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雪花紛飛的內蒙古呼倫貝爾起飛時，我就在想象玉村。我的腦海里出現了一棟“三間四耳倒八尺”的房屋——云南著名的四合院“一顆印”，一種由彝族土掌房厚土墻融合漢族穿斗式木構架建成的民居。房內有香案、方桌、靠椅、凳子、衣柜、床等家具，還有繡屏、花瓶、香爐、燭臺等擺設。房屋主人戴瓜皮帽，穿土布衣和布面皮底的鞋，名叫馮永安。他的母親和妻子則穿著粗布衣服，兒孫們一律穿戴細布料子的學裝，紅襪下一雙膠底鞋，其中一個穿了細皮靴，戴呢禮帽……

我的想象來自一部調查報告——《玉村農業和商業》，書中有大量關于玉村生產、生活的數據和表格。對一個村莊的記錄如此全、如此細，我還是第一次看到。調查者張之毅特別在意穿著，大概是因為它代表了一個家庭的生活水準吧。他到鄉村調查，經濟是他調查的最重要的內容。

那是1940年的一天，張之毅從南面寨門走進村莊，走進了馮永安的“三間四耳倒八尺”。空地上土垣坍塌，村道兩邊土木搭建的蝸居，沒有窗戶，門洞里黑黝黝的，有的木頭被燒焦了。也許是蝸居太刺目了，張之毅看得出神，以至于沒太在意幾座白堊危垣的房屋。

時空的轉換只在太陽轉身之間。大草原的雪原切換到玉溪的翠綠一片，我像夢游者一樣從天空落地昆明，來到了高原盆地玉溪。

山嶺低矮，長坡緩緩延伸，眾多河流潺潺流淌，河床極小。盆地中有遼闊的撫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高聳的山峰已經遠遠退去，滇地洶涌而闊大的江河都在盆地西面的高山峽谷間奔流。從高山上被雨水沖刷下來的浮泥，淤積在玉溪河兩岸。千百年來，這里種植著水稻和蔬菜。

住進玉溪的賓館，風中仿佛有從城郊玉村飄來的氣息，村莊黯淡的燈光如在眼前。再次捧讀張之毅的調查報告，一位老秀才的房屋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全村最豪華的巨宅，五進三開間，廳房數十間，四處雕梁畫棟，古舊而又森嚴。它與其他的蝸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座巨宅無疑是村里最富有的象征。

秀才名叫馮石生，人稱五老爺。他出門有自備的包車，終年一身袍褂鞋帽。女眷穿裙服旗袍。男子著細布長褂學服，間用綾綢料子。他每日喝鮮奶，冬天則吃參鹿茸等補品。一日兩餐外，還有宵夜。鴉片自然是要抽的。他的闊綽是馮永安不能相比的。馮永安甚至給他打過工，當了幾年賬房先生。

馮石生和馮永安自然離開人世很久了。我并非奢望見到他們，但也許我能看到他們的孫子或曾孫。他們的命運也不難猜測。一場風暴在遙遠的北方刮起，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都寫到過它。

南北方城市差別明顯。玉溪的繁雜與呼倫貝爾的簡樸，恰如酸角樹的枝繁葉茂與樟子松的刪繁就簡。從冬裝換上秋裝，置身玉溪街頭，我乘車去玉村駐村。

紅綠燈交替亮起，街邊樹木濃綠，沿街見不到老的房屋，這是一座迅猛擴張的城市。玉村連通了歷史的一個接口。市區的聶耳紀念館是另一個接口。聶耳與馮永安所處的時代相近，紀念館里的那些老照片讓從前年代的玉溪得以呈現。玉村沒有留下照片，卻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時期，被調查文字留存下了村莊的詳盡情況。這是罕有的。我在文字中進入村莊，對它并不陌生，像到了一個熟悉的地方。我想，我可以去對比、印證一些什么，譬如它的變遷、時代風云與歲月留痕……

二

張之毅開始做社會調查時，并非一個人。他跟隨費孝通首先調查了祿豐縣的大北廠村、易門縣的李楨莊。費孝通從英國學成歸來，那個夏天，他中途在越南西貢下船。他的家鄉不久前淪陷了。秋天，他來到了云南昆明大學，隨即投身社會調查。他渴望用自己的所學調查鄉村，探求強國富民之路。

