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風暴預警期》《蛋鎮電影院》之后，朱山坡又以長篇新作《蛋鎮詩社》加固了他的文學地標——蛋鎮。《蛋鎮詩社》副標題為“三十年資料選編”，小說收集了不同人物有關蛋鎮詩社的記憶，以回憶錄的形式拼湊出蛋鎮詩社從創辦至解散的全過程，以及在變動不居的1980年代，短暫存在的蛋鎮詩社在人們心中激起的不同反響。在我看來，相比于地方性，《蛋鎮詩社》的獨特氣質更多體現在它的“味道”之中，這種味道至少顯示出三重意味。

說《蛋鎮詩社》是一部有味道的小說，最直觀的原因是它以糞坑作為主要意象。這一意象頻繁出現，貫穿全書，讓人不得不提起注意。主人公金光閃的成長歷程與這一意象關聯密切：他在母親挑糞水淋禾苗時生，7歲時發現父親蹲在大糞坑里啃土豆，從此養成了蹲糞坑時吃東西的習慣。他掉進過糞坑，還在12歲時為買電視機在糞坑里撈金子。作者反復強調金光閃對糞便的親昵，以此突顯他的不同尋常，并且借助旁人的不同視角，荒誕戲謔地記錄了這個主人公短暫卻傳奇的一生。“在糞坑里撈金子”也可以被看作是對金光閃生命軌跡的注解，無論是年少時在最熟悉的蛋鎮發掘閃光的詩意，還是之后靠最不起眼的運輸木材發跡，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從被忽視的角落發現價值。

作為蛋鎮詩社的發起者，金光閃對詩人的發現、對詩歌創作的理解以及對人生的體悟也與此意象息息相關。在蛋鎮詩社的創作理念中，寫詩不是脫離生活，力求別具一格，而是一種記錄生活的方式，將對生活的感受融于詩的創作中。他們力圖創辦的不是少數人的社團，而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全民寫詩”運動。于是，作為極具包容性的意象，糞坑與糞便既被用來指代蛋鎮居民最熟悉不過的日常生活，在詩社成員的觀念中亦可分行成詩。

當然，橫空出世的蛋鎮詩社遭到了大部分人的不解，詩人這一被公認為浪漫的思想者的形象也在小說里遭致嘲諷：

“我們看你像一個詩人。”金光閃說。

女人鄙夷地掃了我們一眼：“神經病，你們兩個都是。”

“的確，我們兩個都是詩人。”金光閃說。

“你們全家都是詩人！”女人生氣地說。

這是金光閃和闕振邦在蛋鎮尋找詩人的一個場景，金光閃堅稱在這個正在田野里排泄的女人臉上看到了憂郁的詩意。小說里不乏這類近似于相聲包袱的段子，被用來揭示他們有關“蛋鎮詩社”的種種舉動在他人眼中的荒誕不經。離奇和荒誕是《蛋鎮詩社》里一抹格外奪目的色調，它們不時出現，搭配上一些粗礪而風趣的表達，沖淡了小說因蛋鎮詩社的早夭和人物命運的悲劇而整體流露出的感傷氣氛。在此背景下，蛋鎮也因此不同于其他作家筆下那些飽含著寫作者深情的精神原鄉，而被解構為一個“除了滿大街糞便，什么也沒有”的混沌之所，這是蛋鎮作為文學地標顯示出的鮮明獨特性。因此，看到小說中不斷出現的這一意象，我耳畔反復響起波德萊爾在其詩中所言“啊污穢的偉大！啊卑鄙的崇高！”。也許“對嚴格遵守‘公序良俗’小說規范的寫作感到厭倦”的作者正渴望如波德萊爾一般，以污穢之臭宣示他對傳統美學的反叛，就像書中蛋鎮詩社帶給整個蛋鎮的反叛力量。但這一意象在文本里的呈現有時太過細致和形象，以至于閱讀時也能感到穢氣撲鼻，不得不跳出文本緩一緩。不知后續單行本出版時是否會考慮到讀者的閱讀體驗，做出適當的調整。

