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傅逸塵對“新紅色經典”相關論題的研究，緣于他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6期發表的《新時代“人民史詩”的文學之“革命歷史再敘事”——建構“新紅色經典”的現實意義與文學想象》。后來，又讀到他的理論專著《“新紅色經典”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可見，傅逸塵對這一論題的建構與思辨是持續深化、拓展遞進的。該書采用歷史梳理、理論建構與文本細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革命歷史再敘事”文學現象進行深入研究，系統闡釋新時代文學的新觀念、新變化、新經驗。

《“新紅色經典”論》的首要特征是站在新的歷史方位，立足新時代文學產生、發展的現實語境，以“人民史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文學“屬己的思想和靈魂”，觀照當下方興未艾的“新紅色經典”創作現象。換言之，作者的歷史意識、研究基點和理論方法具有“同時代”批評的高度自覺。為此，作者在專著第一章梳理了從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到2014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再到2021年的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的核心精神，進而談到，“為人民大眾的”文藝在新時代有了新的內涵，那就是“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梳理清楚新時代文學的理論基礎、邏輯脈絡和實踐方向，搞明白當代文藝的新方位，就會知道作者寫作此書的“問題意識”是什么。傅逸塵試圖以此為案例進行追問：何以成就“人民史詩的文學”？

“紅色經典”的說法，人們早已耳熟能詳。它是對“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等作品的一種追認。那么“新紅色經典”之“新”有著怎樣的意涵？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書中的幾個重要概念：一是“人民史詩的文學”，二是“革命歷史再敘事”，三是“新紅色經典”。在作者看來，“人民史詩的文學”是對“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的回應，包含三個本質性元素，分別是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的“史詩性”（囊括革命歷史與當下現實兩個階段），“史詩”的文學形式與藝術品格，以及寫出“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所內蘊的思想、精神和靈魂，為世界文學提供獨特的文學經驗。作者從書寫對象、藝術追求和精神向度三方面，初步提出了“人民史詩的文學”的特征。具體來說，“人民史詩的文學”涵蓋近年來十分突出的兩個文學潮流：一是反映脫貧攻堅、新山鄉巨變題材的作品，二是集中涌現的大量“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后者因與“十七年”文學中的“革命歷史小說”有別，被作者稱為“革命歷史再敘事”，而“革命歷史再敘事”中的優秀作品，被進一步命名為“新紅色經典”。綜觀這三個概念，“人民史詩的文學”涵蓋更大，昭示著新時代文學的重要創作方向；“革命歷史再敘事”承續延安文藝、當代文學革命歷史小說創作的深厚傳統，在新時代呈現出新的風貌和氣質；“新紅色經典”同樣是置身新時代文學語境的一種命名，它既與以往的“紅色經典”在人民性上一脈相承，又因富于時代內涵的歷史觀與藝術特質，而具備“史詩性”的潛質。

從上述辨析中可以清晰看到傅逸塵的理論自覺與理論建構意識。這種富有新意和建設性的命名并非概念的空轉，而是從文學現場提煉出來的?！丁靶录t色經典”論》不僅完整回顧了革命歷史敘事在延安時期、“十七年”、“文革”、新時期、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初不同歷史時期的階段性特征和發展演進脈絡，而且以細膩的文本分析，鋪展開新時代“革命歷史再敘事”的斑斕圖景。在第三章中，作者分七節深度剖析了徐懷中《牽風記》對“超驗主義”的探索與超越，孫甘露《千里江山圖》的“先鋒姿態”與零度寫作，徐貴祥《英雄山》“知識分子敘事”的現代性，海飛諜戰小說的“極端經驗”與“日常經驗”融合，等等。在對十余部優秀作品的文本細讀中，傅逸塵印證了“革命歷史再敘事”的延續性與斷裂性。其典型特征在于，作家在時過境遷之后，將“革命歷史”及其后的“現實境遇”打通為一個連續的時空統一體來處理，進而開拓出豐富復雜的多元面向。而作者之所以如此重視“革命歷史再敘事”以及可能從中誕生的“新紅色經典”，恰恰在于這類作品重大的現實意義。

如果說“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在完成民族國家共同體想象、凝聚建設社會主義強大精神動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么，新時代的革命歷史創作潮流同樣具有激勵與鼓舞人民投身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敘事動能。與此同時，作者并沒有將“革命歷史小說”與“革命歷史再敘事”等量齊觀。某種意義上，“革命歷史再敘事”在繼承“革命歷史小說”人民性的基礎上，完成了對后者存在的一些非文學性因素的超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是一種文學整體觀，用打通、連貫和統一的視角、標準，相對客觀地審視了革命歷史題材文學創作的歷史演變，而非厚此薄彼，用后來者反對先行者。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既使我們看清了某種文學形態存在局限性的深層原因，也能使人明白對所謂“革命歷史”的書寫和征用有其穩定內核。

盡管此書名為“‘新紅色經典’論”，但我更愿意把“新紅色經典”這個理論命名視作一種孕育生成中的、寄寓作者思辨與期待的新的文學類型。與形成相對穩定內涵的“紅色經典”相比，盡管作者在書中列舉了大量優秀作品，但作為一個新的概念與命名，仍需接受文學史和批評界的嚴格檢視。對此，作者自身也有著清醒認識。在書中，他多次申說“新紅色經典”的命名本質上是一個建構問題。作者認為：“建構‘經典’，只是‘經典’被確立的過程，而不是‘經典’被確立的結果?！薄肮P者提出‘新紅色經典’的理論命名，不僅基于對當下文學場和代表作品的闡析與細讀，亦是對新時代中國文學創新發展的思辨與前瞻?！边@樣的做法，也有文學史經驗可以佐證。比如五四新文學就是先有理論倡導和闡發，再有創作實績。也就是說，“新紅色經典”的提出更是對理想型作品的命名。其內涵，作者概括為五個方面，即時代之“新”、“人民史詩的文學”內涵之“新”、歷史觀念之“新”、文學方法之“新”、創作主體之“新”。時代之“新”自不待言，中國人民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今天的時代賦予作家底氣和文化自信，使其能以更加平等開闊的眼光面對歷史、現實與世界。第二個“新”則錨定“人民”和“史詩”這兩個關鍵詞，意在凸顯以史詩品格寫出時代精神。其他的幾個“新”則與“大歷史觀”、形式探索、作家代際更迭緊密相關。

在我看來，《“新紅色經典”論》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文學命題，比如：“人民史詩的文學”到底指什么作品？“史詩性”在“十七年”“紅色經典”的評價中就已使用過，這種評價是否貼切？如何看待“紅色經典”與“革命歷史再敘事”之間的關系？參照“紅色經典”也包含農村題材小說的經驗，“新紅色經典”更多地指向革命歷史題材是否完整？傅逸塵以研究當代軍旅文學的深厚基礎，結合對新時代文學的跟蹤研究，奉獻出一部帶著理論鋒芒和探索勇氣的理論專著。盡管從內容看，這本書尚存有待繼續完善和持續深入探索的空間，但它的的確確能啟發我們去探索那些新時代文學研究亟待闡發的真問題。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