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已憑借《沉淪》在文壇聲名鵲起的郁達夫從上海來到北京，擔任北京大學經濟系統計學講師。1925年2月，他將妻子和幼子留在北京，自己一人前往武昌任職，后來又輾轉上海、廣州，行蹤無定。1926年夏，幼子因病夭折，郁達夫匆忙回京，居住至當年10月離開。這一時期的北京于郁達夫而言，是一座充滿晦暗色彩的“死都”。1934年夏天，闊別八年，郁達夫夫婦受友人邀請，在北平[1]停留近三個星期，期間會友，游景，買書，不亦樂乎，并寫出了《故都的秋》。此時郁氏筆下的北平，不再是先前那座風雪彌漫的無聊古城，而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人間天堂。

此次居平期間，郁達夫留下了比較系統的日記，記述雖簡略，但大體能夠還原主要活動。[2]本文以此為基本線索，并結合其創作的小說、相關當事人的回憶、書信等材料，縱向勾勒他與北平的歷史因緣，重點描述20世紀30年代中期北平的政治氛圍、文化生態以及知識群體的日常生活。同時，考察不同時段郁達夫對北平態度、觀感的前后變化，努力挖掘導致這種變化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借此闡釋作家創作與個人境遇、時代政治環境等之間的復雜關聯。[3]

一、“十年不見”

1934年5月底，杭州異常高溫，郁達夫與第二任妻子王映霞啟程前往青島避暑。7月16日，郁接到北寧鐵路局的朋友王余杞之函，“謂膠濟、津浦路免票，可為我辦，望我秋后去北平一游。”[4]因考慮到王映霞未曾到過北平，郁在北平也有眾多故友，加之便利的交通條件，于是有了這次故都之行。8月14日早晨8點，他們乘坐北寧鐵路局的列車抵達了北平正陽門東站，“十年不見之北京故城，又在目前了，感慨無量”。[5]

郁達夫與王映霞

所謂“十年不見”，稍顯夸張。郁達夫與北京的緣分，可以追溯到1919年9月。1913年秋，17歲的郁跟隨去日本考察司法的長兄郁華（曼陀）留學日本。1919年9月，應長兄之召，正在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學科學習的郁第一次來到北京，參加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試，但兩試不第，未被錄取。這一受挫經歷對生性敏感的郁打擊不小。此時，他不過二十出頭，既沮喪失落，更感義憤與不公，曾在日記中控訴：“庸人之碌碌者反登臺省；品學兼優者被黜而亡！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6]期間，郁曾到過陶然亭，一片荒涼清冷的景象讓他幽思滿懷，“泥落危巢燕子哀，荒亭欲去更徘徊。明年月白風清夜，應有蹁躚道士來。”[7]他還去了圓明園遺跡，露宿了一晚，因此染了風寒。

11月，郁達夫返回日本繼續學業，但對未來很迷茫，“倉卒東行，返國不知當在何日。”[8]離京之前，長兄賦詩送行：“一片盧溝月，憐君萬里行。清談當此夜，難盡別離情。”他回復：“跡似飛篷人似雁，東門祖道又離群。秋風江上芙蓉落，舊壘巢邊燕子分。薄有狂才追杜牧，應無好夢到劉蕢。明朝去賦扶桑日，心事蒼茫不可云。”[9]本次北京之行是一次很不愉快的經歷，這種印象也在此后的一段時期內奠定了郁對北京的態度基調。

1921年，郁達夫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等人在日本成立了文學社團——創造社，同年因出版小說集《沉淪》在文壇嶄露頭角。1922年7月，郁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回到上海主持《創造》季刊，后又赴安慶法政專門學校教書，不過，僅僅幾個月之后便辭職，回到上海專心編輯《創造》。

1923年9月，正在北京大學經濟系任教的陳啟修因要到蘇俄學習，于是邀請郁達夫接替自己的統計學課程。二人曾同在東京帝國大學，陳啟修是學兄。如前所述，第一次在北京的考試經歷原本給郁達夫留下了心理陰影，郭沫若、成仿吾也表示反對，他對北上之事一直心存猶豫。他曾試圖向這二位老朋友解釋：“我此番北行，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尋快樂而去，我的前途風波正多得很呀！”即便已經從上海啟程，行至天津時仍在問自己：“究竟還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還是到故鄉家里去作隱士？”甚至還要問一個“諸葛神卦”。[10]

其實，郁達夫也知道“北京空氣的如何腐劣，都城人士的如何險惡”，感嘆“上北京來本來是一條死路”。不過，此時編輯《創造》的境況也不佳，他形容自己在上海“同死水似的一天一天腐爛下去”，擔心自己精神和肉體同時崩潰，為了“轉換轉換空氣，振作振作精神”，于是不顧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勸阻，執意接受了這份邀請。[11]后來在小說《十一月初三》中仍強調，這一次北上是“在上海想以文藝立身的計劃失敗之后，不得已承受了幾位同學的好意，勉強的逃到北京來”。[12]1923年10月，郁來到北京，正式開啟北大統計學講師的生涯。

郁達夫是決心重啟一種新的生活的。到京次日，“剃了數月來未曾梳理的長發短胡，換了一件新制的夾衣，捧了講義，欣欣然上學校去和我教的那班學生相見”。不過，這種狀態并未能夠持續多久，他的熱情就消失了。當然，這也符合其一貫消極而頹廢的個性。郁本以文學聞名，卻在經濟系講授統計學，感覺到“無窮限的無聊和無窮限的苦悶”。到了北京三個多月后，他給郭沫若、成仿吾寫信自述這種苦悶狀態：“我一拿到講義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課的時間表的時候，胸里忽而會咽上一口氣來，正如酒醉的人，打轉飽嗝來的樣子。我的職業，覺得完全沒有一點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對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來。”他曾與往來的朋友訂了一個規約，“請他們見面時絕對不要講關于文學上的話，對于我自家的幾篇無聊的作品，更請求他們不要再提起。因為一提起來，我自家更羞慚得竄身無地，我的苦悶，也更要增加。”除了一些涌現靈感的發作，寫下一些文字的瞬間，大部分時間，郁達夫都是日夜呆坐，“我的情感，意識，欲望和其他的一切，現在是完全停止了呀，M！我的生的執念和死的追求現在也完全消失了呀！”“人生到了這一個境地，還有什么希望？還有什么希望呢？”[13]郁還在報紙上公開坦露，自從到北京后，“只覺得生趣蕭條，麻木性的郁癥，日甚一日”。[14]