蛋鎮詩社的第二重味道，是它的出現為蛋鎮注入的一股生氣。盡管小說將金光閃創辦蛋鎮詩社的動機設定為一場冥冥之中的指引，但從詩社成員們各自的人生軌跡來看，成立蛋鎮詩社并發起“全民寫詩”運動，其旨意遠不止于推動詩歌創作的普及。在這背后，是一群不愿安于現狀的年輕人對于打破桎梏的強烈渴望，以及他們對于精神自由的追求與對個人價值的探索。他們有著蓬勃的朝氣，將寫詩視作一種使命，認為“生而為人，就應該寫詩；只要是人，就是詩人。”他們將詩歌視作人生的希望和改變命運的力量，堅信“詩歌陪伴我們從荒蕪走向茂盛，從閉塞走向遼闊，從角落走向世界，從現在走向未來。”他們渴望以寫詩的熱情點燃蛋鎮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從而激發出新的聲音，讓它們在蛋鎮的每個角落里回響，喚醒沉睡已久的大地。

蛋鎮詩社其來有自，作者在后記中寫到，這部小說脫胎于他在1987年上初中時一段類似的經歷，只不過他并非詩社的成員，這段記憶在他的憧憬與想象中被淬煉，最終轉化為他創作靈感的源泉。而在現實意義上，這段經歷促成了朱山坡加入之后誕生于1999年廣西北流的漆詩社，并成為漆詩社的一名核心成員，他在《一個地方詩社的興衰》里有過對漆詩社的記錄。作者結合他更為熟悉的漆詩社的細節和氛圍，將記憶里那個初具雛形便很快解散的詩社，塑造為他故事的主角，這更多來自于他對上世紀八十年代別開生面的自由風氣的深情回望和致敬，他以此記錄下那個年代的文化脈動和青春氣息。

事實上，《蛋鎮詩社》的主角詩歌連同《蛋鎮電影院》的主角電影院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最為顯著的文化象征，它們的極速發展共同揭示了八十年代的中國思想文化的先鋒性和人們對精神文化的追求。而《蛋鎮詩社》借助詩歌所表現的，更多是小鎮青年面對現代化的沖擊所產生的現代性焦慮。就像蝙蝠在自述中提到：“我從小就討厭我的家庭生活，討厭蛋鎮這個窄小封閉的地方。我經常坐在糧所大門的屋檐下，觀察車站。看著一趟又一趟的班車拉著擠滿了跟我年紀相仿的人離開，心里空落落的，感覺蛋鎮的人越來越少，總有一天去往廣東的班車會把蛋鎮搬空。”因此，與其說是蛋鎮詩社選擇了他們每個人，不如說是他們選擇了蛋鎮詩社，借由詩歌探索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城市化的進程讓這一時期的青年看到了生活的別樣可能。在小說中，在詩社宣告解散的同時，廣州這座城市作為蛋鎮的對照，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蛋鎮人的行動版圖中，就像金光閃所說，蛋鎮的“蛋殼”已經破了。廣州作為陌生、繁華且距離蛋鎮并不遙遠的彼岸，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蛋鎮青年前去挖掘他們的第一桶金。金光閃十分清楚，如果因循守舊，那么作為一個鄉下青年，他人生的最佳出路不過是繼承姑姑在蛋鎮東風旅社的工作。在小說對于他們后續發展的記述中，也正是加入蛋鎮詩社的這段經歷成為了這些人人生的拐點，將他們帶向高州、廣州和美國，告別蛋鎮一成不變的生活。盡管蛋鎮詩社只存在了五個月，但詩社的這些“孤勇者”們帶著被稱作“易燃易爆物品”的詩歌在這座平凡小鎮掀起了一場思想的覺醒，蛋鎮詩社也因此不再只是一場號召全民寫詩的文化運動，而成為小鎮青年們的精神燈塔。

