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人類精神世界不可摧毀的燈塔。在文學領域，對自由的追尋與超越，構成了無數杰作的內在驅動力。但正如蕭紅所言：“自由從來不容易，不是一個姿態、一個手勢，自由是永恒地克服重力，掙扎向上飛行。”自由的可貴之處，或許正體現在其勘探的艱巨與生長的不屈。作為風格獨特的“70后”滿族作家，于曉威以近四十載沉潛而堅韌的寫作，在生活的“轉彎”處、于世相的“厚墻”內，執著究詰自由的本相。

對存在家園的探尋

于曉威對自由的追問首先落在地理維度——鄉村與城市。這是現代人的核心生存空間，也構成了他筆下自由辯證法的最佳實驗場，兩者各自許諾了某種關于自由的想象。

于曉威寫鄉村，筆端總帶著一層薄霧般的追憶，具有田園牧歌式的美學濾鏡。《九月玉米地》里的村姑因過度勞累確診為急性腎炎，無錢醫治、一拖再拖，變成尿毒癥。“九月的玉米地早已是豐滿蓊郁的一片。林子和村姑再走進去，立刻就被玉米稈淹沒了身體，從高處看，只有玉米尖在輕輕地一排排搖晃，像是水上漾動的細小波紋。”村姑似乎與這片玉米地溶在一起，成為一棵沉默的植物。《孩子，快跑》中的少年，每天在山路和河灘路上奔跑，這既是求學途中的必備技能，也彰顯了生命最原初的自由形態，一種未被世俗規訓的蓬勃舒張。在《游戲的季節》《往跡一束》里，孩童們在“吹火車票”“拍香煙盒”“賞煙火”中所體驗的快樂，清澈、短暫、易逝，卻與土地、天性和未被功利浸染的樸素情感緊密相連。關于鄉村的舊夢，于曉威更深的一筆落在了《喪事》里。一場鄉村葬禮成了禮俗社會的微型劇場，表面的眾聲喧嘩之下，是嚴密且無形的倫理網絡。每個人都在他者的目光中表演得體的悲傷，在習俗的框架內完成規定動作。于是，鄉村的自由幻象在儀式性的表演中顯露出內在裂縫。

若鄉村不再是心靈皈依的彼岸，那此岸的城市會兌現其現代性契約所承諾的自由嗎？小說《厚墻》描繪了一條城鄉間的遷徙之路。進城務工的少年與曾作為知青下鄉的房東構成過去與當下的鏡像，他們之間因工期、報酬而產生種種誤解，最終釀成悲劇。被施工的那堵“厚障壁”，象征著兩種生存經驗與倫理邏輯的不可通約。事實上，于曉威筆下的人物走進城市，往往會發現自己陷入了身份懸置的泥沼。如《惡訊》中沒有姓名的公交車司機與《眩暈》中的陳紅，工作中模式化的機械操作已然滲透并重構了他們的內在感知與行為模式，生命的多元性與自在感被悄然剝離。

“城市病”的終極癥候是景觀性孤獨。《在深圳大街上行走》里，異鄉人在冰冷的鋼鐵叢林中短暫地相互取暖，但“兩個小苦瓜”最終走向無奈的分離，留下《深圳故事》影片開頭的剪影。《午夜落》消解了人名、背景與線性情節，靜默地拼貼出城市孤島中漫溢的緘默與疏離。《大街》以“街頭漫望者”的視角直擊個體的生活境遇：即使身處人潮，靈魂依然各自飄零。但于曉威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同樣承認并凝視其背面——作為孤獨的精密容器，城市對個體具有無可替代的、悖論性的吸引力。正如《沿途》中主人公的內心剖白所展現的：“他的眼淚差點流了下來，內心劇烈顫抖。他一直厭惡城市，希望遠離人群，可到頭來才發現他是多么依戀城市，多么熱愛人群啊！”在某種意義上，人群成了保護色，周遭的喧囂是最完美的背景音，街頭的櫥窗、咖啡館、書店均可轉化為鑒賞與藏身的景觀，使一切得以合理化。

