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孟昭旺的長篇小說《北鄉謠》是這些年來農村題材鄉土敘事難得的佳作。20世紀80年代的董村，已經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但處處彌漫著“舊日的氣息”。這既是小說敘述的起點，也是小說圍繞人物展開鋪陳的基調。

學界認為，作者受先鋒小說影響、偏愛少年視角與成長敘事，這一創作特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的確有清晰體現。其作品《秋天的故事》中對成長主題的刻意雕琢依然顯見。《北鄉謠》與他此前的創作形成了鮮明分野。如果說他前期小說的創作風格尚顯模糊、辨識度不足，那么這部作品則鮮明彰顯出獨屬于作者的標識化特質。而這一核心特質，我將其概括為古典性，特指小說在敘事層面對中國古典小說形成的傳承關系與互文呼應。譬如全書采用全知敘事視角，沿用古典小說的敘述語言，強化故事性與神性書寫；同時大量化用“嘉莉聞聽，驚詫不已”“眾人點頭稱是”“來人一一答畢，握手道別”“青寧卻甩開嘉莉，徑自走了”這類傳統白話小說的語體范式，處處彰顯作品與古典文學一脈相承的精神脈絡。不過，《北鄉謠》的古典性并非簡單復古，而是作家主動的藝術創造。這種古典性既是一種敘事策略，又恰似樂曲的基調，在小說的敘事時空里始終縈繞回響。作品厚重、舒緩且氤氳綿長的古典文化氣韻，與粗糲鮮活、貼近當下的現實生存圖景相互交融呼應，構筑出多聲部共鳴、一詠三嘆、意蘊綿長的敘事交響。

作者曾多次提及，故鄉董村是其文學創作的靈感之源。深諳其創作的讀者都明白，小說中的董村早已不再是現實里真實存在的村落原型。它在文本中被拆解、虛化并賦予意象內涵，成為作家拓展小說藝術可能性的獨特載體。這一點不難理解：小說里的鄉土生活熔鑄了作者的情感寄托與文學想象，構建起專屬于創作主體的“第二自然”。生活之于小說，只有被編織成有意味的形式，才具有被稱為題材的美學價值。對于小說家來說，“寫什么”與“怎么寫”是同等重要的。但在實際創作中，“怎么寫”可能更為重要。因為，“怎么寫”決定了生活如何成為小說的題材內容，而不再是外在于小說的素材，敘述使題材獲得了直抵人心的美學力量。這里所說的敘述是本體性的，我們不能離開敘述籠統地談論文學的思想意義和美學價值。

小說雖然采用全知視角，但敘述者的全知身份是隱含、消融在作品的敘事結構里的。由于敘述者隱身，小說里的人物、事件反而活躍起來。一旦視角打開，所有的故事、人物、場面、自然景象、心理幻覺、夢境等便紛至沓來，各行其是，冥冥之中仿佛一切自有安排。全書55章，三有家蓋房、嘉莉回村、大旱、疫情、祈雨、戲臺、葬禮等重要情節內容，都被鑲嵌在一個敞開的敘事結構里。這里有時間與空間的交匯，有理性與非理性的纏繞，還有離形得似的浪漫。小說以敘述者隱退的方式，全景鋪展了濃縮于一年時光里的董村百態。

作者放低敘事姿態，調動感官視角，直面現實生存本相，還原生活本來面貌。敘事如同低空飛行，聚焦鄉民的日常起居、民俗勞作與婚喪嫁娶等微觀生活圖景，在細致描摹中構建獨屬于文本的詩性空間。這正是《北鄉謠》獨特的敘事智慧。那些被理性認知與概念邏輯遮蔽的生活細節，重新進入小說敘事，成為喚醒讀者文化記憶的精神觸媒。民風、民俗與民情交織相融，也賦予這部小說別致新穎的敘事調性：兼具詩性意蘊與神秘氣質。

敘述中的溫情，是小說打動人心的地方。乍看無端，尋思有味，令人愁腸百結。人物、事件、風物、民俗的描寫細膩而簡潔，常有神來之筆。皴擦點染之間，自成風流。可以說，《北鄉謠》是一部值得細細品鑒、咀嚼回味的好小說。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