大北廠村是深山老林里一座封閉的村莊。費孝通在他的調查報告《祿村農田》里稱它為祿村。村民從事單一的農業。大部分閑置勞力蹲墻角，沖嗑子、擺龍門陣，還有的賭博、抽大煙。一天，村里一個叫張大舅的人從外地挑回了一擔土紙。一問，土紙來自綠葉江山坳里的李楨莊。綠葉江兩岸長滿竹林，村人采伐竹子編織竹器、農具，制造土紙，有人用銷售積累的資金購買附近彝村的農田。這里除了農業還有傳統手工業，這正是他們需要調查的類型。

于是，他們騎馬去李楨莊，走了整整6天。張之毅在費孝通的指導下進行了詳細的調查。李楨莊被他們稱作易村。

在尋找具有商業因素的村莊時，西南聯大的學生馮康和向費孝通推薦了自己的家鄉中衛村。他的伯公就是村里鼎鼎有名的五老爺馮石生。中衛靠近玉溪縣城，傍著玉溪河，南岸100多畝菜地全年綠油油的，長著蓮花白、蘿卜、萵苣、韭菜、冬瓜。村里的蔬菜除自給外，大部分還能對外銷售。京白菜多銷易門、峨山，冬瓜則銷本縣糧食店。其銷路之廣，不限于本縣城鄉。

除了蔬菜銷售，有人走茶馬古道，參與馬幫運輸，馬幫中還混雜著販運鴉片和走私的。村里的婦女幾乎都向布商賒棉紗織布，再以布換紗，賺取差價。費孝通、張之毅仿佛看到了它的未來——商業化。這無疑是新的類型。

明代洪武年間，這里是云南中衛軍駐地，由此得名“中衛”。張之毅將中衛村稱作玉村。他從土地所有與耕種、織布養鴨、商業資本活動、財富獵取、家族消費、人口外流、資金利用和土地權集中等方面開展調查。

在馮永安家里住下來后，張之毅走訪村民，深入田間地頭了解生產。吃飯的時候，餐桌上只有主人一個人陪他，家人都不上桌。馮永安雖然不完全懂得他調查的意義，但待客的熱心和禮儀卻是周全的，對他的工作還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

三

車在七星街戛然停下。水泥街道，街兩邊的商鋪，涌動的人流和車流，抬頭所見全是林立的樓房。我下車后急匆匆地往前走，想看看那片綠油油的菜地，還有“三間四耳倒八尺”和五老爺的巨宅。向導緊跟著我，走過一個大門時他喊了一聲“到了”。大門口掛著中衛社區的牌子。我疑惑地望向院子里的辦公大樓。玉村到了？

此地屬紅塔區玉帶街道。見到社區書記時，我一臉困惑。上了樓，我連珠炮一樣發問，書記慢條斯理作答，幾十年的變遷被他幾句話就交代了。我的困惑卻一點也沒有減少：菜地沒有了？“三間四耳倒八尺”和五老爺的巨宅也消失了？玉村總得留下點什么，或者說除了口頭說道總會有些證據吧？他一直面帶微笑。報上自己的姓名后，他自豪地說：“馮永安是我的曾祖父。”

如此巧合！張之毅入村見到馮永安，我進院子見到馮志堅。四代人相隔八十五年的時光，我們見的是同一家人。問他家的“三間四耳倒八尺”，馮志堅搖著頭。二十多年前舊村改造按照城市街道與小區規劃，所有舊房幾乎拆光了。沿街的樓房全是村民自己建的，每戶占地面積相同，地段則由抽簽決定。

跟著馮志堅走出院子。他一邊走一邊介紹，舊村改造前，田地就在迅速消失，種植買賣蔬菜的地方最早建起了蔬菜批發市場——一棟巨大的穹項建筑，里面擺下了200多個攤位。水果、大米生意做開了，農田上又建起了水果、大米批發市場。中衛的人氣越聚越旺，家私、舊貨交易市場又辟出了一大塊地。等到舊村改造完成，中衛再也沒有農田和菜地了，成了玉溪有名的商業廣場。