可見，于曉威的勘探并未止步于對城鄉二元對立的簡單批判，對存在家園的探尋成為其測繪現代人精神境遇的核心母題。同時，他也清醒地意識到，當關于鄉村與城市的寓言被重復書寫后，反思與詰問要一并向更深邃的時空維度與人性內部挺進。

對歷史記憶的叩問

于曉威將筆觸伸向時間的暗角，在偶然與必然的糾纏中，讓歷史中的自由呈現出更為本真的樣貌。他像是穿梭于記憶中的拾荒者，在波瀾壯闊的史詩敘事之外，打撈湮沒無聞卻依然閃爍的心靈秘史。而那些被時代洪流所裹挾的小人物的迷惘與堅守，構成了他反復探尋的精神礦脈。

于曉威的中篇首作《半江風云半江歌》已顯露出這一特質，小說營構了抗美援朝背景下三位青年男女的情感糾葛與命運抉擇。在敘述策略上，于曉威采取全知視角，而對歷史現場有所取舍，使得歷史煙塵中的個體身影得以清晰呈現。果敢的滿族青年云志、剛強的地主家女兒映兒、堅毅的朝鮮族姑娘貞順，他們的人生選擇隱含著兩股巨大的動力：家國與民族、青春與愛情，兩者共同構成了故事的堅硬內核。對歷史中無名者命運的關注貫穿了于曉威的許多作品，《陶瓊小姐的1944年夏》以女性身體為切入點，透視革命話語背后個體生命所承載的復雜況味。于曉威沒有將陶瓊的犧牲簡單處理為崇高理念的必然產物，而是揭示其背后真切的情感原點，即對沙夫的愛。當愛與信仰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合二為一，個體的選擇便獲得了某種超越性的意義和價值。

《一個好漢》的敘述風格和主題意蘊與前兩部作品不同，但在對歷史中個體命運的關切上高度一致。小說沒有鋪展宏闊的歷史背景，而是另辟蹊徑地將敘述支點安放在人物心靈的幽微處。胡成軒這一形象可視為于曉威對“英雄”概念的重釋，他并非傳統革命敘事中那種高大全的完美符號，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會在抉擇面前猶豫，會因無力而軟弱，也深陷于無法兩全的痛苦之中。饒有意味的是，他的人生去路被懸系于看錯信件內容（僅僅是一字之差）上。于曉威真正想要追問的是：即便是在這種被偶然性支配的命運里，人是否還能保有內在的、最后的精神操守？身陷囹圄的胡成軒最終沒有告密，這一決定本身已經超越了那封密信的語義邊界。

在于曉威筆下，歷史中的自由總是與迷霧相伴，追求它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讀來發人深思。于曉威始終以個體的沉浮照見時代的明暗，用精神的叩問喚醒歷史的記憶，在時間的幽谷中努力辨認依然激蕩著的聲響，那是心靈的悸動與熱望。

對日常光影的聚焦

于曉威將勘探的足跡收束至瑣碎的生活現場，他潛入高樓、辦公室與街頭巷尾等日常空間，細膩記錄著曖昧與危險、矛盾與自由。

于曉威對婚姻關系與隱秘人性的描寫尤為冷峻。在《讓你猜猜我是誰》中，鐘慶東對高中時代的“女神”羅小云癡迷多年，當他事業有成后，如愿抱得美人歸，“白月光”卻在一地雞毛的爭吵與平庸重復的日常中徹底黯淡，淪為“飯黏子”。《房間》《裙子的那種藍》《海島》《一處有過山車的地方》等作品，均從不同維度對兩性情感進行有力開掘，建構出一幅全景式的情感觀察圖譜。