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多以后，因為“生活太干寂了，太可憐了，胸中在醞釀著的悶火，太無噴發的地方了”，郁達夫回了一次上海。當列車剛出正陽門站，與北京漸行漸遠時，他在心理詛咒：“美麗的北京城，繁華的帝皇居，我對你絕無半點的依戀！你是王公貴人的行樂之鄉，偉大杰士的成名之地！但是Sodom的榮華，Pompey的淫樂，我想看看你的威武，究竟能持續幾何時？”“像我這樣的無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蒼天不死，今天在這里很微弱地發出來的這一點仇心，總有借得濃煙硝霧來毀滅你的一日！殺！殺！死！死！毀滅！毀滅！我受你的壓榨，欺辱，蹂躪，已經夠了，夠了！夠了！”他給郭沫若寫信傾訴：“沫若，我是一個從來不愿意咒詛任何事物之人，而此次在車中竟起了這樣的一段毒念。你說我在這北京過度的這半年余的生活，究竟是痛苦呢還是安樂？具體的話我不說了，這首都里的俊杰如何的欺凌我，生長在這樂土中的異性者，如何的冷遇我等等，你是過來人，大約總能猜測吧！”[15]

創造社成員，左起：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為了排遣苦悶孤寂，郁達夫經常游蕩在北京前門外的酒館、妓院、戲園之間。在這一期間寫成的小說《薄奠》中，他記錄了主人公百無聊賴時的消遣：“我一個人渺焉一身，寄住在人海的皇城里，衷心郁郁，老感著無聊。無聊之極，不是從城的西北跑往城南，上戲園茶樓，娼寮酒館，去夾在許多快樂的同類中間，忘卻我自家的存在，和他們一樣的學習醉生夢死，便獨自一個跑出平則門外，去享受這本地的風光。”[16]

作為一個典型的“自敘傳”者，郁奉行“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他小說中很多情節都有自身經歷作為支撐，至少也反映了相似的境遇。[17]當時在北大讀書的馮至就曾回憶：“有時郁達夫和我們不期而遇，便邀我們到任何一個小飯館里小酌。我難以忘記的是一個晚春的夜里，斷斷續續地下著迷濛的小雨，他引導我們在前門外他所熟識的酒館中間，走出一家又走進一家，這樣出入了三四家。酒，實際并沒有喝多少，可是他的興致很高，他憤世嫉俗，談古論今”，“直到子夜后，大家才各自散去。”[18]

這段時期導致郁達夫如此心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源自其本身的個性，另一方面也與北大的紛爭有關。郭沫若當時反對郁北上的理由之一即是北大門戶既成且壁壘森嚴，難以施展。后來的情況也正如他所預料，郭也用略帶譏諷地描述，“以達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幾年，卻始終是一位講師，足見得那些‘朋友’對于他是怎樣的重視了”。[19]在京期間與他交往較多的北大學生孫席珍對此也有類似的觀察，他認為，以郁達夫的聲望、地位、資歷和成就，不應該只是講師，只是由于當時北京文教界“派系林立，壁壘森嚴，他和各派都并無恩怨，便在他們的相互排擠傾軋中成了三明治”。[20]

這些都是外人的觀感，那么他本人的體會如何呢。郁達夫對這些說法應該是認可的，后來在幾處文字中都流露出對北上任教這一決定的悔意。他曾在武漢送別成仿吾時表示，自己不應該在創造社根基未定之時，“一個人獨善其身的跑上北方去的”。最終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一個無聊”。“京華旅食，叩了富兒的門，一雙白眼，一列白牙，是我的酬報。現在想起來，若要受一點人家的嘲笑，輕侮，虐待，那么到處都可以找得到，斷沒有跑幾千里路的必要”，“大都會！首善之區！我和鄉下的許多盲目的青年一樣，受了這幾個好聽的名字的騙，終于離開了情逾骨肉的朋友，離開了值得拼命的事業，騎驢走馬，積了滿身塵土，在北方污濁的人海里，游泳了兩三年。”[21]

到北京僅僅半年之后，郁達夫就有了離開的想法，他渴望能夠不用再教書，回到上海，回到浙江老家去實行“鄉居”的宿愿。1924年5月那次回到上海，實際上也有尋找機會的用意，以便脫離那“萬惡貫盈的北京，而別求生路”。不過，上海的情形更讓郁絕望，于是覺得北京比“卑污險惡的上海，還要好些”，只能感嘆“萬惡的首都，我還是離不了你！離不了你！”[22]不過，他還是等來了機會。1925年2月，郁達夫應國立武昌師范大學新任校長石瑛之請，從北京大學離職，進入該校國文系任教。不過，這份工作他也沒做多久，同年11月便辭職。1926年年初，郁與創造社同人一起奔赴廣州。期間，妻兒一直居住在北京，他也因此經常往返南北之間。

1926年6月，正在廣州的郁達夫得到兒子病重（腦膜炎）的消息后返回北京，只看到了自己門上的白紙條兒，龍兒的尸體已經埋入妙光閣的廣誼園，從此陰陽兩隔。喪子的悲痛幾乎讓郁達夫夫婦難以承受，他們一家在什剎海租住的那個院落的一切無時無刻都在提醒這里有一個鮮活的兒童的生命曾經存在過，“院子里有一架葡萄，兩棵棗樹，去年采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棵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墜棗之聲”。當年十月，郁獨自一人離京，在南返的列車上想起了盧騷（按：今譯為盧梭）晚年《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開頭：“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鄰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至此，他與這座古城的固有聯結徹底中斷了，“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里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23]

