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曉可，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山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協、評協會員，在《小說評論》《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等刊發表評論作品70余萬字，榮獲“趙樹理文學獎.文學評論獎”等獎項，出版有評論集、學術專著各一部。

守藝者的時代答卷

——讀《父親和我的時代》與《手鑄》

手藝人，是大地上勤勞的耕耘者，也是喧囂塵世的慢行者。在作家楊遙的創作歷程中，曾長期關注家鄉手藝人的生存境遇，并傾注了大量心血。一方面，他努力展現著形形色色匠人群體質樸的性格與精湛的技藝。另一方面，他又孜孜探索著市場經濟沖擊下，傳統手藝所面臨的困境與突圍之道。而在相繼發表于《人民文學》的《父親和我的時代》（2020年第5期）與《手鑄》（2025 年第12期）兩部作品中，他以更大的敘事體量與思想容量，進一步聚焦晉北家鄉的手藝人，來展現他們在時代浪潮中的轉型陣痛與堅守中的適變，以及在鄉村轉型這一宏闊時代的答卷。

轉型浪潮下的手藝困境

在手藝人的世界中，純熟的技藝曾是他們引以為傲的資本。在《父親和我的時代》中，父親曾作為鎮上最為出眾的裱匠而備受尊敬，他憑借這項安身立命的祖傳技藝撐起了整個家庭。記憶中找父親裱家的人得排隊，需要提前半個月或一個月來預約。那時的父親精神狀態極好，衣服總是用洗衣粉洗得干干凈凈。每逢三月十八大集，他會一早出門去買剛出鍋的豬頭肉、碗托、豆腐等美食，等待著作為兒子的“我”回家。然而隨著時代車輪的滾滾向前，現代裝潢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更豐富的樣式，迅速取代了傳統裱糊手藝。加之母親的離世，曾經談笑風生的父親變得沉默寡言，衣服臟了也不再換洗，人變得非常邋遢，安身立命的傳統技藝甚至難以糊口，內心里的尊嚴在現實生存壓力下被消磨殆盡。

與之呼應，《手鑄》中的主人公也有著類似的命運軌跡。歷經數代的要家鐵匠鋪，在十里八鄉享有盛譽，要強家的鐵器號稱陽明堡鎮三寶（另外兩寶是王小寶家的鹵牛肉、李漁真家的紙貨）之一：從日常使用的菜刀、斧頭、鐮刀、鋤頭、鐵鍬、镢頭、犁鏵，到抗戰時期的大刀、長矛乃至土槍，甚至學校的銅鐘上，都留著“要記”的字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鐵匠鋪生意紅火，遇到旺季，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個小時。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工業制品以標準化生產和低廉的價格占領市場，曾經輝煌的鐵器生意迅速蕭條。為了生存，他曾嘗試跨界轉型做壓面機賣面條，但卻收效甚微，依憑的手藝瀕臨滅絕。

作為一位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與思考者，楊遙并未將這種傳統手藝的衰落簡單歸因于個人。他敏銳捕捉到時代轉型對于原本封閉地域，所產生的實質性沖擊與深層影響。在作品中，有一處耐人尋味的細節：“春節過后，鎮上出現許多外地人，有理發的溫州人、開大餡餃子館的東北人、賣炒貨的邳州人，等等。陽明堡的人都有些無所適從，這些人原來在哪里，怎么一下子都不約而同到了他們鎮上？以前，他們為陽明堡地處交通要道、繁華熱鬧而自豪，現在這種繁華卻引來了他們的不安。”

這，讓我們不由想到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開局文字中那個“見識冰塊的遙遠的下午”，也讓我們想到賈平凹《秦腔》《老生》等作品中現代文明給閉塞山村帶來的深刻震蕩。是的，正如作者所言：“來到鎮上的每一位外地人，給鎮上帶來新東西之外，也在蠶食著他們的生意，還破壞著由來已久的秩序。”這種全方位的現代性深入，使得傳統鄉土社會那鐵板一塊的自為、平衡空間被打破，進而納入與城市互為影響、彼此滲透的一體化格局之中。如是，福克納文學視域中“一塊郵票”般的封閉地域，便呈現出更多的動態性與流變性。這其中，一個巨大的表現便是城鄉界限的逐漸消解，以及由此衍生的城市生產模式、生活方式與消費觀念朝向鄉村的滲透。這一切，在無形中造成了一個“城—鄉”斜面，而在此斜面體下，鄉村因其天然的劣勢，要么成為城市價值體系“沉默的螺旋”的依附者，要么處于城市理念“他者”的邊緣位置。所有這一切，在傳統手藝人的生活中，表現出生存空間的日益逼仄與傳承鏈條的逐漸斷裂。

在此，作家楊遙觸及了一個嚴肅的時代問題：在社會轉型的歷史潮流中，廣大鄉土大地上為數不少的、作為傳統文化承載者的手藝人該何去何從？而這，無疑是一個關乎社會根基的重大命題。

