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廣西作協副主席，現為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出版有長篇小說《懦夫傳》《風暴預警期》，小說集《靈魂課》《十三個父親》《蛋鎮電影院》《薩赫勒荒原》，詩集《宇宙的另一邊》等，曾獲郁達夫小說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歐陽山文學獎、石峁文學獎、《鐘山》文學獎、高曉聲文學獎、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等。

林森，編審、一級作家，《天涯》雜志主編，海南作協副主席。出版有《小鎮》《捧一個冰椰子度過漫長夏日》《海風今歲寒》《小鎮及其他》《書空錄》《唯水年輕》《海里岸上》《烏云之光》《暖若春風》《關關雎鳩》《島》《海島的憂郁》《月落星歸》《鄉野之神》等。曾獲茅盾新人獎、人民文學獎、百花文學獎、華語青年作家獎、北京文學獎、長江文藝雙年獎等。

把每一篇都當“成名作”“代表作”甚至最后一篇去寫

林 森：山坡，你好，讓我們從詩歌開始吧！我總感覺，你雖然一直以小說家尤其是短篇小說家為大家所稱道，但我在閱讀你的作品之時，總感覺到其中蘊含著濃郁的詩意。我知道，你早期有過狂熱的詩歌歲月，這些年也陸陸續續發了一些詩歌，最近還發表了反映地方詩社興衰的長篇小說《蛋鎮詩社》，可以說，詩歌是銘刻在你的內心深處的，你可以先說說自己跟詩歌的淵源。

朱山坡：我懷疑所有的詩人最初都是突然地、毫無先兆地喜歡上寫詩的。1986年上初中，有一天我從雜志上讀到幾首詩，回到教室便開始寫詩了。后來，同學們沉迷于金庸、瓊瑤，我喜歡讀席慕蓉和朦朧詩。當時正好學校有一個老師寫詩，鎮上有一個叫謝夷珊的高中生也寫詩。我從他們那里借閱到大量的《詩刊》、《星星》詩刊、《詩選刊》、《綠風》等詩歌雜志，狂熱地愛上了詩歌。那時候，聽說鎮上成立了一個詩社，還鉛印了一份詩報，雖然我從沒有參加過這個組織，也沒見過詩報，但我對詩社無限向往，希望等我把詩寫好了他們就能吸收我入社，我將成為詩社的得力干將。然而，詩社很快便“作鳥獸散”，原因不明。后來也從沒有見過他們，只是從謝夷珊口中知道他們的點點滴滴。然而，正是這些碎片式的信息讓我對他們充滿了想象。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把他們“養”在腦海里。2000年左右，家鄉北流一幫朋友創建了一個叫“漆”的詩社，我加入其中又重新瘋狂地寫詩，辦詩歌活動，編印內部詩刊（又稱民刊），玩得不亦樂乎。那時候互聯網剛興起，我熱衷混跡各類詩歌論壇、小說論壇，參與爭論、吵架，好生熱鬧，視野和思路一下子打開了。那段時間沒有持續幾年，卻對我的詩歌創作影響深遠，我十分懷念那些日子，同時也經歷了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詩歌是詩人的沖鋒號，詩社是詩人的集結號。沒“玩”過詩歌，永遠不知道詩人的幼稚、可愛和瘋狂。我向來敬畏詩歌，敬重詩人。長篇小說《蛋鎮詩社》就是致敬所有給世界帶來詩意的人。現在我依然讀詩、寫詩，我希望自己能像詩人那樣思考，像詩人那樣生活。

林 森：確實，對于一個立志寫作的人來講，年輕時候的詩歌經歷是至關重要的。不過，你最早為文壇所熟知，卻是通過小說，比如，二十年前在《花城》雜志的“花城出發”欄目推出的兩篇小說，之后在《天涯》發表的《陪夜的女人》《跟范宏大告別》等，給人一種出手不凡眼前一亮的驚艷感。可以說，一個作家早期的登場方式，對其后來的寫作，是會產生極大影響的。你可以說一說“出道”的經歷。

