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中國經學及清代學術史者，無不奉《皇清經解》正、續編為津逮淵海。道光五年（1825），時任兩廣總督阮元于廣州學海堂輯刻《皇清經解》，嚴杰任總編輯，至道光九年刊成，收清初至乾嘉間73人著作183種，計1400卷。《皇清經解》網羅略備，猶不免遺珠之憾，且道咸以降，名家繼起，著述斐然，有識之士遂倡續輯之舉。道光末，李祖望、汪喜孫曾商議續補書目，不知是否定稿；咸豐初，劉恭冕曾自擬續編目錄并作序，今其序猶存；同治初，戴望、俞樾亦曾商定續刻目錄，曾國藩有意刊行，后因曾氏去世未果。至光緒十二年（1886），時任江蘇學政王先謙于江陰南菁書院設局輯刻《皇清經解續編》，王先慎任總編輯，光緒十四年竣工，匯刊清代101人著作209種，計1430卷。（虞萬里《〈正續清經解〉編纂考》）《皇清經解》正、續編后先輝映，既總清代經學之成，又為后學的興起指示了方向與門徑，進一步推動了經學的發展。

在王先謙輯刻《皇清經解續編》的同時，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也在廣州籌備此事。光緒十年，張之洞就任兩廣總督，當時戎馬倥傯，無暇文教。光緒十二年三月初七，張氏檄飭兩廣鹽運司開設廣雅書局，函云：“刊布經籍，乃興學要務，致用之本源。……即在菊坡精舍設立書局，委蔣署運司總理局事，委候補知府方守功提調局事。延請順德李學士文田為總纂，南海廖太史廷相、番禺梁太史鼎芬、番禺陶孝廉福祥為總校。”此時，張之洞只說開設書局旨在“刊布經籍”，并未明言選題方向。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張之洞、吳大澂聯名奏陳《開設書局刊布經籍折》云：

竊惟經學昌明，至我朝為極盛。道光年間，前督臣阮元校刻《皇清經解》一千四百余卷，藏板學海堂，既以表彰先正，亦以鼓舞來學。于是海內通經致用之士，接踵奮興，迨今六十余年，通人著述，日出不窮，或有稿草遺篇，家藏槧本，當時未見，近始流傳，亟應續輯刊行，以昭圣代文治之盛。況學海堂為當日創刊經解之所，是粵省尤當力任此舉，勉紹前規。臣等海邦承乏，深惟治源，亟宜殫敬教勸學之方，以收經正民興之效。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諸書，可以考鑒古今，裨益經濟，維持人心風俗者，一并搜羅刊播。上年即經臣之洞捐貲設局舉辦，然必須籌有常款，擇有定地，方能經久。現經臣等公同籌度，即將新城內舊機器局量加修葺，以為書局，名曰“廣雅書局”。臣之洞捐銀一萬兩，臣大徵捐銀三千兩，順德縣青云文社捐銀一萬兩，仁錫堂西商捐銀一萬兩，省城惠濟倉紳士捐銀五千兩，潮州府朱丙壽捐銀五千兩，共銀四萬三千兩，發商生息，每年得息銀二千三百六十五兩。又誠信堂、敬忠堂商人每年捐銀五千兩，共七千三百六十五兩，以充書局常年經費。

由此可知，其一，廣雅書局之設，意在繼踵阮元學海堂之前業，續輯《皇清經解》；其二，廣雅書局以刊布經籍為主，史部、子部、集部諸書次之；其三，為保障刻書經費，張之洞多方籌措，集資四萬余兩白銀，另有每年七千余兩供書局日常運營。