全部算來，郁達夫在北平斷斷續續居住的時間不過兩年多一點，他只是一位行色匆匆的過客，這是一段渾濁而傷心的經歷。在1934年從杭州啟程去青島之前，郁一直未曾再次北上。此次因有朋友邀請，因緣際會，于是有了一趟計劃之外的故都之行。除郁達夫夫婦及他們的一個孩子外，還有其嫂（郁華之妻）也一同前往。她是為打理北平阜成門旁巡捕廳胡同的老屋（此前郁華一家已經移居南京），那也是郁1919年第一次來京時的居所，時間已經過去了十五年，這一次，他們仍在此居住，不過已物是人非。與先前相比，郁的聲望、心境以及北平的政治局勢、文化環境等，都已發生了重大變化。

二、訪友

郁達夫在北平停留了約三個星期，一項主要活動是訪友，有七十多個名字出現在他這段時期的日記中，其中有幾人需要重點提及。

第一位是沈從文。1924年冬日的一天，郁達夫收到了一位青年人的來信：“生活她正同棄我而去的女人一樣：無論我是如何設法去與她接近，到頭終于失敗。一個陌生少年，在這茫茫人海中，更何處去尋同情與愛？”[24]他于是圍好圍巾，冒著寒風在紫禁城東側，北大紅樓附近銀閘胡同一間陰暗潮濕的屋子里，見到了穿著單衣正在裹著被子御寒的沈從文，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畫面。二人面談了一會，郁請沈在附近的小飯館吃了午飯，并把剩下的錢給了沈。當天返回之后，郁達夫寫下了《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將一位似乎已經走投無路的文學青年的窘境公開發表出來，同時也借機表達了自己對社會的憤怒與不滿。[25]他還將沈從文的《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向《晨報副刊》推薦，并介紹該刊編輯劉勉己、瞿世英與沈認識，這也是據現有史料已發現的沈從文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字。[26]由此，沈從文推開了那扇曾經對他緊閉的文學大門的一個縫隙。

后來，郁達夫的中學同學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連續刊出沈從文的多篇作品，他的名字開始和梁啟超、胡適、趙元任、張奚若、劉海粟、丁西林、余上沅、聞一多、陳西瀅、梁實秋等人并列出現，這是一個重大的跨越。可以想見，這份提攜對于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有多么重要。1927年，徐志摩參與創辦新月書店，出版了沈從文第一本小說集《蜜柑》，使沈在文壇站穩了腳跟。在出版于1936年的《從文小說習作選》中，沈從文特別感謝了徐志摩、胡適、林宰平與郁達夫，“這十年來沒有他們對我種種的幫助和鼓勵，這集子里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27]

在北平期間，郁達夫幾次與沈從文等人聚餐，經常參與者還有凌叔華、陳西瀅、楊振聲等人，也曾專門前往史家胡同甲54號陳西瀅、凌叔華宅中探訪。這一群體多以當時北平的“京派”作家為主。如果再向前追溯，他們都與20世紀20年代北京的“新月派”與“現代評論派”有深厚淵源，這兩個社團的成員均以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知識群體為主，相互之間多有交集，郁達夫在北大教書期間就與他們經常往來，尤其與現代評論派關系密切，曾參與創辦《現代評論》。[28]而郁的同鄉、中學同學徐志摩則是新月派的核心人物，他充當起了一座重要的溝通的橋梁。郭沫若后來也曾提及：“達夫和上海新月社的人們太接近了”。[29]

凌書華繪《我們北平的家》

相對而言，郁達夫與現代評論派的精神領袖胡適的關系則頗有意味。來到北平大約十天之后，他曾在日記中記下次日準備去探望胡適，不過，這次會面是否如約成行則屬未知，他后來沒有相關記載。而從1934年7月14日一直到8月26日，胡適也暫停了記日記。只是在8月27日寫下“這一陣太忙了，把日記擱下了，今天又續記下去”。[30]郁在北平停留時間比較充裕，頻繁與諸多故友相見，有些還見過多次，胡適對此不會沒有耳聞。但目前筆者尚未見到雙方會面的記錄，這一現象本身已經說明了一些問題。如果他們均有誠意相見，不會沒有機會，更不會沒有留下只言片語。[31]

郁達夫與胡適可謂“不打不相識”。早在1919年郁第一次來北京參加文官考試失意之時，曾給素不相識的胡適寫了一封信，傾訴自己的郁悶，期待從這位“大人物”那里得到安慰。[32]胡適長郁五歲，當時已因文學革命而暴得大名，而郁只是一個尚在日本留學的青澀學生，二人雖年齡相差不大，但社會地位并不在一個層面。他敏感、孤傲，甚至在信中還忸怩地提出希望胡適來探望，但卻未向胡適告知自己的姓名。對于這樣一封有些莫名其妙的來信，胡適可能并未在意，也沒有回復，更沒有回訪，這可能傷害、刺激到了當時正處于失意中的郁達夫。

1922年8月，郁達夫發表《夕陽樓日記》，批評余家菊翻譯《人生之意義與價值》所犯的翻譯錯誤，其中還順帶提及“跟了外國的新人物，跑來跑去的跑幾次”，“糊糊涂涂的翻譯翻譯，便算新思想家了”。[33]此時，杜威正在中國各地演講，作為學生的胡適隨同。郁的所指，不言自明。胡適于是親自下場，在《努力周報》上發表《罵人》一文，一方面為自己的學生余家菊辯護，同時也批評了創造社。這不僅是胡適與創造社交惡的開始，也開啟了與郁的一段小恩怨。