朱山坡：詩歌雖好，卻不是久留之地。因為我發現詩歌并不能滿足我虛構故事和塑造人物的熱情。一起“搗鼓”詩社的伙計們仍在熱火朝天地寫詩，而我悄然轉賽道開始寫小說了。但我對小說寫作幾乎一無所知，瘋狂地補課，從網上下載打印傳說中最好的短篇小說，一個字一個字地琢磨，慢慢開竅，知道什么樣的小說才是好小說，然后朝著心目中的經典去寫。因為那時候我已經三十歲“高齡”，又在政府辦公室忙于寫公文，覺得留給我寫小說的時間不多了，不能跟同行拼數量，所以每寫一篇都把它當成“成名作”“代表作”甚至最后一篇去寫，奔著“經典”去寫，用盡心思，拼盡全力，一輩子寫好這一篇就夠了。直到現在，我仍然這樣懷揣這樣的想法。

林 森：我很好奇，到了2017年，你其實已經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作家了，為什么在2017年，你還選擇回到校園，到北京師范大學再讀一個作家班的碩士？而且，可以看到，讀完這個作家班后，你的生活還有了諸多變化。重回校園，到底出于什么考慮？

朱山坡：我自認為是一個喜歡學習的人，讀書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大學是一個學習氛圍很濃的地方，我一直很向往。而且，我有知識恐慌癥，總覺得自己讀書少，需要補課，猶如空中加油。相對于其他來說，閑下來集中時間學習是最好的選擇。2016年年底，突然接到邱華棟老師打來的電話，動員我報考魯院北師大聯辦研究生班，我毫不猶豫就答應了，還擔心考不上呢。在北師大讀書期間，很自律地擠地鐵去上課，在學校圖書館里轉悠，看黑壓壓的烏鴉……我的考勤是不錯的。沒課的時候，待在魯院睡覺、寫作，走路去電影院、火鍋店、大悅城、紅領巾公園，都挺好。離開北京返回工作單位，感覺還是有點不一樣，似乎又成長了，朋友們說我的書呆氣又加重了。意猶未盡，很快我從作協調到了廣西民族大學工作，辦公地點就在圖書館大樓里。除非必須外出，否則我幾乎每天都在辦公室，即便是寒暑假期間。

林 森：在北師大期間，你寫出了《蛋鎮電影院》和《南國佳人》等作品，其中，《蛋鎮電影院》的影響是挺大的，其中的多個短篇，在各期刊發表時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結集成書后，既是一個短篇小說集，也可以當作一個長篇來看待。這部作品延續了你之前《風暴預警期》的風格，地方性的獨特幽默與情感的共通性相互融合，感人至深，被稱為“坡式小說”。你寫這部作品的時候，在風格、表現形式上有什么考慮？

朱山坡：寫《蛋鎮電影院》跟你脫離不了干系。你還記得在北師大最后一堂英語課吧，我講了我小時候的理想，荒唐而有意味，你鼓動我寫出來。我問你，我寫出來你們《天涯》敢發嗎？你認真地說：“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我便寫了短篇小說《胖子，去吧，把美國吃窮》。寫完這個后，“電影院”在我的腦海里一下子波濤洶涌，浪花激蕩。那幾天，我把題目列了出來，然后按部就班一篇一篇往下寫，一共寫了17篇。我骨子里是一個幽默和憂郁互相拉扯的人，在這部小說里體現得比較充分。這是一部圍繞電影院來講故事的主題小說集，有時候我把它當成長篇小說，但又有些膽怯，直到后來讀到畢飛宇評論奈保爾《米格爾街》時的一段話，我才沒那么糾結：“不好的作家可以將長篇寫成短篇，好作家可以把短篇集子寫成長篇。”以短篇的形式寫長篇固然有它的局限和缺憾，但我認為自己短篇寫起來更得心應手，更有力量，更體現自己的風格。我追求有力量有爆發力的小說，像在拳擊臺上比賽。

“新南方寫作”并非狹隘地強調地域的意義，而是找到寫作的態度和方式

林 森：你前面也談到，北師大畢業后，你的職業生涯發生了很大轉變，你先是進入廣西民族大學，之后不久，你又從高校離開，前往廣州當專業作家，這種身份的頻頻改變，對于寫作者來講，其實是很影響寫作狀態的。你是如何適應這種變化的？或者說，你是出于什么理由，在這個年紀，不斷變換身份和工作地點？