至于第三重味道，則更多出自“平行剪輯”下那些游走在詩社邊緣的蛋鎮青年。除了最后一部分“我們的新浪潮：‘蛋派’詩歌”收錄了《蛋鎮詩報》刊登的部分作品，《蛋鎮詩社》的結構以蛋鎮詩社為中心向外層層展開。第一部分“場景調度”首先從幾位主創的視角呈現詩社短暫的發展歷程。第二部分“金光閃蒙太奇”和第三部分“笨拙的長鏡頭”主要是金光閃和詩社的其他幾位成員在詩社以外的人生經歷。在第四部分“平行剪輯”中，作者聚焦于那些與詩社或與金光閃有過短暫交集的人物，寫下了詩社之外的小鎮青年們各自的命運悲歡。作者以他們不同的經歷和態度引導我們思考：在蛋鎮，成立詩社是否只是少數人的心血來潮？蛋鎮詩社和詩歌對于更多人來說，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在我看來，展現眾聲喧嘩的“平行剪輯”構成了這部小說最為精彩的篇章。作者沒有讓金光閃身上的主角光環遮蔽其他人的身影，在這一部分，各式各樣的小人物輪番上臺，講述他們的獨特際遇，蛋鎮詩社的形象也由此不再集中體現為一處精神的烏托邦，它在他們的生活中掀起了種種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波瀾。認為“詩歌無用”的電影院放映員祝三易僅憑一份《蛋鎮詩報》獲得了文藝女青年的芳心，以如此反諷的方式重釋“浪漫派為什么重要”。在蛋鎮詩社短暫停留的意大利作家、學者安德烈·伊萬諾維奇透過《蛋鎮詩報》看到了全世界詩人和詩作的相通，在這群普通人的詩作中“讀到了這塊土地沉默和躁動的力量”。《對“蛋鎮詩社”街頭巷尾的隨機采訪》一篇則以更為邊緣的路人口吻為蛋鎮詩社的形象塑造增添了生動的細節，其中的許多對話實在詼諧有趣。

如果說在上述故事里，短暫出現的蛋鎮詩社只是填充了這些人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那么在《教越南女人識字》中，蛋鎮詩社或者說它代表的文字的力量卻深刻觸動并改變了一個平凡女人的一生。敘述者以“愚昧的力量很驚人”起筆，寫下的卻是一個不識字的女人反抗愚昧的驚人力量。如果沒有遇到蛋鎮詩社，被賣到蛋鎮做媳婦的越南女人阮正英不會想要逃跑，因為如果她留在傻丈夫身邊，她在越南的家人就會得到五千塊錢和一臺縫紉機。但在蛋鎮詩社的影響下，阮正英產生了識字的沖動，央求詩社成員周濟之教會她識字和寫字，從而走出家門，獲得了一份工作，從一個更寬廣的視角審視自己的處境，最終逃離了蛋鎮和她的傻丈夫。盡管在這個故事中，敘述者一直站在阮正英夫家的立場，反向展現一個女人對生存困境的突圍，但在整部小說荒誕詼諧而帶著無可奈何的氛圍中，這個動人而充滿了力量的故事顯得格外突出，它讓我們重新思考蛋鎮詩社在蛋鎮的角色和它所釋放出的力量。早夭的蛋鎮詩社沒能讓那群尋找詩意的青年實現他們的偉大宏圖，但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改變了一個異國女人的命運。理想之光有時微弱，卻永不熄滅。

在這些故事中，我最喜歡的是《追趕流水的謝敬安》，這篇單拎出來也足以構成一部完整且精彩的短篇小說。青年才俊謝敬安想要追上流水，卻不問流水要將自己帶向何方，他努力趕超時代，但只停留在時代浪潮下的浮華幻象，沉湎于窮奢極欲、紙醉金迷的生活。最后當寒風吹徹，精神失常的拾荒者謝敬安以凝望河面的姿態永遠定格，詩歌或者說文學成就了他生命中的每次輝煌，也成為他死前唯一的慰藉和念想。當謝敬安沿著河岸不斷奔跑的場景在小說的結尾處再次出現，這在令人心折的同時，也讓我們思索究竟該如何處理個人與時代的關系，如何在時代的洪流中找準自己的位置，而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詩歌創作的源泉和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講，詩歌于個體生存、于日常生活、于社會發展究竟有著怎樣的意義，這是作者留給我們的深刻思考，也是《蛋鎮詩社》更為深層的價值所在。

【張天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有文學研究及評論發表于《當代作家評論》《外國文學動態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等刊物，現供職于魯迅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