蔬菜批發市場里，有一家早餐店是馮志堅開的。紅色的招牌，玻璃的門窗。他的太太天不亮就起床打理了。凌晨4點半，市場里熱鬧起來，菜農、商販的吆喝聲此起彼伏。來早餐店的人點上一大碗米線或是一籠包子，騰騰霧氣里飄著女人熱情的招呼聲，一片市井煙火氣。

走進居委會對面的一條巷道，那里有兩排高大整齊的樓房。一邊是米黃色的框架結構大玻璃房，一邊是淺藍色的有歐式窗框的房屋，修建時間明顯要早一些。水泥從淺藍色的大樓鋪向米黃色的大樓，路面看不見半點泥土。兩邊是一字排開的公寓、賓館和美妝店。它們的招牌連成一條直線，店名大多為白色字體。城市規劃使得一家一戶的房屋融合成了一個整體。

淺藍色的大樓是一家公寓酒店，大門兩邊掛滿了客房照片。主人馮躍芬是五老爺馮石生的曾孫女，這家云塔公寓最早是在自家老屋基礎上建起來的。馮躍芬的姐姐和妹妹上大學后都去昆明工作了，她留下來打理旅館。米黃色大樓的遇見公寓與之斜對，主人馮榮興是當年的保長馮正懷的孫子。這兩家人的父輩都靠種菜賣菜維持生計。馮榮興的父親除了做蔬菜生意外，還承包過中衛旅社，他家成了中衛的第一批萬元戶。

想看土地和舊屋已成奢望，關于玉村的想象也只能留在腦海中了。我總是疑心走錯了地方，或是張冠李戴，可玉村的后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拽回現實，讓我有些飄忽，就像蒲公英飄在歲月中，眼前的一切也飄浮起來了。

來到中衛美食區淘寶街，太陽西斜，陽光薄薄灑下，時間染上了顏色，吸入肺腑的仿佛是又溫又涼的時光——我在呼吸著黃昏。一檔特色奶茶小吃攤“冰泰啡”前排起了長隊，賣新平小黃牛干巴、迷你糖葫蘆、水果缽仔糕、缽缽雞的攤檔前，人也變得密集。夜市早早地便有了一些熙來攘往的味道。

四

張之毅做定量分析，他選擇了五老爺馮石生、房東馮永安、保長馮正懷，他們是村里的富裕人家，又確定了馮正益、張忠漢兩戶貧困家庭。依據貧富狀況，他把這五戶人家分作甲乙丙丁。五老爺和房東再分作甲種里的甲型與乙型。丁種的張忠漢是個無田無地住蝸居的赤貧者，他有一門木工手藝。全村丁種農戶占了三成。

陰歷七月初三，保長的父親死了。當天下午，保長和鄰里忙著買棺木、布料，雇裁縫。第二天入棺。然后是漆工來漆棺木，風水先生擇墳地。保長把家里的稻谷和酒拿到街市上去賣，再買回各種喪葬物品。忙碌了一個月，八月四日開吊。親友前來吊喪，靈前哀樂哭聲一片。家中大開筵席，一天60桌。第二天出殯，再開筵席。出殯隊伍前方高舉紙扎的懸帛和旌旗，接著是男賓，中間是神主、靈柩，后面跟著女賓，長長的隊伍與送行的人群在哭聲和鞭炮聲中緩緩前行。

幾天后，又有人去世了，死者為楊發貴的母親。楊發貴當天到玉溪縣城施棺會請求施舍了一口30塊錢的棺材，又求人施舍了一二十元錢。第二天一早請了4個人抬著靈柩上山。楊發貴無田無地，靠賣工為生。一口薄板棺、兩件粗布衣，再加一點香燭與紙、一桌簡單的飯，用100元錢就把母親埋了。