張之洞在致寶廷信中云：“鄙性于漢學、宋學皆所敬愛，尤深惡好奇蔑理之漢學。今刻《學海堂續經解》，自當謹擇。阮之文學，薄劣何敢望，然學術趨向不同，即有人以阮公相擬，亦不樂口。”（《張之洞全集》第12冊）正因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續刻《皇清經解》，自然有人比之于阮元，而張氏自謂學術取向與阮氏不同，可見其擬刻《學海堂續經解》（即指《皇清經解續編》）于選目取舍另有法度。張之洞又延聘遠在京師的繆荃孫為書局采訪兼總校，其致繆荃孫信云：“廣州開書局刊書，擬分三類：一續《學海堂經解》；一補史、考史、史注之屬；一洋務。……此外如子、集兩部有佳者，亦可帶刊。”（《趙鳳昌藏札》第5冊）張氏幕僚王秉恩致繆荃孫信中亦云：“春中宏開書局，大抵以經學續學海堂，別開史學與之并峙。”（《藝風堂友朋書札》下冊）這都證明廣雅書局初開之時，是以輯刻《皇清經解續編》為首務的。

至于廣雅書局為輯刻《皇清經解續編》而搜訪書目的實例，則有劉岳云致梁鼎芬信札為證。劉岳云，江蘇寶應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深通礦務，為經世之學，其師成蓉鏡、族兄劉恭冕皆揚州學派名儒。光緒十二年，劉氏簽分戶部江西司行走；光緒十三年，兼廣西司行走。張之洞曾欲委之以礦政，被其推辭。當時，梁鼎芬在張之洞幕中，為端溪書院主講、廣雅書局總校，因而與劉岳云結交。今見劉氏致梁氏手札，蓋作于光緒十三年上半年劉氏將離粵之際，據其信中所言，梁鼎芬曾以擬刻《皇清經解續編》之事相告，并請劉岳云提供知見書目，劉氏便據其食舊德齋中所藏揚州學者著作，共列舉13人計20種書目，其中如潘槐庭《儀禮圖》、潘詠《伯琴札記》、劉恭冕《公羊禮釋》、劉瑢《蘗庵札記》、劉玉麐《爾雅補注殘本》今皆亡佚。劉氏又承諾返鄉后，當遍索山陽丁氏，儀征阮氏、劉氏，句容陳氏，江寧汪氏，江都凌氏書目獻上。

結合張之洞奏折與劉岳云信札，可見光緒十二年至十三年，廣雅書局刻書的主調均在《皇清經解續編》，但隨后竟無成事。究其原因，當是風聞王先謙捷足先登，尤其是王刻《皇清經解續編》于光緒十四年六月告成，宣播海內，廣州諸儒便望塵莫及了。吊詭的是，繆荃孫其實在光緒十二年初便已得知王先謙于南菁書院開局刊刻《皇清經解續編》之事（楊洪升《繆荃孫年譜長編》），當其受聘廣雅書局之時，不可能不將此事告知張之洞。且茲事體大，學者間風聲四起，故張之洞和王先謙一開始便必然知曉對方也在輯刻《皇清經解續編》。兩家幾乎同時起手，皆不輕言放棄，其抗衡爭先之意昭然若揭。再看張之洞奏折中稱“學海堂為當日創刊經解之所，是粵省尤當力任此舉，勉紹前規”，實隱隱以學脈正統自居；而王先謙于南菁書局外又設局于長沙，又請江蘇書局代刊四百卷，數處并行，并日兼程，兩年成此巨帙，今日看來，實欲以速求勝。

王先謙《皇清經解續編》刊成后，學海堂不得不取消了輯刻計劃，轉以刊刻史籍為主。梁鼎芬在致繆荃孫的書信中云：“昨集眾議，定刻《史學匯函》，經學附刻。如有可刻之書，祈隨時示知。”（《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可見其以史學為主，經學為輔。此信落款七月十九日，考其情勢，疑當系于光緒十四年。倫明嘗謂：“張之洞督粵日，開廣雅書局刻書……所刻多乙部切用之書。蓋之洞雅慕阮文達，文達軔學海堂，之洞亦軔廣雅書院；文達刻解經諸書，之洞則刻考史諸書，不相襲而遙相師也。”（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學者恒喜稱引此言，以為高論，今考其實，恐未必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皇清經解續編》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25VJXT01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山東大學中國經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