守變之間的文化續脈

在《父親和我的時代》與《手鑄》兩部作品中，作家不僅敏銳捕捉與叩問著轉型時代的生存之困，還以極具張力的敘事空間，回應著這一時代之問，展現著傳統手藝人守藝與適變間的心路歷程。這，既是一場關涉尊嚴的“慢”的抵抗，也是一場關乎生存的“快”的轉變。在此進程中，一切都顯得尤為艱難，他們不得不面臨相傳手藝的舍棄與否、現實生存壓力下何以破局的困境，進而在“快”與“慢”、“守”與“變”之間苦苦掙扎，內心充滿了沖撞與矛盾。 

在這場突圍之路上，父親的轉型更多的是基于生存的“順勢而為”。一方面，他不愿徹底放棄這份祖傳技藝，即便生意寥寥，仍然珍惜每一次裱家的機會，保持著自己對于手藝的敬畏與不舍。另一方面，他又能以開放的姿態，積極投身于微商浪潮。在接受了村里微商培訓后，經過不斷摸爬滾打，使其綠色農產品不僅賣到了全國各地，甚至遠銷非洲多國。與之相比，《手鑄》中鐵匠要強的轉型，則呈現出更為強勁的“逆勢突破”的精神覺醒。面對鐵器生意的一落千丈，要強每天想的還是如何打鐵。其間，他盡管嘗試過多種營生，卻始終未能放下對于鐵器的執念。同時，他也在不斷地自我突破中，尋求著新的嘗試。北京的798藝術區之行，讓他深受震撼，望著老舊廠區改造的藝術區，以及銹跡斑斑的閥門、支架、鐵門，他內心的匠人精神被藝術靈感點燃，開始了艱難的蛻變歷程，并最終實現了“匠人”向“藝術家”的轉變。

盧卡奇曾說：“一個人的發展是一條與整個世界相聯系的線索，通過這條線索，世界被展開。”很大程度而言，這個世界，既有外向的、現實的圖景，也有常常被我們忽略的內在的、精神性的存在。在兩部作品中，楊遙通過父親與要強人生際遇的轉變，不僅展開了轉型社會的廣闊圖景，展現了傳統藝術個體命運軌跡的沉浮，更呈現出轉型時代傳統藝人的精神價值與執著的文化傳承。

先說精神價值。這在作品中，集中表現為個體與時代交疊碰撞中匠人精神的堅守。從父親刷立德粉時“沒有一滴滴下”、搭架子時“桿桿兒一定要干透”的職業操守，到鐵匠要強自“打鐵謀生”到“鑄藝表意”的蛻變，均是這種匠人精神光譜的表現。而正是這種匠人精神，凝結成了他們熠熠閃光的寶貴“匠心”：“所有的作品都應該真誠地表達自我，無畏地探索未知，都是對生命、對世界的深刻洞察與感悟。”而正是這種質樸與勤勞、誠信與敬業的精神力量，讓他們在流量、速度至上的當下得以破局。值得注意的是，在匠人精神的書寫上，作家沒有采取主角光環下的一維敘述聲音，而是賦予每一個角色自由、平等的表達權利，最終構建出一種類似于巴赫金“眾聲喧嘩”式的群像共生體系。在此話語體系下，既有常乙所代表的逐利者順應市場的生存智慧，也有父親、要強、王小寶、李漁真等同時代匠人在時代變革中，或為熱愛而堅守、或將手藝變通為多元新生路徑的可能。正是在此對生存方式的理解與尊重，碰撞與抉擇之間，作家為這些時代之子的“異稟”精神，注入了堅韌與變通并存的生命活力。

再說文化傳承。在楊遙看來，手藝人精神力量的精髓在于融入器物的溫度與靈魂。在作品中，他將其進行了生活層面之上的進一步升華，提煉出其中蘊含的傳統文化精神，并賦予其代際傳承的深刻內涵。在此，作家并未倚重宏大敘事與戲劇性元素，而是深入時代土壤，于日常生活的細微脈動中，來展現文化精神基因的延續與升華。在《父親和我的時代》中，父親對“我”的影響是間接卻深刻的。“我”對于父親經歷了不解到為其打動，進而擺脫了代際偏見下“隱疾”的束縛，真正了解這個時代與時代下的蕓蕓眾生，并進而影響了女兒的善良體貼品性。由此，三代人構成了家庭氛圍中溫暖而自然的品質延續鏈條；而在《手鑄》中，匠人精神，不僅表現為要家父子間的代際傳承，更表現為兩代人精神層面的相互滋養。父親的堅韌與執著內化為兒子學習動力，最終在不懈努力下圓夢北大。兒子的信念力量，反過來又激發了父親的奮進。如是，此在匠人精神的承繼之路，便在時代語境下讓匠人精神煥發出活水流動的生命力量。

在此，楊遙通過這些手藝人的守藝與適變，展現了其精神世界的豐富內涵。他們正是靠著對傳統的敬畏與精神價值的追求，讓匠人的文化根脈得以延續。而通過這些濕漉漉靈魂與他們鮮活的故事，作家讓我們重新認識了轉型時代匠人精神的真正價值。