朱山坡：我一直喜歡“漂泊感”。我在粵語文化區長大，廣州是我從小就十分向往的城市、大地方，它像一個巨大的謎橫亙在我的腦海里。一個機緣巧合讓我有機會到廣州工作。我在廣西生活五十年，覺得挺好的，離開廣西我還是糾結了許久的。待在廣州，并不全是為了文學。文學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世界很寬闊，不一定要偏安一隅，與舒適相比我更想豐富自己的人生。無論在哪，都是換個地方生活而已。沒有哪段經歷是白費的。在廣州當專業作家也將是一段難得的經歷，一個全新的環境，五湖四海，人潮涌動，川流不息。我對寫作環境并不十分挑剔，在廣州也很宅，基本上都待在大學城，買了一輛小電驢，北亭村菜市場幾乎是我每天要去的地方。住在工作室，連租房都省了，經常整天都在工作室。隨遇而安，不必想太多，把自己照顧好，過好每一天，有余力而著文。

林 森：當然，從某種廣義的角度上來講，你的遷徙，仍然是在所謂“新南方”的范圍內。這就不能不說到，這幾年和你的寫作貼得比較緊的“新南方寫作”這個說法。還記得我們在北京讀碩士研究生時一起“回望”南方的那些散發性想法，我們都寫了一系列“南方”特點更顯著的小說……關于這個話題，你談得也比較多了，這一次你可以切換一下角度，談一談當“新南方寫作”和你產生聯結之后，你感覺到你的寫作或者說文學界對你的看法、期待，有沒有一些新的變化？

朱山坡：我們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哪怕站在十里堡俯瞰南方，距離感和邊遠感都會油然而生。因此我和你、陳崇正等對“南方”有比較深入的交流。后來我們都參與了“新南方寫作”的討論，大家的觀點和論述很有見地和啟發性，對我而言，最大的收獲可能就是自我“定位”更自覺了，方位感更強了，身份的確認更堅定，我就是一個“南派”作家，不必自慚形穢，也不值得沾沾自喜，既不俯視，也不仰望。南方博大而浩瀚，細密而真實。但我們不能狹隘地強調地域的意義，而是找到寫作的態度和方式。無論在哪里寫作，都必須面對世界，不僅僅是在南方或中國寫作，而是“在世界寫作”。我在努力加強“南方”的特點，寫出新意，提高辨識度。我注意到了你的海洋題材小說，就是一種“很南方”的新小說。我十分期待在南方寫作的作家有更多更有標志性的文本，為“新南方”添磚加瓦。

林 森：是的，對于作家來講，最重要的是出作品而不是被加冕。從作品的角度來講，毫無疑問，你在短篇上的努力最為大家所稱道。近年來，你的《深山來客》《薩赫勒荒原》《日出日落》《一個夜晚，有賊來訪》等短篇，都在各個向度上，探索了當代短篇寫作的可能性。但你也知道，在當下的小說領域，無論是閱讀、評論還是市場，都更加青睞有命運感的長篇；從改編的角度來講，也更加關注把故事講得風生水起的中篇——書寫短篇，稍不留神，就會被錯過、被無視，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是更加吃虧的。而你如此專注于短篇小說，是出于什么考慮？

朱山坡：我對短篇小說特別上心。在剛開始學寫小說之初，我受到了全世界的短篇小說杰作的影響和鼓舞。比如福克納、馬爾克斯、契訶夫這些大師的短篇令我著迷。那時候,莫言、蘇童、余華、王朔各推薦了二十篇世界上最好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成了我反復閱讀、解剖、玩味的對象，我覺得它們是皇冠，是鉆石，是炸裂的閃電，是我“畢生有此一篇足矣”的追求。我也是這樣做的，一直在努力寫出那樣“好到極致”的短篇，希望能一步步地接近，感受觸摸到頂尖的感覺。寫著寫著，不知不覺二十年過去了，以至于幾乎荒廢了中、長篇。盡管對中長篇很羨慕，大部頭擺在那里，市場收益、影響力俱佳，誰不羨慕呀，短篇就像是散兵游勇，不排山倒海，不摧枯拉朽，很難寫出“史”的浩瀚。連影視公司都不太在意短篇小說。但我是執著于把短篇“玩”到極致，正如一個劍客，埋頭專注于磨一把短刀，年過半百還沒磨成，心仍不甘，仍有耐心，只能繼續磨下去。

