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有枕邊書嗎？如果有，是什么？

劉興詩：我沒有枕邊書，沒有床上看書的習慣。如果我有的話，應該是《唐詩三百首》《宋詞選》《人間詞話》《第四紀地質學報》。第四紀是兩三百萬年前的最新地質時期，即人類出現的階段。這是我的專業。這個學科的學報，發表相關的最新論文，最新的研究信息。

您是從什么時候愛上地理的？

劉興詩：1944年，我進入了重慶南開中學，初中一年級就戰勝許多高年級的學生，獲得了地理填圖比賽第一名以及全校最高獎勵級別的“公能獎章”，這對我喜愛地球科學，從事地質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對地理知識真的太熟悉了，這和時時刻刻關心我們的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分不開。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我就在墻上掛了一張特大的地圖，用一個個帶旗子的大頭針表示我軍和敵軍，每天看敵我雙方的進進退退，仔細分析戰局形勢和前方后方環境，不知不覺地理知識就爛熟于心。堅持關心時事，天天看地圖，就是學習地理的好方法。

在重慶南開中學，我喜愛上了壁報、古典文學、天文和體育。我創辦了幾個壁報社，擔任辯論會的主辯人，發起組織了“南開星空協會”。后來在北京大學上天文課的時候，講課的天文學家戴文賽老師很驚奇，問我天文學知識是從哪里學來的。這都得益于重慶南開中學鼓勵學生自由發展。

您小時候有偶像嗎？

劉興詩：我小時候生活在哀鴻遍野、山河破碎的戰爭年代，我只想趕快長大，當兵上戰場趕走敵人。那時候，最愛讀的一本書就是《說岳全傳》，特別佩服的就是手持“瀝泉槍”，騎著一匹通體雪白，日行八百里、夜行千里，眼若銅鈴的“閃電白龍駒”，背上刺著“盡忠報國”四個字的岳飛。岳飛手下的將官“八錘大鬧朱仙鎮”，大破金兵的連環馬，多么帶勁啊！那個時候讀了《說岳全傳》，我非常崇拜岳飛，手里拿著一根竹竿，幻想自己也像他一樣，就這么走上戰場，趕走日本侵略者，收復失去的土地。

那時候我還一遍又一遍地看《三國演義》，崇拜書里的英雄。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越來越頻繁的轟炸，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們躲到鄉下的老家，暫時住了半年多。我就拉著兩個農村的同學，學習劉備、關羽、張飛，懵懵懂懂地跪在地上起誓結拜兄弟，以身許國，永不后悔。在戰火紛飛的歲月，我崇拜岳飛和劉關張，一本正經地結拜兄弟，夢想著繼承他們的愛國精神和高超本領，快快長大走上戰場，趕走日本侵略者。雖然有些孩子氣，卻非常認真。

您愛好文學也是始自南開中學嗎？

劉興詩：南開中學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鼓勵學生自由組織各種各樣的社團，盡力發掘潛能，為公眾服務。從初一開始，我就參加了一些壁報社，后來擔任全校最有名的《曦報》的總編輯。1945年，我發表了第一篇文章。我沉醉在宋詞中，1948年以嚴格的格律音韻作詞37首，再次獲得“公能獎章”，這為我未來的創作筑牢了根基，以至于后來我每天都能寫一首詩，還獲得過詩歌比賽冠軍。

在您的成長過程中，有哪些師長給予過您較大的幫助？

劉興詩：我一直就喜歡小學、中學的國文課，不管是命題作文還是自由選題都喜歡，每個年級的老師也很喜歡我，給我許多實實在在的幫助。例如小學六年級時，由于抗戰逃難，學制有變化。我們在寒假畢業，后上了半年的“戴帽班”，就是在小學內附設的初中班，遇到一位從廣東逃難到大后方的大學生溫煥文老師。她覺得我不應一直停留在“小娃娃”的階段，于是送我一本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今譯《葉甫蓋尼·奧涅金》），這本書開闊了我的眼界。

初中一年級的鄭學韜老師十分關注班上的幾個學生，給予具體的指導。他對我說：“你的作文喜歡鋪敘，要簡潔一些。”他介紹我看一位美國作家薩洛揚的作品《我叫阿拉木》，還推薦英文原版My Name Is Aram。英文很簡單，他叫我對照著閱讀。我的文學水平大有長進，看起小說如癡如醉。喜愛就是創作的原動力，讀著讀著就想學著寫了。例如看了《金銀島》《十五小豪杰》，我就悄悄寫了一本航海探險小說，這對我后來走上作家之路有很大的幫助。

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閱讀視野就更開闊了吧？您有什么樣的閱讀習慣？會記筆記嗎？

劉興詩：在“一塔湖圖”里，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圖”。我們那個時候還沒有后來有名的北大圖書館。只有燕京大學留下的老圖書館和各系的系圖書館。不過這些也足夠我們閱讀和翻查資料。當時，北大學生和教師都有一個習慣，針對不同的課題翻查相關的資料，做卡片。讀書不留下卡片和筆記，是不會深入的。我對每一個課題以及所愛好的每一門學問，例如喜歡的“文史哲”，都做了非常詳盡的卡片，積滿了整整一大箱。