不過，這場風波后來隨著胡適的一封和解信而收場。二人握手言和，成為了不錯的朋友。郁達夫1923年進入北京大學之后，他們成為同事，多次共同參加宴聚。1925年上半年郁在武昌師范大學之時，曾與同在武漢大學執教的楊振聲、江紹原一起促成胡適南行。[34]胡適在記錄此次行蹤的《南行雜記》中記：“此次在武漢見著許多新知舊友，十分高興。舊友中如郁達夫、楊金甫，興致都不下于我，都是最可愛的。”[35]

郁達夫在北平的諸多舊友中，關系最深厚的前輩，應屬周作人。郁剛到北平時，周氏尚在日本東京，9月初返平后，雙方至少見過兩次。據郁9月1日日記：“大約周啟明氏，將于明日到，以后又有一二日忙了。”3日，“晨八時半，訪周作人氏，十年不見了，豐采略老了些。”[36]雖僅幾語，但也勾畫了雙方的狀態與心境。9月4日晚，章川島在家里為郁達夫、周作人洗塵，有許季茀、廢名、孫百剛等，但郁日記對當日會面情形未做記載。

郁達夫與周作人的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初期。1921年10月，郁的小說集《沉淪》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這被認為是“五四”以來最早的新文學白話體小說集，其中充滿了對自我幽暗心理的大膽袒露與剖析，《沉淪》在一個月之內連印三版，行銷近20000冊。不過，《沉淪》也因“肉欲描寫”“誨淫”等，引發巨大爭議，被批評為“不道德的小說”。彼時初出茅廬的郁面對這種輿論風暴，尚無足夠的承受與反擊能力。幾年后他追憶當時情景：“社會上因為還看不慣這一種畸形的新書，所受的譏評嘲罵，也不知有幾十百次。”[37]在很無助的狀態下，郁給自己素不相識的浙江同鄉、北大教授周作人寄去了一冊《沉淪》，并寫了一封英文信求助：“我希望你出自內心對我的作品進行坦率的批評。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對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給我唱悲哀的挽歌的最后一個人！”[38]

周作人“振臂一呼”，在《晨報副刊》“文藝批評”欄刊文，反駁外界對《沉淪》作為“不道德的文學”的指責，鄭重聲明《沉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雖然有猥褻的分子而并無不道德的性質”。[39]周作人的出場在一定程度上為郁達夫解了圍。他在幾年后提到這段經歷：“一般罵我誨淫，罵我造作的文壇壯士，才稍稍收斂了他們痛罵的雄詞。”[40]蘇雪林也對此總結：“眾論翕然而定，而郁氏身價亦為之驟長。”[41]

郁達夫《沉淪》，泰東圖書局1921年10月初版本

周作人1922年3月發表于《晨報副鐫》的《“沉淪”》

因這次出手相助，郁達夫十分感念周作人。1923年2月曾到北京登門拜會周作人。當年春節，周作人在北京八道灣家中宴請北大友人和浙江同鄉，郁也名列其中。正是在這次家宴上，郁第一次見到魯迅，開啟了二人長久的摯友關系。10天后，郁在東安市場東興樓回請周氏兄弟。

1923年10月郁達夫進入北京大學與周作人成為同事，詩書往還，酬酢宴飲，交往日深。郁與周氏兄弟一直保持著親近的友誼，即使在兄弟失和之后，也一直與二人密切往來。1930年《達夫代表作》再版時，郁達夫特意在扉頁上標注：“此書是獻給周作人先生的，因為他是對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國第一個批評家。”[42]周作人對郁的評價也很高，這不僅體現在前述對《沉淪》的申辯中，他還稱郁是“中國新文學界唯一的作者”。[43]

1925年初郁達夫離職北大前往武昌，但他與北大的緣分似乎并未結束。1929年9月陳大齊履新北京大學校長之后，曾函電郁，擬聘其為國文系教授，其中應有周作人的幕后推動。不過，此時郁剛剛答應了安徽大學校長王星拱的邀請到該校任教，只能婉拒陳的好意，但在信中表示：“敢請給假半年，俾得在這半年之中稍事準備，一到明年春期始業，定當遵命北上，與先生等共處。”[44]

不過，郁達夫在安徽大學執教的計劃被意外終止，北大則由周作人、馬裕藻出馬，幾次去信力邀其北上，郁也曾回信應允，但又因患病而擱置。[45]其實，郁遲遲沒有答應周作人的邀請，除疾病原因外，還有其它考慮。他在當時寫給一位青年朋友翟永坤的信中坦露心跡：“北京的地方我是很喜歡的，可是北京教育界的許多人，除啟明先生一人以外，我差不多都是跟他們合不來的。因此，我真不能決心再去作教書的機械，況且這機械的油火也不見得能充足哩。”[46]

不過，周氏一直沒有放棄努力，多次邀請郁重歸北大。后者雖然非常感激，但一直以各種理由推脫。1931年7月6日，他在寫給周作人的信中解釋自己最終不能北上的原因在于家事拖累，聲稱自己一時昏迷，“遇人不淑”，鑄下大錯，“婦人難養，古今中外似乎是一例的”。[47]此處特指郁與王映霞之事。這究竟是郁達夫的托詞，還是真的事出有因，或許兩重因素都有。但郁達夫終究沒有履行他兩年前向陳大齊做出的許諾。1934年后雙方雖然仍舊密切關注對方并有音訊往來，但這竟成彼此最后一面。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周作人駐留北平，后來出任偽職，郁最初還曾為老友辯解，但后來徹底決裂，亦可見其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

郁達夫攝于1934年5月

此次在平期間，郁達夫遍會舊友，既有沈從文、凌叔華、楊振聲等京派作家，也有孫席珍等帶有明顯左翼傾向的文學青年，與周作人等一派文人也多有往來。郁達夫游走于不同的文化陣營之間，能夠與諸多具有不同文學趣味以及秉持不同政治傾向的作家都能夠成為朋友，這源自他超越政治立場與黨派紛爭的文學理念。從個性上看，郁在本質上是灑脫、真誠、率性之人，鄭伯奇描述他“在當年的文學界中是交游最廣朋友最多的一個”。[48]他在北平的廣泛交游正是對上述評價的合適注解。