林 森：《風暴預警期》《蛋鎮電影院》和剛剛面世的《蛋鎮詩社》，可以說，你通過這三部既有短篇精巧又有長篇厚重的獨特作品，構建了自己的“蛋鎮”世界，亮出了自己的“蛋鎮”坐標，完成了“蛋鎮三部曲”的書寫。之前的《蛋鎮電影院》還被很多同行羨慕。可以說，你的“蛋鎮三部曲”，不僅僅在文學地理上有延續性，其風格也有延續性，那就是“以短篇的形式寫長篇”，這樣的結構，當然可以很好發揮你短篇寫作的才能，但也會有人提出疑問，這樣的寫作，會不會是在結構上回避長篇小說寫作的難度？你自己對當前中國的短篇、長篇的看法又如何？

朱山坡：我相信小說有一萬種寫法。結構很重要，但結構也有很多種。我并非不屑線性敘事，只是有時候對嚴格遵守“公序良俗”小說規范的寫作感到厭倦。我試圖用一種蓬松、雜蕪、不規整的方式講述一段過往，像經營一塊菜園，菜苗固然重要，但對雜草也很珍惜，讓它們各自生長，彼此映襯，一枝一葉皆是春色。《蛋鎮電影院》《蛋鎮詩社》都是以短篇的形式寫長篇，實際上是主題短篇集，這種寫法并不新鮮，國外有很多。這樣的寫作難度也很大，像做一個拼盤，設計一座花圃，對每一個細節的極致追求已經竭盡所能、傾盡所有，有時候無暇顧及其他。當前爛短篇很多，爛長篇也不少。我閱讀長篇的時候也像閱讀短篇那樣細讀，如果讀完一部被捧得老高的長篇卻大失所望的話，我會生氣。但讀了一個爛短篇不會生氣，因為沒有浪費我多少時間。世界上只有好作品和爛作品之分，跟長短沒有多大的關系。

“面向世界寫作”是一種姿態和自覺

林 森：你剛剛發表的長篇小說《蛋鎮詩社》，跟你文學里的故鄉蛋鎮有關，更跟詩歌有關。我們都知道，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詩歌曾經在中國引發過諸多狂熱，從年齡上來講，你沒有趕上詩歌狂熱期的最高潮，但也趕上了一個尾巴。你的《蛋鎮詩社》寫了一個小地方一群尷尬的無名詩人，又在某種程度上，寫下了那個時期一代中國人的隱秘心靈史。這段心靈史，很多作家是不愿去提的，總覺得回頭去看，少年時的詩歌歲月太傻、太笨、太稚嫩、太癲狂……總之，就是說起來，總是避免不了尷尬，可你把那一段傻里傻氣又無比珍貴的內心歷程書寫了出來，這在中國的長篇小說里，是少見的。我們都知道，近年來有些小說缺少輕盈、詩意和想象，而你這部長篇的獨特性也就在這里，你從現實的污泥中拔腿，告訴讀者，我們還可以詩意地飛翔——即使飛翔的姿勢有點傻。可以說，這部長篇，在中國近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當中，是一個特例，你怎么定位自己這個長篇？

