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長安、洛陽街頭來自世界各地的使者、留學生、留學僧之“萬國來朝”的情形，到了清代中后期已經不復存在。特別是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之戰后，清政府承受著國內外的巨大壓力，不得不決定實行變法。古老的中國慢慢由一個人才教育與文化制度的“輸出國”變成了“輸入國”。“輸入”的變法政策之一，就是采用西式教育體系。而“中文”教育從近代學制誕生之日起，其實就承擔著“西式致用”與“保存國脈”這一對矛盾需求下的雙重使命。如何在“中國古代世界”與“西洋現代世界”的張力之間進行調和，并且最大限度地汲取兩個世界的精華，這是19世紀末清廷朝野所面臨的緊迫時代課題。

甲午戰后“壬寅學制”的誕生

甲午之戰四年后的光緒二十四年（1898），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成立。此時正是“百日維新”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新學制也是銳意改革的光緒皇帝實施“新政”的重中之重。眾所周知，同年八月戊戌政變（1898年9月），慈禧太后重掌大權，維新派的所有新政——除了教育等少部分之外——全部被廢止。

此后張百熙受慈禧太后之命為清廷管學大臣，他與屬下赴日本考察之后，于光緒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上《進呈學堂章程折》等涉及大學至小學的七條章程，慈禧太后首肯，以“欽定”在全國頒布，被學者認為是第一次以中央政府名義頒布的完整學制，史稱“壬寅學制”。

其大學堂“功課”章共有七科：

政治科第一，文學科第二，格致科第三，農業科第四，工藝科第五，商務科第六，醫術科第七。

張百熙在這一目錄前明確說“今略仿日本例，定為大綱”，并且強調“值智力并爭之世”，“致用”為優先原則。其中，壬寅學制的“文學科第二”，也被羅振玉等學者指出是仿日本《帝國大學令》——實際上今天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依舊設置有“文學科”（下含文史哲等各專業）——其“文學”含義與其說是“literature”，毋寧說是“涉及‘文’的總學問”。因為“文學科第二”下面又細分為七個門目：

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理學，四曰諸子學，五曰掌故學，六曰詞章學，七曰外國語言文字學。

這一劃分之中，“詞章學”勉強代表了今日的“中國語言文學”，但是“壬寅學制”誕生的背景，是轉型期的中國對于“新學制”巨大的“致用”期待。作為“壬寅學制”的總綱領《進呈學堂章程折》就明確說“古今中外，學術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則一”。梁啟超也針對掌故和詞章明確說過，要“參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為第一等”。（《飲冰室合集·與林迪臣太守論浙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

如果借用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序言》的論述，那就是“傳統若要得以保留，就得表現得與新的、本身就具有說服力的觀念相容”。這一次國家層面的學制創新努力，雖然存在著強加和不情愿，但畢竟開啟了學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此后由張之洞主導的“癸卯學制”、民國的“壬子、癸丑學制”“壬戌學制”等等，都可以視作“壬寅學制”的延長線。

張之洞與三江師范學堂

在壬寅學制前后，主導中國學制改革的是名臣張之洞。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主席說過：“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實際上，洋務派重臣張之洞，同時也是汲汲于探求文學文化革新的重要人物。1933年，陳寅恪先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曾經自我評價道：“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南皮，指的就是籍貫直隸南皮、“當今第一通曉學務”的張之洞。

張之洞自己即是飽學之士，其著作《勸學篇》《輶軒語》《廣雅碎金》《書目答問》等至今還在大江南北高校的中文系（文學院）專業課中被反復精讀。在近代高等學府的建設上，他除了參與北方京師大學堂的學制制定之外，最值得一書的是署理兩江總督期間，于“壬寅學制”創立的同一年，即1902年在南京建立了三江師范學堂（1906年改稱兩江師范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它的成立與課程設置，也與“中文”學科的推演息息相關。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張之洞與年長他14歲的李鴻章有所不同，前者（江鄂系）傾向于借鑒日本學制經驗，后者（淮系）則更加重視俄國經驗（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第三章）。同時，張之洞比李鴻章更加重視教育與文學的社會性意義。早在任湖廣總督之時，張之洞就派遣人員赴日本考察學制，其中姚錫光的考察報告《東瀛學校舉概》就說：“能化裁西學，而不為西學所化。”此語深得清廷以及洋務派重臣們的肯定。

三江師范學堂成立后，雖然從日本延請教員，但張之洞明確說：“第一年貴國（日本）教員就華教習學中國語文與中國經學。”（《致東京近衛公爵長岡子爵》）——可見他認為“中國語文”與“中國經學”在保存中華古典、對抗西學（日本）以及存續國脈等方面有重要意義。

根據史料復原的三江師范學堂本科課程表（第一學年），課目為：修身、教育、文學、歷史、輿地、數學、物理化學、博物、日語、英語、圖畫、手工、體操、農學、法制經濟（蘇雪峰《三（兩）江師范學堂》第三章）。在第三目“文學”下，又細分為二：“歷代文章源流義法”與“練習各體文”。這一“文學”課的設置，可謂是江南近代“中文”學科的基礎性先導。其具體策劃者，當是時任學堂監督的李瑞清。李瑞清在《兩江優級師范學堂同學錄序》中，關于清季的文化危機以及“中文”有一段經典評判：