三、購書、聚餐、北戴河之行

民國初年的北京聚集著大批來自南方的新文化人，由于地理、環境、文化等因素的差異，他們與北京城的聯結度并不高。這段時期，北京政局動蕩，文教界也受此牽連，各種風潮頻發。至少在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北伐成功、遷都南京并將北京改稱北平之前，很多新文化人經常在不同城市，不同高校之間流動，生活狀態不穩，北京只是他們的暫時棲身之地，因此很難產生歸屬與認同。他們對北京的情感普遍比較復雜，一方面徜徉于北京異常厚重的文化氛圍之中，另一方面又對這座古都比較隔膜，大多處于一種懸浮、疏離狀態。但有一點屬于例外，分布在各處的眾多書肆[49]成為鏈接他們與北京的重要橋梁，更是后來懷念北京的重要緣由。錢穆曾于1930-1937年在北平教書，他在晚年一直對此地的購書環境念念不忘，“北平如一書海，游其中，誠亦人生一樂事”。[50]

郁達夫在北大教書期間，就經常到各處書肆游逛。1934年這次到北平后第二天就來到東安市場，賣書之伙計竟然還記得他的“十年前舊事”，“相見欣然，殷殷道故，像是他鄉遇見了故知。”[51]商人通常在商言商，多以營利為本位，無可厚非。但書籍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在書肆這一空間之中，老板、伙計與顧客的來往不僅是一種買賣，在選書、購書的過程中，有時可以超越單純的商業關系而被賦予了一定的情誼，其中的情感交流與知識切磋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色彩。郁達夫的這一經歷，其實并不稀奇，錢穆經常去琉璃廠與隆福寺，“各書肆老板幾無不相識”。[52]

民國北京的書肆主要分布在琉璃廠、隆福寺以及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等地，但各有側重，互有分工。相對而言，前兩者歷史淵源更早，以售賣文房四寶、木版、線裝書為主，每逢舊歷年關便是讀書人至廠甸淘書的最佳時期；后者主要面對的是附近的大學教授與青年學生，經營商務、中華、自強、錦章、大東等各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尤其是一些新興社會科學的書籍以及外文原版書，只能在此買到。一些新版教科書、雜志等，也是東安市場與西單商場的重要特色，新書店大多選擇棲身于此。[53]

20世紀30年代的東安市場書肆

東安市場因近北京大學、朝陽大學以及許多中學，很多北大教師與學生對那里都非常熟悉，郁達夫閱讀范圍廣泛，既有中國古書，也有大量西文圖書，因此并不拘泥于某處書店，但因地利之便，最常去的仍是東安市場，日記中記錄的購置的西文書目就有The Magic Flute（G.Lowes Dickinson）、A History of Spanish Literature（E.D.Laborde）、Was will es Werden？（Spielhagen）、Die Alten und die Jungen（Charlo the Niese）、Guzman D'Alfarache（Mates Alemaun）。

北平大小書肆的掌柜與伙計多給人留下了厚道、專業之印象。他們由于長期與古書接觸，自然成了內行，對于版本等方面的掌握程度，往往并不在專業人士之下，甚至還有超出者。《清稗類鈔》中描述北京商人“雖為賈者，咸近士風”，這一點在書肆當中體現的最為明顯。其內部的氣氛遠非一般商業場所可比，形成一種君子之交的儒家風氣。鄧云鄉稱：“老掌柜深沉而和藹，小伙計精明而謙恭，實足代表了當時的京朝氣度。”[54]同時，對于商家而言，也更立足長遠，并不計較眼前的一得一失。王鐘翰的《北京書肆記》概括民國舊書業的風氣，“重行規、尚義氣，目能鑒別，心有輕重”。[55]

在北平期間，郁達夫夫婦還游覽了一趟北戴河。早在清末，位于東海之濱的北戴河就開始被來華的西方人士“發現”。因京奉鐵路的修建，北京與北戴河建成便捷的交通連接，至20世紀20年代，北戴河已經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海濱旅游地，尤其是駐在北京的各國外交官及其家人，每至夏日都紛紛到北戴河避暑，國內能到北戴河的也多屬社會上流人士。郁在游記中記錄：“剛在青島看海看厭了的我們，這一回對北戴河自然不能像從前似的用上級形容詞來贊美了。不過有兩件事情，我總覺得北戴河要比青島好些。第一，是汽車聲音的絕無，第二，是避暑客人的高尚。”[56]王映霞也稱，北戴河的兩天，則異常清凈，“若緩步在靜寂的海濱，除了潮汐的沖擊聲外，所偶爾觸聽到的，便只有林間的鳥語。”[57]

郁達夫夫婦到北戴河一游，還有他們共同的老朋友孫百剛陪同。他們都是浙江同鄉，郁在東京帝大即將畢業時結識了孫氏，二人在日本時結下友情。孫百剛回國后在溫州教書，與王映霞成為同事。又因王映霞與孫百剛妻子年紀相仿，二人成為好友。1927年初在上海，郁在孫百剛的家中第一次見到了王映霞，隨后展開了對王的狂熱追求，經過一番曲折，雙方于1927年秋在上海舉辦了婚宴。因此可以說，孫百剛是他們的媒人。不過，郁達夫與原配孫荃并未解除夫妻關系。

此次郁達夫夫婦到平當日，即與孫百剛等諸多同鄉見面，可見關系之密切。在北平城內，孫百剛曾設法通過私人關系陪同夫婦二人進入中南海參觀，“那時候沒有正式機關設在里面，只駐有警衛部隊。中南海里邊荒蕪不堪。映霞最感興趣的是南海的瀛臺。就是戊戌政變后慈禧幽禁光緒的所在。不過當時的太液池并沒有現在這樣青松翠柏，碧水澄流。一眼望去，既看不見涵元殿，更望不到翔鸞閣，只是幾間頹樓敗廈，擁水而居。這里沒有板橋，沒有渡舟，隔水遙望，徒興銅駝荊棘之感而已。”[58]之后，孫百剛又陪同郁達夫夫婦同游北戴河，亦順理成章。