朱山坡：在我的少年時代，我覺得詩人是至高無上的稱號。如果我是一個真正的詩人，我一定會無比自豪地走過家鄉的每一寸地方，我才不管別人怎么看我。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我正在家鄉小鎮上讀初中，接觸到了詩歌，但并不知道詩歌在中國引發過諸多狂熱。鎮上還有人因為在公開刊物發表了幾首詩竟被著名大學免試錄取，我也曾幻想“步其后塵”，未果。多年后，我參加了詩社，參與了跟隨互聯網時代到來的詩歌浪潮，見識了以詩歌名義奔走呼喊的各式人等，他們身上有天真可愛、閃爍著理想主義光芒的一面，也有幼稚、癲狂和低俗的一面。相比之下，八十年代那批詩人可能更純粹更奔放更無畏，也更執著更荒唐更悲壯，內心更波瀾壯闊，他們真有改變世界的沖動和莽撞。我想把他們的心靈深處的隱秘挖出來，通過他們再現那個野性勃勃、朝氣沖天、敢想敢做的特定時代，為他們立傳、為“荒唐”正名。但我并不想把它寫成文人小說，而且刻意避免。我不喜歡文人小說，更不愿意調侃、嘲諷、輕慢文人。《蛋鎮詩社》里的每個人都是普通人，沒干過驚天動地的大事，詩社解散后大部分成員各奔東西，遠離詩歌，銷聲匿跡，成為蕓蕓眾生的一員。我就想告訴大家，那個時代，是一個詩意蓬勃的時代，是一個滿大街散發著理想主義的時代，哪怕輕如螻蟻的普通人對未來也充滿希望和信心。“懷念八十年代”這個話題很小資很矯情，我無意為它增補什么，我只是單純想為當代文學增加一部關于詩意和理想的小說。從寫法上看我覺得有新意，獨具一格，我希望它不是一部爛長篇，讀者讀完后不生氣。

林 森：在寫作上，回到故鄉與遠望世界，其實是同步存在的，在不斷挖掘地方經驗的同時，也需要具備一個望向世界的視野，觀察你近年的寫作，其實也是在這兩個向度上不斷交融、延伸。你認為應該怎么秉承文學的審美？

朱山坡：“面向世界寫作”是一種姿態和自覺。大家都在眺望世界，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么大家為什么那么熱愛翻譯作品、那么關注世界文壇。雖然我們不應該妄自菲薄，也不必過于焦慮，但確實也該反省一下自己的寫作，是否受到了浮躁、喧囂的影響。跟風式、揣摩式、趨利式寫作是多年的風氣，無可厚非，我沒有那么清高，但我總想寫一些“孤芳自賞”式的小說，心目中理想的小說。吾道不孤，面對世界經典，不忘初心，以它們為標桿，像朝圣一樣匍匐前行。自然，越往前越艱難，越孤獨，要不斷自加“難度”。走平坦的路、走下坡路是容易的，遇到難關、險關繞道走就是了，這樣的寫作有意義嗎？值得我們去努力一輩子嗎？

林 森：最后一個問題，我發現你經常回到你的老家北流，經常跟老伙計一起玩，很松弛的狀態，這是因為專業作家相對松弛的時間管理所帶來的“福利”嗎？反正，對于我來講，被困于編輯工作與日常生活，常常有沒法抽身的疲憊感，你怎么看待目前自己的生活狀態？換句話說，你建不建議我也找個地方去當一當專業作家？

朱山坡：我現在是專業作家，相對自由多了，因此經常回老家跟那幫喜歡文學、曾經一起搗鼓詩社的老伙計一起，喝喝茶，蹲路邊攤吃碗豬雜粉，去大排檔喝點小酒，聊聊世事家常，也聊點文學，互相打打氣，互相提醒“保命第一，寫作第二”。有時候到鄉下去閑逛，看看殘存的兒時痕跡。如果有空，我便想回家看看，可能是到了思鄉懷舊的年紀。有時候覺得多寫一篇少寫一篇并不會產生什么影響，也改變不了什么，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理解你現在的狀態，中年人的疲憊，左肩右肩都壓著擔子，扛著很累，撒手又可惜，甚至無從撒手。但當專業作家也并非完美的選擇，專業寫作相當于“退休”狀態，與文學現場慢慢會疏離，甚至接觸的人都會越來越少，時間管理全靠自覺，慢慢就會過于松弛，對個人的自控能力是極大的考驗。人到中年，任何選擇都有得有失。有時候，我竟然認為寫作跟時間關系不太大，關鍵還是靠才華。給再多的時間和自由未必能寫出好作品。產量高也是才華的一部分，我們經常以某某某先生為例，就此早已經達成共識。因此，雖然你才華橫溢，但我并不建議你在是否“專業”上過于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