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頭的《獨龍悠歌》已被我摩挲得邊角溫潤，書中鮮活的面孔和故事，都與我陪同作者王鴻鵬采訪的那段時光緊密相連。

2019年6月7日，云南省貢山縣委宣傳部安排我陪同作家王鴻鵬前往獨龍江采訪，為撰寫《獨龍悠歌》準備素材。這位出身軍旅的山東人，初次見面便顯出嚴謹務實的作風。我組織本地文史專家同其座談，他邊記錄、邊錄音、邊提問，誠懇的態度讓現場氛圍輕松熱烈。

次日，我們驅車前往獨龍江鄉。三個小時的行程里，他不斷向我提問，并用手機記錄。彼時，習近平總書記給貢山縣獨龍江鄉群眾的回信引發廣泛關注，鄉里為媒體規劃好了采訪點，但王鴻鵬指著地圖表示：“全鄉六個村都要走到，時間不限。”他說，報告文學創作是“深入生活”，是“在泥土上行走的創作”，絕非簡單的信息采集。

因語言不通，采訪需村干部翻譯。每日結束走訪后，他都會熬夜整理筆記、反復聆聽錄音，短短數日便掌握了不少獨龍族常用語。村干部稱贊他“萊卡呢嘎瓦”（獨龍語，意為做事很認真）。當時獨龍江尚未開放，村寨條件極為簡陋，但此地距鄉政府不遠，本可以回鄉政府住宿，王鴻鵬卻堅持吃住在村組，有時就在村委會沙發上湊合一夜，還說：“這種體驗對創作很重要。”

在迪政當村，王鴻鵬與獨龍族老人李文仕促膝長談，細問老人的出山經歷與見到習近平總書記時的情景；在脫貧典型白忠平的客棧，他與村民圍著火塘共飲同心酒，結為好友；龍元村的“國家馬幫”往事、馬庫村的獨龍族民歌“門竹”、哈滂瀑布與中緬41號界碑的守護故事都被他一一記錄在筆記本上。每到一處，他都會主動結清食宿費用，還購買本地特產寄回山東，說是為宣傳獨龍江特產助力。在獨龍江上游，他鼓起勇氣體驗溜索過江，只為獲得更真切的創作感悟。

6月12日，我們采訪了獨龍江邊防中隊，王鴻鵬對官兵守邊愛民的故事深表敬意，直言要將其作為書中的重要章節。次日在獨龍族博物館，看到老縣長高德榮當年首次與山外通話的手機，他感慨：“從‘木刻傳信’到‘5G通信’——獨龍族跨越千年的變遷，就是這部作品的主線。”

6月14日晚，我們與高德榮老縣長座談至凌晨兩點。老縣長正為建設獨龍江通往西藏的公路奔走。次日晚，我們去他居住的竹篾房里繼續座談。老縣長用自家種的玉米和土豆招待我們，詳細講述了獨龍江鄉的歷史與脫貧攻堅歷程，卻對自己帶領群眾修路遇雪崩、辭官返鄉等事跡輕描淡寫。即便談及童年苦難與已故母親時難掩傷感，也未曾多言。這次采訪讓王鴻鵬深感遺憾，覺得未能挖掘到老縣長背后的深層故事。

6月16日，鄉長孔玉才動情地講述了推進安居房建設、動員群眾搬遷的經歷，還將祖父孔志清（獨龍江鄉首任鄉長）的數十篇回憶錄贈予王鴻鵬，讓他收獲頗豐。

因另一部脫貧攻堅作品亟待付梓，王鴻鵬不得不結束采訪。6月17日我們返回時，途中突遇泥石流，司機猛踩油門驚險沖過，身后路面瞬間被掩埋。抵達貢山縣城后，他立刻采訪交通部門工作人員和曾為高德榮開車的司機，還原當年遭遇雪崩的險情，隨后又赴縣檔案館查閱歷史文獻，拍攝大量資料帶回研究。臨別時，他坦言兩大遺憾：一是未能深入采訪高德榮；二是因獨龍江上游修路和連日降雨，江水渾濁，未能見到一江“流動的翡翠”。

返回山東后，王鴻鵬始終關注獨龍江的動態，我也時常通過微信發送相關資料。沒想到當年11月初，他便重返獨龍江，在怒江州鄉村振興工作隊掛職。彼時我在迪政當村駐點，他特意帶著大米和食用油來看望我。此時“秘境”獨龍江已全面開放，鄉村面貌煥然一新。12月中旬，他與我道別時，欣喜地說兩大遺憾已彌補——不僅與高德榮一家結為摯友，跟隨老縣長工作生活十多天，老縣長還贈給他自己創作的歌曲光盤，并為他穿上獨龍族服裝。

令我意外的是，次日他不顧山高路遠，又搭便車從貢山縣城折返。原來他聽我說過貢山縣機關干部吳國慶曾六次進獨龍江扶貧，便想采訪他。本想約在縣城采訪，吳國慶當天又因工作無法前來。王鴻鵬堅持當面采訪，不愿以電話替代，于是有了三進獨龍江的行動。當晚，他與吳國慶圍著火塘長談至深夜，興奮地告訴我：“獨龍族從‘直過民族’，到馬幫時代，再到脫貧攻堅、全面小康，七十年的歷史脈絡終于完整串聯起來了。”

離開獨龍江后，他又赴昆明采訪了云南省文聯駐馬庫村扶貧隊長龔嬋娟、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李金明等，直至12月底才返回山東。

一部《獨龍悠歌》，濃縮了獨龍族的百年滄桑與新時代的脫貧攻堅。作者三赴“秘境”，用腳步丈量江峽村寨，用心貼近獨龍族群眾，讓創作深深扎根現實。再次撫摸這本書，那段難忘的采訪經歷與深厚友誼涌上我的心頭，正如我們傈僳族的諺語所說：“不努力是不會把事情做好的。”總之，與《獨龍悠歌》和王鴻鵬的故事令我終生難忘。

（作者系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