郁達夫此時已是享有盛名的作家，其日常行程常有媒體關注。青島期間，就有《郁達夫避暑青島》等報道。在從北戴河回北平的中途，郁達夫夫婦在天津下車。當晚王余杞、馮至庚、姜公偉以及一些報社記者專門到車站迎候。郁當天日記記載：“下車之后，鎂光閃發數次，被照去了兩個疲怠極了的相”。剛入住法租界交通旅館，聞訊趕來的《中國新報》記者又要進行專訪。天津《益世報》也有報道：“當代文學家郁達夫氏，偕其夫人王映霞女士及公子，于本月十四日由青島來平小住，住西四巡捕廳胡同，因其夫人系初次抵平，連日赴三海天壇等處觀光，并分訪在平諸舊友，郁氏夫婦又于昨（十九）晚搭北寧車赴北戴河及山海關，約兩日后返平，再赴西山，頤和園諸地，在平酬酢，復為《當代文學》，撰一散文《故都之秋》，因其公子須返杭就學，故僅住兩周，即行南返云。”[59]甚至法國路透社也有郁到北平的通電，他還因此被朋友江紹原調侃稱為“路透著作家”。[60]

1934年的報紙報道《郁達夫在天津》（《時代》第6卷第10期）

在北平期間，郁達夫幾乎每夜都是晚歸、晚睡。這一方面與他的生活方式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北平夏末初秋的氣候特征以及夜生活的豐富。晚歸的原因，或是看戲，或是與友人聚餐。聚餐，或在家中，或在餐館。日記中提到的家宴地點包括沈從文家、章川島家、鄧叔純家，有的還不止一次。餐館則包括豐澤園、五道廟春華樓、大美菜館、正陽樓、西長安街慶林春、淮陽春等處。據譚其驤說，當時的中央公園茶座，可以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點。[61]

郁達夫曾幾次被邀請去看戲，其中提及廣和樓。廣和樓坐落在前門肉市，作為中國國劇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科班富連成社的大本營，在當時可謂家喻戶曉。名伶馬連良、小翠花、譚富英等均在此嶄露頭角，成為招牌。他當年在北大教書時就是一個“京戲迷”，他經常在前門一帶的戲園流連，還去總統府聽過堂會。1941年5月，郁在遙遠的新加坡寫下了《看京戲的回憶》，其中提及孫菊仙、梅蘭芳、尚小云、程硯秋、荀慧生、楊小樓、余叔巖、馬連良、郝壽臣、侯喜瑞等人。[62]在這里，北平已超越了“故都”的層面，成了“故國”的代名詞。

四、《故都的秋》

對于郁達夫這樣的成名作家，被人約稿或索稿，實為常事。尚在青島期間，即經常收到催稿信，不得不應付的稿件有四五處，包括《當代文學》《文史》《良友》《東南日報》。[63]他為此也經常檢討，自己沉溺于游玩，耽擱了時間，拿不出像樣的東西出來。

1934年8月16日，郁達夫抵達北平的第三日，為農歷七夕，日記中記述：“今天是雙星節，但天上卻布滿了灰云。晨起上廁所，從槐樹陰中看見了半角云天，竟悠然感到了秋意，確是北平的新秋。”也在這一天，他接到《人間世》社快信和王余杞來信，都系催稿之事，“王并且還約定于明日來坐索”。當晚，郁達夫看了一遍在青島記的日記，計劃如果自己寫不出別的，“當以這一月余的日記八千字去塞責。”[64]可能確實感受到了秋意來襲，17日晨起，郁一氣呵成，寫了二千字，即為《故都的秋》。該文雖屬急就章，但也確是郁氏的有感而發。該文后來發表在王余杞主編的《當代文學》第三期上。

郁達夫《故都的秋》，1934年《當代文學》第3期

王余杞在1924年進入北京交通大學讀書，后來與同學翟永坤等人創辦《荒島》半月刊。他們曾將雜志寄給郁達夫，郁在他主編的《大眾文藝》上刊發《致〈荒島〉半月刊的同人》，并點名稱贊了王余杞的A Comedy。對于郁，這只是舉手之勞，而對于文學青年來說則是很大的榮幸。在這個問題上，郁既是獲益者，也是施助者。他當時發表《沉淪》時因周作人的出手而解圍，僅僅三年后就可以引薦沉從文進入文壇。因此，他對這種行為之于后輩的精神鼓勵與實際的幫助當有更深的認識與體會。 1930年，王余杞大學畢業后進入天津北寧鐵路局工作，業余時間仍從事寫作，雙方一直保持著通信往來。 1934年7月，王余杞在天津創辦《當代文學》。創刊之初，亟需一些“大人物”撐持場面，《故都的秋》即在此種背景下產生。本文可與郁達夫1936年5月寫成的《北平的四季》結合起來整體閱讀，二者屬于姊妹篇，后者可視為前者的延伸，文中將北平的季候書寫與家國憂患聯系起來，萬千感慨化于筆端。

如前文所述，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之于郁達夫而言是一個傷心之地。他在此考試落榜，傷心而別。因文學成名后雖赴北京大學教書，但卻是以統計學講師的身份，那段時間他總感到郁悶、焦躁與無聊，后來幼子在此夭折，更阻斷了他與這座城市的基本聯系。他在幾篇小說中（《薄奠》《十一月初三》《北國的微音》）流露出的北京痕跡無不充滿了衰敗、頹廢與落寞。后來面對北大故友多次拋出的邀其北上的橄欖枝，雖稍有動心，但最終還是婉拒。

