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是順應時代發展要求、應對國際輿論挑戰、增強綜合國力的必由之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作為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體系的奠基性文獻，發表伊始，即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其跨文化翻譯、傳播與影響持續至今，為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作出了重要的中國貢獻。《講話》80年來的國際傳播歷程，為我們理解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推動中國文論走向世界提供了極具啟示意義的歷史鏡鑒。

中國政府主導的《講話》英譯與傳播

翻譯是中國文論走向世界的話語前提。就英譯而言，早在1950年前后，國內外已出版《講話》英譯本。第一個全譯本發表于煙臺的英文報紙《芝罘新聞》，由時任董必武秘書的陳家康和美國女記者葛蘭恒翻譯。同年，美國學者菲爾德以《文藝問題》為名翻譯的另一全譯本也在美國、印度等地出版，隨后兩度重印。

1961—1965年，北京外文出版社陸續發行《毛澤東選集》前4卷英譯本，《講話》收錄于第3卷。該卷本匯集了錢鍾書、金岳霖、葉君健等一流學者的智慧，堅持“以原語為旨歸”的翻譯原則，力求“在文字和精神上均完全忠實于原文”。而且，毛澤東本人親自參與審閱校驗，與譯者直接互動，從根本上確保譯文的忠實與準確。

隨著《毛澤東選集》英譯本的出版，《講話》的國際傳播進入新階段。研究顯示，1950 —1967年間，包括《講話》在內的毛澤東著作被翻譯成65種語言，發行版本多達853種，傳播范圍遍及全球150余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涵蓋各語種的《毛主席語錄》更以其言簡意賅的獨特表述，將文藝的人民性、文藝與革命的關系、文藝批評的雙重標準等主旨要義傳播至不同階層和群體——從思想精英、政界人士到普羅大眾，為后續的學術化接受和深度闡釋創造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作為中譯外的經典，中國政府主導的《講話》譯本，憑借其無可置疑的權威性和深遠的影響力，在國際社會流傳最廣、認可度最高，奠定其作為中國官方翻譯版的權威地位。

歷史地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翻譯，本質上是國家層面的文化傳播實踐，肩負著特定歷史階段的重要使命。彼時，東西陣營尖銳對峙，新中國既要突破西方列強的遏制圍堵，又要回應廣大亞非拉國家學習中國、擺脫殖民統治的強烈訴求。正是在這種復雜交織的國際形勢下，《講話》成為團結國際進步力量、共同應對冷戰的思想武器和文化紐帶，其譯文受眾主要面向歐美左翼、漢學研究者和第三世界的革命人民。自出版以來，《講話》以其精湛的譯文向全世界成功傳播中國革命文藝經驗和理論，為世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提供重要的理論資源和思想指引，成功推動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走向世界。

國外研究機構主導的《講話》英譯與傳播

《講話》的國際傳播并未止步于中國的官方譯本。在國外，學術團體、出版機構和個人等基于自身的研究目標，自發組織翻譯，規模化出版，在《講話》的國際傳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跨世紀的譯介脈絡，清晰呈現中國文論在國際學術場域的接受和闡釋路徑。

1952年，哈佛大學出版布蘭德、史華慈和費正清等合作編譯的《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選譯《講話》的主要內容。作為首部系統介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英文文獻，其問世標志著西方學術界開始對中國革命進行文獻學意義上的整理、研究。編者指出，《講話》立足馬克思主義，深入闡釋文藝創作與批評的核心問題：立場、態度、讀者，以及創作與理論學習的關系，在此基礎上確證文藝對革命的能動作用，高度評價《講話》作為政治文獻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作用。同時，強調《講話》與馬克思主義之間不可割裂的思想淵源。此階段的《講話》譯介促進了西方對《講話》的學理性認知，為后續研究奠定了文獻基礎。

1980年，澳大利亞漢學家杜博妮翻譯的《講話》單行本面世，由美國密歇根大學出版，后分別于1992年、2020年再版發行。該譯本以其鮮明的學術立場和研究取向，體現了西方對《講話》研究的范式轉換。作為專家型譯者，杜博妮深諳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漢英翻譯研究。通過系統梳理白芝、鮑華德、佛克馬等代表性學者的觀點，她犀利地指出，這些研究深受意識形態偏見影響，將《講話》框定為政治史學文獻，遮蔽了《講話》蘊含的豐富文藝元素。她堅信《講話》具有特殊的、值得深入探討的美學內涵，她的譯本旨在揭示《講話》內在的審美價值。為此，她精心設計每個翻譯環節。鑒于《講話》誕生于戰火紛飛的抗戰年代，幾經修改，版本變遷，她以1943年《解放日報》為紀念魯迅逝世7周年而發表的《講話》為源本，并以1953年中文版《毛澤東選集》收錄的《講話》為參照，在譯文中詳細標注版本的改動內容。針對關鍵概念的翻譯，則選擇更能凸顯審美價值、提升譯者理解接受的表達方式。其翻譯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損了原典內涵，但提升了《講話》與西方文論的通約性，便于譯語讀者真正理解《講話》的文藝思想。杜氏譯本開啟了《講話》譯介與接受的審美化轉向，為西方客觀認知和學理化闡釋中國文論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

1992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啟動一項重要項目——系統翻譯1912—1949年間的毛澤東著述。由國際毛澤東研究領域的資深學者施拉姆任總主編，歷時30余年，直至2023年才完成10卷本的全部出版。甫一問世，即以其翔實豐富的注釋和嚴謹規范的譯文，成為海外中國學、海外毛澤東研究等不可替代的文獻資源，被譽為“哈佛版《毛澤東選集》”。文獻第8卷收錄杜博妮的《講話》譯文，編者在“序言”中回溯、梳理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歷史背景，不僅充分肯定《講話》對延安文藝和中國革命的重大歷史貢獻，而且深入到文藝美學的肌理。“序言”提出，毛澤東就生活美與藝術美之關系的哲學思考，將生活升華為“活的藝術”的創見，體現了詩性直覺優先于理性邏輯的文藝觀。以施拉姆為代表的哈佛學派是海外毛澤東研究的風向標，他們的評述表明，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西方的《講話》研究已突破單一視角的局限，實現了政治、歷史與審美等多元視域的有機融合。

《講話》英譯與傳播的時代啟示

從延安窯洞到西方文論場域，《講話》及其文藝理論的世界性回響經久不衰。其跨越文明疆界的理論旅行表明：中國文論的國際傳播，從來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涉及話語生成、意義重構與文化對話的復雜系統工程。縱觀不同時期國外研究機構的翻譯，可以清晰看到一條從偏重政治歷史解讀到偏重審美內涵闡釋的研究脈絡。

80年來，《講話》歷經不同時代語境的持續闡釋和書寫重構，實現了從中國革命文獻到世界文論話語的范式革新。在推動中國話語國際傳播的同時，也促進了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民眾對中國文論的理解和對話，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旺盛生命力與價值。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講話》的國際傳播為新時代推進中國文化“走出去”“走進去”、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和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啟示，為文明互鑒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毛澤東文藝思想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研究”（24BZW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