乙種與丁種人家的兩場葬禮，把當時中衛村的貧富懸殊彰顯了出來。

張之毅調查富裕人家的經濟來源，發現財富大多并非來自土地，而是商業。馮永安年輕時家里也很窮，生計難糊，種田看不到希望，于是他便跟著岳父去吆豬，有了原始積累。

1922年，中衛村發生了一件大事。土匪進村洗劫，大部分房屋被燒毀，馮永安家的房子也被燒了。為蓋房屋，他每年節省下6挑谷子，到1933年積攢了60挑，于是動手蓋房，又用了三年才將房屋建起來。馮永安有8個兒子，6個兒子外出工作，大都在學校教書；大兒子務農，他去世后，馮永安請了一個長工來耕種家里的田地。農忙時，馮永安就去工市上雇用山地夷人來做農活。山地夷人受得起“‘吃稀湯’的熬煉”。

“‘吃稀湯’的熬煉”這一用語，我初讀時沒太在意，但細細一想，它背后的赤貧狀態是令人震驚的——當時，當地少數民族連吃頓飽飯都是奢望。我思考那場風暴的緣起——蝸居、吃稀湯、無錢葬母……這些無疑是重要動因。

馮永安平時舍不得穿那雙布面皮底的鞋，總是打著赤腳。他們吃得很簡單，一葷半素。富裕人家的日子并非奢靡，他們也有自己的苦惱。馮永安的二兒子在縣城當小學老師。他總是悶悶不樂，嫌學校待遇低，生活苦，沒有前途。不久，他去了昆明的軍校。后來，張之毅看到他在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覺得他在思考農村貧困的問題了。

像他這樣讀九年書讀到中學畢業的，只有甲種人家才供得起。沒讀過書的人出外謀生，只能當礦工，做小販、幫工或打雜，職業難以固定。正是讀書與不讀書的區別，使得這些家族即便后來經歷風云變幻，仍有不同的發展路徑。

五

中衛人的命運是被突然改變的——土地改革開始了，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張之毅做定量分析依據貧富劃分的等級同樣適合成分劃分。列入甲種的馮永安一家被劃為地主，他家有20多畝農田、不足1畝的菜地。土地和房屋都被沒收，分給了貧下中農。全家20多口人被安置到一棟小樓和兩間蝸居里。房子住不下，年輕的帶著孩子出外討生活，只留下馮永安和那個穿細皮靴、戴呢禮帽的三兒子馮杰甫一家。

馮永安的小兒子馮德謙只身來到昆明。那年他16歲，遇到學校招生，幸運地考入了昆明財經學校。改革開放后，他以自己所學的專業挑起了重擔，先后擔任過公司財務科長、董事長和集團公司總會計師。

穿細皮靴、戴呢禮帽的馮杰甫，兒子馮穎、馮碩挑糞箕撿馬糞，一撿十年。那時糧食只夠吃半年，他們就去菜地買丟棄的菜葉來吃，又去晉寧買苞谷。馮碩學做木工，走村串寨上門做手藝。他把每天賺的錢上交生產隊換取工分。改革開放后，兄弟倆的命運發生了改變。他們入了黨，馮穎成了紅塔區政協委員，馮碩擔任中衛社區居委會主任。

馮穎的兒子便是中衛社區黨總支書記馮志堅。當他得知有一本寫中衛的書后，激動得聲調都變了。在書中，他看到了曾祖父和一家人當年生活的詳情。馮志堅把書放在床頭，時常翻讀，看一看失而復得的家史，對許多事情的看法就變得深刻了。他說，感受最深的是個人命運與時代的關系。

五老爺的命運與馮永安類似。他家80多畝農田、近3畝菜地被沒收了，一家人離開了巨宅。他的兒女投身時代洪流，大孫女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參加革命工作，后來成為北京解放軍某部高級工程師；二孫女到了西安工作；長孫馮福林在中衛種地和打工，他把蔬菜打包挑到公路邊向貨車司機兜售，最早開起了云塔公寓。

張忠漢的命運在土地改革時也迎來了轉機。他分到了3畝多地。喜從天降，他的人生第一次擁有了土地。張忠漢一半時間務農，一半時間做木工。人民公社成立后，他來到洛河參加大煉鋼鐵，制作風箱。中衛成立木工組，他帶著20多個徒弟制作獨輪車、風箱、木犁、摜盆。經濟困難時期，他靠一門手藝幫人翻修房屋、做門窗，加上養豬、自留地種菜，生活比許多人家過得好。