但是到了《故都的秋》與《北平的四季》，北平“典麗堂皇、幽閑清妙”，物質的供給“無一不備，無一不好”，北平的人事品物“無一不可愛”。那些古都的日常生活仿佛被覆蓋了一層“濾鏡”，呈現出更加溫情、亮麗的“暖色”。正如《北平的四季》的自白：“對于一個已經化為異物的故人，追懷起來，總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處；隨后再慢慢的想想，則覺得當時所感到的一切壞處，也會變作很可尋味的一些紀念，在回憶里開花。關于一個曾經住過的舊地，覺得此生再也不會第二次去長住了，身處入了遠離的一角，向這方向的云天遙望一下，回想起來的，自然也同樣地只是它的好處”。[65]

此時，郁達夫年近四十，已是聲名顯赫的著名作家，早已結束了與創造社的內部糾葛（與郭沫若、成仿吾等老友鬧翻，脫離創造社）。經歷了國民革命大浪潮的淘洗，他的心態走向平和。[66]與王映霞結婚后，基本擺脫了早年的動蕩。1933年4月，他們從上海遷居杭州，生活相對閑散安逸。在《故都的秋》與《北平的四季》中，郁轉換了觀察視角、重置觀察焦點，從一個欣賞者、仰慕者的身份去想像、描繪這座城市。北平在他的筆下呈現出非常溫情的畫面，比如他特意提到自己和兄長三人當年在北平冬夜通宵長聊的情景，提到“陶然亭的蘆花，釣魚臺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67]這種筆調體現出的今昔對比，是對逐漸將要失去事物的珍惜與眷念，是對舊京輝煌的惋惜與懷想，還有對古都未來命運的隱憂。

西德尼·甘博拍攝的頤和園玉帶橋

郁達夫對北京情感上的前后轉變還可從20世紀30年代這一特殊的時間節點進行追索。此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已經暴露無疑。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及1932年偽滿洲國建立之后，北平已經成為實際意義上的戰爭前線。進入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后華北危機持續加劇，北平的城市命運引發中國各界的深切憂慮，是否“放棄華北”成為當時討論的重要議題。郁自述促成此次北上的一個重要心理就是“想在沒有被人侵奪去之前，去瞻仰瞻仰這有名的舊日的皇都。”[68]所謂的“榆關近事”（即1933年初日本侵略山海關之事）也是他和朋友閑談時的話題。與其同游北戴河的孫百剛后來回憶說，他們一起乘北寧路車向東北行，過秦皇島，抵山海關。當時北寧路到此為止，過關即屬偽滿地界，二人“徘徊欷歔了一陣”。山海關城墻因年久失修，面目全非，郁達夫感慨系之，背誦了一首他改寫的前人詠長城詩：秦筑長城比鐵牢，當時城此豈知勞。可憐一月初三夜，白送他人作戰壕！[69]郁本人也在日記中記述：“而立在南天門向秦皇島，山海關等處的遠眺，卻也足能使人引起一種感慨。”[70]在從北戴河回北平的路上，看到陽山、碣石山等不斷的青峰，與灤河蜿蜒的姿勢，郁感嘆關內和關外何嘗沒有“明媚的山川”！不過，這大好的山河“都拱手讓人拿去筑路開礦，來打我們中國了，教我們小百姓又有什么法子去拼命呢？”[71]

《故都的秋》的最后，郁達夫表達了他的不舍：“秋天，這北國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話，我愿意把壽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72]引發他不舍的，又何止“這故都的秋味”。他在《北平的四季》中用了這樣一種描述：“北平市內外的新綠，瓊島春陰、西山挹翠諸景里的新綠”，“現在卻已經完全掌握在一只滿長著黑毛的巨魔的手里了！北望中原，究竟要到哪一日才能夠重見得到天日呢？”他已經有所預感：“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進展，永久地為我們黃帝子孫所保有的舊都城！”[73]

《宇宙風》北平特輯

《北平的四季》最初刊發在上海《宇宙風》雜志1936年7月推出的“北平特輯”上。自1935年起，日本加快策動冀、魯、晉、察、綏等“自治運動”，實質意圖就是制造華北“獨立”，將華北從中國分裂出去，以建立受其控制的親日政權。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縣通電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此舉在北平以東制造了一個事實上的傀儡政權。與此同時，日軍進駐豐臺，頻繁舉行真槍實彈演習，北平城內上空亦時刻響起“防空警報”，巨大的軍事壓力與戰爭威脅，使北平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危城”。《宇宙風》“北平特輯”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封面除一些北平名勝外，還專門配有一幅“一九三六年日本為謀以實力控制華北增兵京津”的照片，其中意味不言自明。如果聯想當時北平面臨的危機，郁達夫所表達的恐怕不只是對北國四季的單純的留戀，更似為一座行將淪陷的故都提前吟唱的一首挽歌。作為一個文人，追懷故都的過去，這種以審美書寫守護文化記憶的方式，何嘗不是一種抵抗的姿態！

一年多以后，抗戰全面爆發，郁達夫亦再度踏上漂泊之途，遠走南洋。

注釋：

[1] 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將北京改名為北平。本文以此為界，涉及1928年之前內容時，稱“北京”；1928年之后，稱“北平”。

[2] 青年作家孫席珍及一些朋友當時多次與郁達夫聚餐、出游或聽戲，據他回憶，期間至少與郁達夫見過七八次，但其名字只在郁的日記中出現了兩次，那些朋友在日記中留下的痕跡也不是十分充分。孫席珍因此認為這份日記寫得十分簡略，而且是跳躍式的，“當時他和許多人接觸，還有很多相關的事，往往籠統一筆帶過，有的甚或失記。”參見孫席珍：《懷念郁達夫》，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79頁。總體看來，郁達夫1934年的北平日記雖省略了較多細節內容，但基本線索是清晰的。