甲午以來，國勢日蹙，有志之士，莫不人人奮袂言西學，留學英、日、德、法、美一輩，大者數千百人，少者亦數十人。中國率一歲之中，相望于道，頗苦煩費，于是于京師設大學，各省皆立高等或中學。南皮張相國于江南建兩江師范學校，中國師范學校之立，以兩江為最早……兩江本江南、江西地，本朝以來，名儒碩彥，飆起云興……故中國之言文學者，必數東南。

如上所云，三江師范學堂成立后，不僅是江南的最高學府，其規模與建制也完全可以與京師大學堂媲美。實際上，同在1902這一年，不僅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采用了最新壬寅學制，江南也籌設了三江師范學堂（南京大學），“南北雙雄”都對西潮沖擊做出了努力的回應，其“中文（文學）”在新學制以及新課程中的位置，亦體現了“中國之體”（Chinese essence）在轉型后的一種新面貌。

張之洞改革學制與創設學校的能力，之所以被光緒和慈禧都看中，是因為他秉持西方“致用”知識只能用來捍衛中華傳統文明的核心，而不能對它有沖擊。他巧妙借鑒了宋儒朱熹的“體/用”思想，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名口號。然而在此宏大的口號下面，“致用”的特殊追求與“調和”的一般追求，這一組矛盾的集中體現，無疑就是傳統經史子集轉型中的“文學”。因為上述“壬寅學制”與三江師范學堂課程中的政治、農業、工藝等等，它們的科學價值，明顯有別于“文學”科的道德與審美價值，這些科目用最通俗的話說，就是“有用”。而“文學”正是從中國古典中保留下來為數不多可以抗衡西洋“致用”學術的門類（學科）——它同時也符合“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擁有進入近現代新學制的內在理路。

現代“中文”學科的形成

在2022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及教育部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上，前十位分別是：01哲學、02經濟學、03法學、04教育學、05文學、06歷史學、07理學、08工學、09農學、10醫學。其中“文學”條目下又細分為六類：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翻譯、新聞與傳播、出版。

關于“中國語言文學”（中文）這一學科抑或說學術概念形成，其實存在如下幾個類似概念在清末以來時間軸上的推演，也就是“中國語言文學”的“前身”：國文、國語、國學、中國文學（章）……其中，將語言（國語）和文學（國文）真正“粘合”起來，并賦予它們內在邏輯生命的重要人物，不得不提到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國學講演錄》《訄書》《新方言》等著作中，將“小學”（文字、音韻、訓詁）提升為獨立于“經學”“文學”之外的一門，并且在看似割裂的“獨立”之外，又強調“語言（小學）”與經史、文學密不可分的關系——也就是所謂的“廣義文學觀”。

且不論“西潮”下的1880年瓦西里耶夫（王西里，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的《中國文學史綱要》，中國自己最早以及最重要的文學史教材當屬1910年林傳甲《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中國文學史》，此書的前三篇《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后正書之變遷》《古今音韻之變遷》《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恰恰就是章太炎先生統合語言文學“廣義文學觀”的反映。在這一學科理念下，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清末民初大量的《中國文學史》教材或課程中，“群經文體”“史傳”等是屬于“中文（文學）”科。

實際上，在“壬寅學制”頒布這一年的正月，張之洞《致京張冶秋尚書》云：“中國文章不可不講，自高等小學至大學，皆宜專設一門。（中略）若不講文章，經史不廢而自廢。”冶秋是管學大臣張百熙的字，兩人在“中國文學可以載道”這一觀點上，是有著高度共識的。“中文（文學）”不僅符合傳統儒家的標準，更是在新學制之下塑造人格的最關鍵學科。從一些小細節也可以看出“中文”學科在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弘道”，如“癸卯學制”相關部分就明確說：“學堂內萬不宜作詩，以免多占時刻。”又說“各學堂學生，不準私自購閱稗官小說”。不許作詩，不許讀戲曲小說——似乎可以隱隱約約找到當下所謂“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影子，也能找到早期《中國文學史》不涉及戲曲小說的原委所在。

概而言之，學科建制觀念在近百年來極速變化，人們在思想上不再約定俗成地坦然接受任何一種新概念。清末以來的有志之士，不論是保守傳統者抑或是文化激進者，他們在西潮（以及日本學術）的沖擊之下，對于“中文（文學）”學科概念的態度經歷了接受、拒斥、更新、轉化以及重塑等不斷演進的過程。

德國文學狂飆運動的指導者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說過：“每個時代、每個民族都有它特有的精神。”因此，我們重審1902年以來“中文（文學）”在近現代學制、學校中的存在意義，并不是簡單梳理其發展歷史，抑或說站在21世紀的今天粗淺批判當時的科目分類，而是從中看到，清季民初這種經驗論意義上的“中文（文學）”與“致用（科學）”是可以兼容的。換言之，“壬寅學制”以來，中國優秀的教育指導者們都意識到：如果沒有“中文（文學）”，那么，新學制中那些看似“建設性”的軍事、工業、農學等，很可能180度切換為“毀滅性”的存在。

“中文（文學）”學科從1902年的新母體——“壬寅學制”中誕生之初，就決定了這門學科如果要擁有新的生命，必須舍棄或者轉化一部分舊有的存在（包括經史子集）。其兼容的過程，或許可以為今后“中國語言文學”既有學科抑或“古典學”新興學科的再出發提供重要資源。

（作者：童嶺，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