于曉威還擅長在心理小說中直接探究一些非常態的情緒。《隱秘的角度》通篇以一個喪妻男房東的偷窺視角展開，將委頓的日常與一樁槍擊案件緊密交織，展現了扭曲的“觀察”如何填補內心的空虛。《今夜好戲》將冷漠的看客心理置于光怪陸離的舞臺，與《喪事》中的鄉村葬禮形成跨時空的呼應。《緩慢降速器》以更為內斂含蓄的方式，呈現了現代生活中激情與鮮活生命感的悄然磨損。在《L形轉彎》《關于狗的抒情方式》《手式》《溢欲》《馬桶》《陌生女子許潘》等作品中，通過對復仇、背叛等行為的冷靜描摹，于曉威不斷查究著越過社會規范邊緣的過度欲望與灰色心理。

當然，日常圖景中不只有冷峭的陰影，也時常閃爍著動人的微光，這在《羽葉蔦蘿》中尤為鮮明。故事聚焦于一個看似平淡的生活切片，縣城劇團編劇林未淵與語文教師妻子小琬為貼補家用，決心在暑假開辦作文輔導班。敘事如涓涓細流，淌過了張羅招生的煩雜，淘洗出夫妻間相濡以沫的暖意與師者未被磨損的情懷。于曉威對平凡深處精微美好的采擷，源于對人格尊嚴的詩意洞察，實現了對日常光影的精準對焦。

對寫作形式的探索

于曉威的小說世界充滿自由的悖論，其自身的創作實踐則提供了一條理解自由的全新路徑。他深諳“通變”之理，將自由實現于對形式的創造性轉化中。

對中外文學、哲學與電影經典的深度內化與轉譯，賦予于曉威“互文的自由”。他的創作從未封閉于一時一地的經驗，而是自如地將中國古典文論如《文心雕龍》《莊子》《易經》的思維與概念融入現代敘事，也從西方哲學中汲取有效的敘事策略與美學支點。《北宮山紀舊》中，可見禪宗與佛經思想對文本意境的滲透；《瀝青》《天氣很好》中對罪與罰、忠誠與背叛的思考，與《肖申克的救贖》等經典之作形成意味深長的共鳴；《孩子，快跑》中日復一日奔跑的端午涯，與伊朗電影《小鞋子》中的兄妹構成了跨國別的寓言式并置。這種互文性更直觀地體現于文本肌理，如《垃圾，垃圾》開篇對“垃圾”一詞發音的描繪，顯然致敬了《洛麗塔》的經典開頭。這種開放的互文性，使于曉威在不同文明的交互中確立了自身獨特的詩學坐標。

同樣的，一種高度自覺的、將形式本身作為意義載體的敘事野心，賦予于曉威“建構的自由”。他致力于探索敘事形式的可能性，并將其作為表達核心思想的關鍵。如他在《北宮山紀舊》中借人物之口追問虛空與時間，為小說注入了超驗的維度。《圓形精靈》以一枚古幣作為敘事樞軸，串聯不同時空的命運鎖鏈，完成了對歷史偶然性與循環性的精妙隱喻。《抗聯壯士考》采用仿檔案報告體的“考證”形式，將文獻、口述、留白巧妙編織，讓形式本身成為呼應歷史真實的內在證言。《在奧德地區圖書館》借助圖書管理員特依收集郵票、探尋母親往事、邂逅灑水車司機李言艮等多線交織的碎片化敘事，模糊了現實、記憶與文學虛構的邊界，將對歷史、愛情、生活的思辨熔鑄于時空迷宮中。

由此可見，于曉威的“自由辯證法”在創作論的層面得到了最終的、也是最具啟示性的完成。他在訪談中多次談到的文學旨歸——“自由”，是無名、鄭重卻極其珍貴的。它既是驅動其創造文學世界的重要勢能，助力于曉威在可能“降速”的對流層，實現對外在重力的堅毅克服，也是其作品持續為讀者提供陌生化震顫與智性愉悅的根源所在。

（作者系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