[3] 學界對于郁達夫的研究十分充分，學術積淀極其深厚，但多集中在文學領域。關于郁達夫與北京的歷史淵源，可參見李杭春：《郁達夫與北京——郁達夫行旅系列之一》，《中文學術前沿》第四輯；賀天行：《“文化城”的懷舊與未來——<宇宙風>“北平特輯”及其內在張力》，《漢語言文學研究》2023年第3期。

[4] [5] [63] 郁達夫：《避暑地日記》，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五卷日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下同），第348、362、352頁。

[6] 郁達夫：《斷篇日記一》，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五卷日記，第13頁。

[7] 郁達夫：《題陶然亭壁》，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七卷詩詞，第93頁。

[8] 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七卷詩詞，第91頁。

[9] 郁達夫：《留別家兄養吾》，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七卷詩詞，第92頁。

[10] 郁達夫：《海上通信》，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60、65頁。

[11] [13] 郁達夫：《一封信》，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73-74、73-78頁。

[12] 郁達夫：《十一月初三》，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一卷小說（上），第384頁。

[14] 郁達夫：《讀上海一百三十一號的<文學>而作》（1924年7月25日），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84頁。

[15] [22] 郁達夫：《給沫若》（1924年7月29日），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89、93頁。

[16] 郁達夫：《薄奠》（1924年8月14日作于北京），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一卷小說（上），第329頁。

[17] 孫席珍曾回憶郁達夫對自己小說“自敘”性質的闡述：“有些情節不妨隱諱曲折些，也允許適當的夸張和必要的虛構，但總得以自己的經驗為主。”參見孫席珍：《懷念郁達夫》，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第74頁。

[18] 馮至：《相濡與相忘——憶郁達夫在北京》，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第65頁。

[19] 郭沫若：《論郁達夫》（1946年3月6日），《郁達夫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頁。

[20] 孫席珍：《懷念郁達夫》，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第75頁。

[21] 郁達夫：《送仿吾的行》（1925年5月），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115頁。

[23] 郁達夫：《一個人在途上》，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129、133頁。

[24] 沈從文：《一封未曾付郵的信》，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1卷，第4-5頁。

[25] 郁達夫：《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107-109頁。

[26] 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頁。

[27] 沈從文：《從文小說習作選》，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版，代序第8頁。

[28] 陳子善：《研讀中國現代文學史札記》，《名作欣賞》2022年第28期。

[29] 郭沫若：《再談郁達夫》，《文訊月刊》第7卷第5期“文藝專號”，1947年11月15日。

[30]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1934-1939），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版（下同），第137頁。

[31] 關于郁達夫與胡適關系的研究，可參見楊斌：《誰是那個弱女子——郁達夫的愛恨離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84頁。

[32] 郁達夫：《致胡適》（1919年10月13日夜），郁達夫：《郁達夫書信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9頁。

[33] 郁達夫：《夕陽樓日記》，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十卷文論（上），第3頁。

[34] 《楊振聲、江紹原、郁達夫信一通》，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8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138-140頁。

[35] 胡適：《南行雜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四冊，第314頁。

[36] [51] [60] [64] [70] 郁達夫：《故都日記》，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五卷日記，第370-371、363、366-369、364、365頁。

[37] [40] 郁達夫：《〈雞肋集〉題辭》，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十卷文論（上），第301、301頁。

[38] 郁達夫：《致周作人》（1921年11月27日），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六卷書信，第47頁。

[39] 仲密（周作人）：《〈沉淪〉》，王自立、陳子善：《郁達夫研究資料》（下）第304-308頁。

[41] 蘇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青年界》第6卷第5號，1934年12月。

[42]《附錄三 郁達夫著譯書目》，郁云：《郁達夫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頁。

[43] 周作人（豈明）：《論并非文人相輕》，《京報副刊》1926年4月10日，第3版。

[44]《郁達夫先生致陳代校長函》，《北大日刊》第2254號，1929年10月14日，第1版，“函電”欄。關于此事的來龍去脈，詳見陳建軍：《郁達夫佚簡兩通考釋》，《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6期。

[45]《郁達夫日記（1929-1930年間）》，《新文學史料》1985年第3期。

[46]郁達夫：《致翟永坤》（1929年7月12日），郁達夫著，陳子善編：《全集補》，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頁。

[47] 郁達夫：《致周作人》（1931年7月6日），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六卷書信，第187頁。

[48] 鄭伯奇：《憶創造社》，饒鴻竟等編：《創造社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9頁。

[49] 當時北平購書場所名稱、形式各異，既有固定場所的書店、書鋪，也有流動性的書攤等等，本文統稱書肆。

[50] [52]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93、191頁。

[53] 雷夢水：《北平東西商場書肆記略》，新華書店總店編：《書店工作史料》第4輯，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88-92頁。

[54] 鄧云鄉：《書市、書鋪、書攤》，鄧云鄉：《文化古城舊事》，中華書局2015年版（下同），第207-208頁。

[55] 王鐘翰：《北京書肆記》，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 近代部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頁。

[56] [71] 郁達夫：《青島、濟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四卷游記、自傳，第154、155頁。

[57] 王映霞：《王映霞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頁。

[58] [69] 孫百剛：《郁達夫外傳》，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3-54頁。

[59]《郁達夫來平》，《天津益世報》第二張，1934年8月20日。

[61] 譚其驤：《原版代序》，鄧云鄉：《文化古城舊事》，第517頁。

[62] 郁達夫：《看京戲的回憶》，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377-378頁。

[65] 郁達夫：《北平的四季》，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269-270頁。

[66] 相關研究可參見張武軍：《革命文學探源：國民革命體驗與郁達夫的“方向轉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10期。

[67] [72] 郁達夫：《故都的秋》，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188、191頁。

[68] 郁達夫：《青島、濟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四卷游記、自傳，第154頁。在《北平的四季》中，他承認寫作此文也是“聊作我的對這日就淪亡的故國的哀歌”。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272頁。

[73] 郁達夫：《北平的四季》，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三卷散文，第2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