在北大學習期間，是否有很多名師？他們對您有怎樣的影響，能具體談談嗎？

劉興詩：太多了。我有機會跟隨許多仰慕已久的大師學習，最想不到的是中國物理學的宗師葉企孫先生。“兩彈一星”的專家以及我們所知道的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李政道等，都出自他的門下。葉企孫先生竟親自給我們講授“普通物理學”。雖然后來幾經輾轉，但是這門課的筆記我至今竟還奇跡般保留著。給我們上基礎課的大師不止葉企孫先生一人。世界知名的天文學家，有一顆小行星就是以他命名的戴文賽先生，居然也親自給我們講授“普通天文學”。李繼侗先生的“植物生態學”，李孝芳先生的“土壤學”，王乃樑先生的“地貌學”，侯仁之先生的“歷史地理學”等都令我獲益匪淺。

燕園的大師都很隨和謙虛，私下我就個別問題請教過一些先生。向金克木先生問哲學，向朱光潛先生問美學，向馮至先生問英國古代十四行詩，向何其芳先生問文學……不敢過多麻煩老師們，雖然僅僅是只言片語，卻也受益無窮。記得在燕園尋訪朱光潛先生的時候，家中無人，我正感到彷徨，忽然轉身看見朱先生正坐在外面的院子里，一派鄰家老翁的樣子。我戰戰兢兢向前，請教什么是美？朱先生淡淡一笑，手指身邊的園子說：“這不就是美嗎？”我一下子就頓悟了。生活就是美，平平凡凡就是美，這就是人生的大悟，亦是大美。

早在南開中學時代，我就讀過馮至先生翻譯的十四行詩，也讀過他自己寫的一本《十四行集》。企慕已久，現在馮先生就在身邊，豈有不找機會拜望一下之理？我在西語樓前等候，好不容易等到他出來，連忙跟上，一起向東邊未名湖方向走去，請教與十四行詩有關的問題。馮先生十分嚴肅地說：“那需要很深的英國文史和古代英語音韻的基礎。先好好學一下中國自己的律絕吧。”這一語點醒了我，不能好高騖遠，必須踏踏實實從根底學起。

有一次特別的經歷，我大膽向張政烺先生請教一個史前神話問題。張先生問了我的宿舍地址，叫我先去上課，晚些時候回答我。晚間我返回寢室，十分驚奇地瞧見我的桌子上，端端正正放著一個中式信封。張先生竟用毛筆正楷書寫，一絲不茍地抄錄了一段史前神話資料。下面落款居然是“弟張政烺”。讓我感動得不知說什么才好，同學們也感到難以置信。

這就是北大，這就是北大的老師。這就是北大，這就是北大“有教無類”的精神。

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科幻小說創作的？又如何看待科學幻想？

劉興詩：1961年，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邀我寫科幻小說。我不懂，問他們：“什么是科幻小說？”其實他們也不太明白，對我說：“大概就是現在還沒有，以后能夠實現的吧？”我一聽，明白了。我想起自己進過那么多的溶洞，在地下瞧見許許多多地下河和瀑布，水流都白白浪費了，如果可以開發建成一座座地下水電站該有多好！修建這樣的地下水電站不占地皮，也不用搬遷居民，說起來比地面的水電站還有優勢。于是我就寫了第一篇科幻小說《地下水電站》，也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科幻作家。

真正的科幻小說，必須要以科學為基礎，滿足讀者了解社會的需要，不是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寫真正的科幻小說，先要認真學習科學知識，每個環節都要有科學依據。我的科幻小說創作觀是“幻想，從現實起飛”。我認為科學幻想是科學研究的延續，科學研究是科幻小說的基礎。我把現時的科幻小說分為三個流派。一個是以真實科學為背景，叫作“重科學流派”；另一個以真實社會生活為背景，叫作“重社會學流派”；如果既無真實科學，也沒有真實社會生活背景，我把它歸為玄幻小說。

您的童話《偷夢的妖精》曾獲得了許多獎項，科普作品也大受歡迎——科普童話在您的創作中占多大比例？

劉興詩：1954年，我在隴東黃土高原工作的時候，寫下童話《飛的花》，贊美無名的鄉村女教師。上世紀80年代在紐約曼哈頓的一個地鐵站，我看見一個無助的孩子，似乎是失去媽媽的孤兒。這觸動了我的靈感，寫了一篇童話《寫在地鐵車廂上的信》。一個加拿大華裔作家和我一起，把《偷夢的妖精》改編為歌劇。創作來源于生活，這是永遠不變的創作原則。無論科幻小說還是童話都是一樣的。

當然，我寫得最多的是科普作品，迄今出版的650本書里，絕大多數都源于我的科研經歷。科學普及來源于科學研究，這也是我自己堅持的一個原則。2011年，我的科普作品《講給孩子的中國大自然》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九十多歲還在寫作，為什么會有這么強的創作生命力？

劉興詩：年輕的時候，工作太多了，太忙了，哪有時間坐下來慢慢寫一本本書呢。人老了，工作任務少了，有了大把寬裕的時間。不做一些事情，不關著門寫書，難道整天打瞌睡，對著墻壁發呆嗎？書是怎么寫出來的？其實也很簡單。見過自來水嗎？水龍頭一擰開，水就自己嘩啦啦流出來了。寫作也是一樣的。

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或已故），您最想見誰？

劉興詩：我最想見的文學家是蘇東坡。

如果策劃一場文學宴會，邀請作家出席，您會邀請哪些人？

劉興詩：如果我邀約幾個作家，應該是狄更斯、大仲馬、史蒂文森、馬克·吐溫、安徒生。近現代中國的應該是北大時期，我請教過的老師朱光潛、馮至、張政烺，以及敬仰的季羨林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