鄉土書寫的新可能

此時此刻，中國社會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這一進程中，鄉村經歷著劇烈的震蕩，也讓無數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經歷著命運的生長與掙扎、變異與重塑。近年來，基于當下農村變革的新鄉土書寫，成為一股熱潮。但在此書寫潮流中，不乏人物主體性缺失、城鄉二元對立、政策化圖解等陳舊、生硬表達。出于對時代脫節，乃至疏離失真的憂慮，作家楊遙近些年有意識地掛職扎根基層、以行走、呼吸與思考大地的方式，來真切體悟北中國鄉村所發生的巨大變動，進而盡力跳脫傳統鄉土書寫的固有框架，為當代新鄉土文學注入了鮮活的現實主義氣息。在《父親和我的時代》與《手鑄》兩部作品中，作家用情投入，賦予了鄉土書寫新的生長可能。這，至少表現在互為依托的兩個“真”上。

其一，人物主體性的真正確立。五四以來，在魯迅所開創的鄉土文學傳統中，農民常常被放置于愚昧、落后的位置，很長一段時間承載著“被啟蒙”的精神包袱。而與之相契，對其主體性意識的呼喚也一直作為重要議題被討論。從趙樹理的《三里灣》到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種“喚醒”從未停歇。及至當下的新鄉土書寫中，在諸如喬葉的《寶水》、周瑄璞的《芬芳》等作品中，農民不僅身份更為復雜，不再單純被劃歸為啟蒙對象，更有了輾轉城鄉、主動選擇生存策略的行動者的意味。應該說，楊遙在創作中，敏銳捕捉到了這種源自人的主體性變化。他筆下的這些手藝人，不再是喪失思考力與行動力的“被啟蒙”符號，而是帶著體溫與汗味、思悟與踐行在大地上的鮮活個體。他們，既帶著鄉村土地的泥濘，又沾著城市化發展帶來的塵土，他們的希冀與奮進、掙扎與堅守，正構成了當下流動的鄉土世界最真實的人性肌理。同時，楊遙通過這些人物形象，也在有意突破傳統城鄉敘事中“城市中心主義”與“現代勝于傳統”的一維現代性書寫，而通過互文鏡面與多聲敘事的方式，展現著城與鄉、父與子、傳統與現代之間復雜共生的關系，從而讓這些大地上民間的、平凡的生命個體，如同野草、流水一般生生不息，來綻放其美好，展現其價值，賦予其更為豐富的人性維度與更為動人的生命力量。

其二，扎根地域的真實質感。楊遙是一位真誠的寫作者，這種真誠集中表現為對社會現實的真切反映。面對鄉村轉型這一基本現實切面，他沒有刻意美化抑或丑化，而是以極大的耐心，展現著這場變革中的復雜面向。以《父親和我的時代》中的扶貧政策為例，作家并未進行標簽化書寫，而是將第一書記微商培訓、“雁門沃土”合作模式，與主人公從抗拒、猶豫到培訓補貼驅動的心理轉變相結合，自然融入人物的轉型過程。同時，獨特的地域文化景觀與民風民俗基礎，也為作品中“民間技藝”在時代浪潮中破局而出提供了可能。無論是家鄉的傳統大集，羊舍寺、奶奶廟等文化地標，傳說中的和珅府邸、明代重建的寺廟，還是晚近以來“小米加步槍”的紅色革命記憶，以及當下“陽明堡三寶”的活的文化流傳，這些層層疊疊的歷史與現實，共同承載著晉北大地鄉民們對于土地的敬畏與民間精神的堅守。在此，楊遙仿佛一位從滹沱河出發的行者，試圖通過家鄉這片土地上所容納的豐富歷史與文化礦藏，以及這些礦藏在現代轉型中被遺忘的隱憂，來映照整個三晉大地乃至華夏民族這艘古老的船，在駛向現代文明時，所經歷的陣痛與希望交織的航程。這正如作家在《手鑄》的創作視頻中所坦言的那樣，他的家鄉在歷史上鼎鼎有名、手藝人輩出，近些年來家鄉蕭條了，傳統手藝也沒落了。而正是這一扎根地域的書寫，真切地傳達了一位作家的大聲呼喊與篤深感情。進而，賦予了作品直擊讀者心靈的真實、持久的力量。

在傳統與現代碰撞、城鄉加速重構的當下，楊遙以貼地書寫的姿態，依托晉北大地，捕捉著時代發展中鄉村的細微嬗變與人物的心靈震顫。這，不僅為我們留存了一段社會轉型的珍貴記憶，也為當代鄉土書寫探索了一種“激活活水源頭”的可能性路徑。他讓我們看到，鄉土并非落后的代名詞，而是富有活力與希望的精神家園。而手藝人身上所凝結的廣大人民的堅守與創造之結晶，正是守藝者的時代答卷，也是繪就鄉村振興遠方風景最寶貴的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