張忠漢的兒子張家禧沒有傳承他的手藝，也沒有上過學，從小放牛，少年時就參加生產隊的開荒種地、修溝打壩、挑石子修水庫。土地承包后，他跟著父親做點簡單的木工活，后來去蜂窩煤廠打工，只能干又苦又累收入不高的體力活。

20世紀70年代，張忠漢從山上采伐木材，自己挖屋基、做木工，建起了一棟二層小樓。張家禧拆了父親的舊屋建了新房。舊村改造時，他抽到了較好的位置，在家私廣場對面建起了一棟三層半的樓房。一樓開小賣部，一部分房屋出租，加上集體分紅，生活從此有了保障。

張之毅當年選擇的五戶人家，如今只有富裕程度的不同，沒有貧窮問題。

六

張之毅的調查報告，在深入玉村的一年后完成。四年后，費孝通把它編入《云南三村》一書，英文版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近半個世紀后，《云南三村》中文版出版。書出版時張之毅已經去世。20世紀90年代初，費孝通來到了云南，再訪祿村、易村和玉村。

易村那時仍未通公路，竹器、土紙被市場擠壓。它比其他鄉村落后了。祿村依托金山鎮的發展，大量勞力組成基建隊，積累資金后有了個體的小型加工廠。玉村則尋而不得，他已不記得“中衛”的村名了，只在玉溪郊區按自己記得的方向找一個鄉進行訪問。詢問老鄉，無人記得他們五十多年前來調查這件事了。而祿村和易村還能見到熟人、看到老房子，玉村連老房子也不見了，更沒有什么鄉土氣息。中衛村那時還沒有興建專業市場，更沒有進行大規模舊村改造，費孝通那時就在懷疑自己沒有找對地方。他囑托劉豪興教授再來中衛調查。

劉豪興來調查時，已經到了21世紀初。他的調查報告編入了《中衛社區志》。

《中衛社區志》的“大事記”從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開始記錄，那時的中衛是梁王重修駐兵屯田的中古城。神秘的古滇國在這片土地消失已久，其青銅器“牛虎銅案”雕塑在20世紀出土，白堊紀生物化石也在澄江的巖石中被發現……古老的土地有太多厚重的歷史未被記載，一個村莊的歷史卻獲得如此珍重的對待，這是中衛的幸運。

遺憾的是，這份調查報告沒有涉及建筑、習俗、文化藝術等方面。那時的中衛周圍，彝族花鼓舞、刺繡、吃花酒和民歌四腔興盛一時，如今消失之快，只能到非遺展示館去緬懷和想象了。感人至深的愛情傳說《朗娥與桑洛》也無人吟唱，正在從口口相傳中遠去。一顆印和土掌房，則只有靠保護才沒有絕跡……

靜謐的歲月籠罩著鄉村。但我感覺到了一種轟隆隆的聲響，像曾經的蒸汽火車敲擊大地，像大風吹動云團投影于山坡與河流。從新平的哀牢山、元江的干熱河谷到澄江的撫仙湖，走在玉溪的山山水水間，一個個村落早已被鋼筋水泥的樓房改變了面貌。修筑公路后，山坡上果樹結的水果、大棚里的鮮花奇跡一樣連通了海外……

城市的發展愈見迅猛。玉溪市規劃館幾幅長長的橫幅照片，是有心人在山上同一地點同一視角拍攝的城市全景圖，每五年一拍。第一幅照片中只有幾棟樓房，盆地都是大片農田和水塘；第二幅中，高樓明顯增多，田地變少了；第三幅中，高樓林立的新城出現，零星的農田點綴其間，有的變成了綠地，有的修成了公園。中衛村就是在這樣快速的城市擴張中卷入了市區，興建市場、舊村改造便發生在這些照片拍攝的時間里。我試圖在第一幅照片中找到從前的玉村。我長久地盯著一個地方，想象紛至沓來，如煙歲月無跡可尋，村莊位置也無法確定。

農民變市民，社員變股民，仿佛只在眨眼間。已經離世的費孝通、張之毅就像歷史人物，他們的背影變得有些模糊了。捧讀《云南三村》，它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幾代人的身姿，照見了時代的洪流，也照到了正在巨變中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