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主題為“制度內外：清代基層官員的政務與人生”的新書分享會近日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總店）二層舉辦。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張帆，與《歷史縫隙里的人》作者鄭小悠齊聚一堂，圍繞這部新近出版、聚焦清代十二位基層官吏命運的作品，展開了一場深入對談。

學者們從不同學術背景出發，探討清代官場規則、基層治理、民生百態，解析小人物與大歷史間的關系，并分享閱讀中的發現與感悟，共同解讀了那些被宏大敘事遮蔽的生命圖景。

對普通個體命運與復雜性的探求

今年3月，《歷史縫隙里的人》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推出。作者鄭小悠是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長期深耕清代制度史與政治史，此前著有《年羹堯之死》《清代的案與刑》等作品。

與以往關注帝王將相不同，新作將聚光燈投向了十二位“事跡不彰”的清朝基層官吏，如黃六鴻、錢良擇、張我觀、王猷、穆齊賢、劉光第等。他們的名字鮮見于正史，人生軌跡散落于日記、書信、奏折的縫隙中。

分享會伊始，鄭小悠首先講述了本書的寫作緣起。她坦言，這是“三個機緣”共同促成的結果。最初，她計劃圍繞“天理教事件”（又稱“癸酉之變”。1813年，由天理教首領林清、李文成等人發動的一次震驚清廷朝野的武裝起義，被視為清朝統治由盛轉衰的標志性事件）研究幾位清朝嘉道時期的基層官員，但在梳理張祖基、吳堦等人材料時，產生了強烈的代入感。“那些職業生涯的困擾、人情世故的麻煩、理想與現實的拉扯”，讓她意識到這些歷史情感與今人相通。與此同時，為張帆教授整理“元朝十二人”講座稿的經歷，以及澎湃新聞專欄的邀約，共同推動她開啟了為清代“小人物”作傳的系列寫作。

北大教授羅新在推薦語中指出，這本書的價值在于其選擇的獨特性。“鄭小悠講的這些個體，是編寫《清史稿》的那些人特意選擇忽略的，在這里我們看見了進步和意義。”他在分享會上進一步闡釋，從《史記》到《清史稿》，正史人物傳記的入選有著嚴格規制，官階、事功是核心標準。《清史稿》的編纂雖在民國時期，但其挑選人物的原則仍沿襲舊傳統。“要到了20世紀后期以后的史學發展，才會注意到這些人。”羅新認為，選擇為這些邊緣人物作傳本身，就反映了歷史學的進步——從只關注重大事件和核心人物，轉向對普通個體命運與復雜性的探求。

張帆教授則用“學術為體，普及為用”概括本書特點。他指出，書中絕大多數人物對專家學者而言也屬陌生，寫作具有高度原創性，能深化學術界對清朝歷史的認識；同時，作者發揮了長于敘事的優勢，舉重若輕，使普通讀者能輕松進入歷史情境。“這不太容易，”張帆說，“寫大家都知道的人物容易引起關注，寫大家都不知道的，難度可想而知。”

制度碾壓下的生存實態與人性微光

“州縣官如琉璃屏，觸手便碎。”這句清人諺語，形象道出了基層官員在龐大帝國制度中的脆弱處境。本書及分享會的一大焦點，正是剖析制度與個體命運之間復雜而殘酷的互動。

清朝對官員的考核（KPI）至中期已極為繁復，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熟的官場智慧使得考核常流于形式。然而，一旦遇上“天理教起義”這類突發性危機，制度的真實壓力便瞬間顯現。她以書中人物吳堦、朱鳳森為例，二人在起義軍攻打縣城時成功守城，證明了卓越的個人能力，但事后并未因此獲得理想的仕途發展。鄭小悠進而認為，在承平之世，人有能力、有貢獻卻仍感到壓抑的“生命張力”，最具穿透力。

“清朝的州縣官其實很不好當，”鄭小悠解釋道，吏部《處分則例》條文細密，官員動輒得咎。更現實的是經濟壓力，名義俸祿常被截留，合法收入微薄，迫使官員在灰色地帶騰挪。雍正朝的“清理虧空”運動，便讓許多官員陷入絕境。她講述了書中人物張我觀面對的一樁悲劇：一位甘肅知縣因欠庫銀四百多兩被“監追”二十多年，死于獄中，其年幼侄子隨之被關押至成年。張我觀連續三年上書請求豁免未果，足見制度之僵化與個體之無助。

除了行政與經濟壓力，特殊的身份制度也深刻塑造著命運。鄭小悠以鑲藍旗包衣出身的“另記檔案人”穆齊賢為例，他因被內務府旗人抱養而獲得旗籍，又因精通滿文、能寫會算在王府謀得職位，看似有了上升通道。然而，他服務的惇親王綿愷（道光帝之弟）精神失常，私設牢獄，穆齊賢本人竟被囚禁其中數百日。他的妻子冒死赴都察院控告親王，最終救出包括穆齊賢在內的七十余名被囚者。這個“小公務員”的爆發，照見了制度頹壞下人性對尊嚴與自由的本能追求。鄭小悠感嘆，穆齊賢官居六品，面對親王時的無力感，甚至不如其有平民身份的外甥。

羅新教授提醒，在同情這些官員處境時，需保持一份“大局觀”。“總體來說，這幫人過得還算不錯。他們仍是社會的上層，壟斷著財富與特權。”他認為，歷史是變化的，官員的境遇因時而異，有時外放被視為“脫貧”捷徑，有時則避之不及，這恰恰反映了制度與時代的動態關系。

歷史寫作的溫度與鏡鑒

《歷史縫隙里的人》之所以能打動眾多讀者，關鍵在于作者在嚴謹考據之余，傾注了真誠的共情。鄭小悠在導言中寫道，寫大人物時她是“冷眼的觀察者”，而寫這些小人物，她成了“感同身受的代入者”。

歷史寫作應如何把握共情與克制之間的度？張帆教授認為，司馬遷樹立了典范——“寓論斷于敘事”，感情已融入敘述，篇末的“太史公曰”反而常宕開一筆。羅新教授指出，共情的基礎在于相信古今人性相通。寫作時需“表面上顯得客觀”，偶爾忍不住的“破例”也可能是亮點，“只是不宜過多”。

書中人物多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他們在現實擠壓下的掙扎、妥協或堅守，引發了讀者關于“理想主義與現實關系”的思考。鄭小悠說她選人有一個標準，即其生命里多多少少都有一點理想主義的微光。

她最欣賞的人物之一是張我觀，認為他能將理想與現實工作磨合得很好，在有所作為后“事了拂衣去”，也是結局最好的一位。而對于始終堅守理想、最終慷慨就義的劉光第，她則充滿敬意。劉光第在刑場上質問監斬官剛毅“未訊而誅，何哉？”，至死仍相信制度應遵循程序正義。鄭小悠感慨，這種在清貧與重壓下仍保持純粹并在關鍵時刻迸發光亮的人生，“可崇敬，但很難去學”。

羅新教授則對“理想主義”一詞保持警惕，認為每個人都是復雜多面的，差別只在于不同欲望與原則之間的“優先性”排序。張帆教授結合現實觀察指出，身邊不乏因堅守某些價值觀念而不愿妥協、導致人生際遇不順的“理想主義者”，令人既佩服又覺惋惜。

羅新強調，歷史學家研究的是文獻，而非抽象的歷史；研究時需要保持“謙遜的介入”，警醒自己視角的局限性。鄭小悠則笑言，寫沒有粉絲的“小人物”可以更自由地表達共情，而寫“九王奪嫡”則必須聲明“客觀冷靜”，以免卷入粉絲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