的受眾了解歷史、民間、佛經故事；唐傳奇表現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井生活，俠客、鬼怪、男女愛情這類題材成為一時主流，《李娃傳》《霍小玉傳》《鶯鶯傳》《虬髯客傳》等都是文學創作世俗化的表現。正如李肇《唐國史補》所言：“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就詩歌而言，盛唐之后，韓愈寫作求奇求怪，白居易作品通俗易曉、老嫗能解，李商隱多用象征、隱喻，追求朦朧幽深之境等，都是文學對都市繁榮、市民生活特征日益凸顯趨勢的回應。

安史之亂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變弱。與之相應，宵禁制、坊市制逐漸松弛，這種情況在晚唐五代更甚，到宋朝更出現了夜市，城市中有了專門的娛樂場所——瓦肆，市民的娛樂生活時間更長、空間更大，娛樂種類更加豐富多彩。宋詞就是歌兒舞女在花間樽前的表演文本，是文人與市井結合的產物，堪稱都市文化的代表。宋詞重點表現人們的世俗生活和情感，反映著宋人的文化風貌，因而成為有宋一代之文學。在宋詞中，表現市民的娛樂生活和情感需求，尤其是夜晚的娛樂生活內容的篇什有相當的比重。話本也是應勾欄瓦肆表演而興起的文體，同樣多以宋代市民的都市生活為表現對象。這種都市說唱藝人表演用的底本，為后來明清小說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在此背景下，詩、文兩種文體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成為宋詩的新特征，詩文革新以后，散體古文又成為宋人寫作的主流。從某種程度上看，這也是文化重心下移、追求世俗化的一個表現。

以詞為媒介，借助蘇軾“以詩為詞”、周邦彥“以賦為詞”、辛棄疾“以文為詞”三種寫作上的“破體”創新，詩、賦、文以別樣的途徑各自實現了世俗化的轉向，更好地滿足宋代市民階層新的審美需求。

文體革新與審美取向的演變

隨著唐宋六百年間各種文體的革新，詩、詞、文三大主流文體的審美取向發生了相應的演進，這是唐宋文學變革的核心。

唐人本就有誦詩、歌詩的風氣，科舉考詩賦則引發了人們創作律詩，尤其是五言律詩的熱情，推動了唐詩創作的繁榮。較之以往，唐詩的各種體式都得到長足發展，就個體而言，李白、杜甫、白居易這三大詩人分別代表著詩體革新的三個向度及相應的三種審美風格。李白長于古體，豪放灑脫、浪漫自由，形成了強調個性的“詩仙”追求；杜甫長于律詩，沉郁頓挫、法度森嚴，這是以家國為念的“詩圣”情懷；白居易則以新樂府和律詩見長，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是走語言、內容的通俗路線。邊塞詩、山水田園詩則是唐詩體式在內容格局上的標志性開拓。韓愈的奇絕險怪、李商隱的深情朦朧、杜牧的俊爽清麗，則是安史之亂后中晚唐詩體審美多元探索的代表。

晚唐五代之后，面對興象玲瓏、講求風骨的唐詩高峰，宋人另辟蹊徑，借助印刷、造紙技術發展而形成的知識傳播、獲取的便利，以自身的學養來進行詩歌的創作，形成了內斂冷靜、強調理趣、偏重議論、重視日常體驗的宋詩審美范型，這是文學史上與唐詩風神并峙的另一座高峰。北宋的蘇軾、黃庭堅，南宋中興四大詩人各具聲色，他們的創作構成宋代詩體變革的新格局。

初盛唐時期駢體文盛行。安史之亂后，出于實用的目的，韓愈、柳宗元破駢為散，發起“古文運動”，形成唐代文章發展之一變，二人也成為唐代文章的重要代表。宋代科舉考試以策論為主，這和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有所不同。唐人重詩賦，激發了全社會詩歌創作的熱情以及對詩藝的鉆研，形成了詩歌的高潮；宋人對策論文章的重視，則提升了文章的地位，使文章語言向規范化、實用化演進，而由歐陽修、蘇軾發起的詩文革新運動，與唐代韓、柳“古文運動”相呼應，強化了宋代文章的議論性和批判性。同時，作家好議論、重考據的習慣更直接促成了這一特征的發展，相應地，催生了宋代筆記文體的繁榮。盡管后世將唐、宋文章并稱，但宋代文章的文體數量、審美范型顯然要比唐代更為豐富。明代形成的“唐宋文章八大家”之說，唐人有二，宋人有六，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唐代，詞體是“小道”，但到晚唐五代，詞體卻異軍突起，成為一大宗。后蜀廣政三年（940）《花間集》編成，“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花間集序》）成為詞體審美范型的標志。其后經兩宋三百余年涵養發展，宋詞名家輩出、各有探索、創獲紛呈。以“靖康之變”為界，詞亦有南北宋之別，北宋詞論俚俗則有柳永，稱曠達則有蘇軾，講格律則有周邦彥；南宋詞論婉約則有李清照，講豪放則有辛棄疾，姜夔、張炎、周密等更是在崇雅的追求中，對宋詞的審美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其影響延及后來的明清詞壇。

概而言之，唐宋文學變革是各種因素疊加而成，但又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即文學對社會變遷給予深刻而及時的回應，并在傳承中尋求突破。這是文學永恒的動力和魅力所在。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