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在同齡和同代人中，是以身體康健、活力充沛著稱的。什么時候見他，都是黑發背頭，儀表堂堂，神采奕奕，笑聲朗朗。常愛與周明開玩笑的閻綱鄉黨曾以俏皮的口吻贊譽道：“我們活著，就是活著而已；而周明活著，是在活‘人類學的意義’。”所以，周明福壽綿長，長春不老，是眾人所望，也是理所應當。

2024年春節過后不久，周明來電話說，老朋友王蒙想吃陜西面食了，咱們一起陪陪。我們相約在北京一家陜西人開的飯館聚餐。見到周明，我大為驚異，雖然精神頭依然好，卻弓著腰直不起身子，身體大不如前，明顯不如與他同齡的王蒙。我還以開玩笑的口吻對他說：“你可得好好活著，不能讓我們的‘人類學樣本’的神話破滅。”孰料，天違人愿，事不由人，長春不老的周明還是被病魔擊倒，離開了他所熱愛的世界和熱愛他的我們。

回想起與周明的種種過往，因為過從甚密，事情繁多，很難梳理出一個簡要而清晰的頭緒來。思來想去，不斷閃現的形象和一再凸顯的印象，就是他那似火的熱情與不竭的活力，包括對待工作的滿腔熱忱、為人處世的熱心快腸。冰心在為周明散文集《泉水淙淙》所作的序言中，特別提到周明對于文學工作的“熱愛”，因為“熱愛”，“他情發于中，便忙里偷閑寫出了有關這些人物的散文”。我以為，冰心老人是了解周明的，她所抓取到的“熱愛”，正是周明為人和為文的一個關鍵立足點。因為熱愛，他掏心掏肺；因為熱愛，他無怨無悔。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了無盡的善事好事，都可以看作是根源于熱愛的無私奉獻。

一

周明在文壇有著熱情助人、樂善好施的好名聲。這與他爽快開朗的個性有關，更與他古道熱腸的心性有關。這也都可以尋索到“熱愛”這個源頭。他熱愛文學，熱愛生活，熱愛文友。因此，不講回報，盡情付出。他既能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也能做別人不愿做的事情。

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還是他經常張羅陜籍在京文人各種聚會所表現出來的特殊的熱情與特有的能耐。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陳忠實、路遙等人到京參會或辦事，大家想聚一聚時，都會先找周明——找到他，一切便自有著落，難題也迎刃而解。他總是找好地方，訂好餐館，再一一通知大家。其實，這既要對京城飯館的分布與特點了如指掌，又要不厭其煩地聯系每個人。記得1991年3月底，路遙來京參加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大家希望在京陜籍文人能有一個小聚會，分享《平凡的世界》獲獎的喜悅。還是周明出面，一個電話約定了前門附近的一個飯館，在京陜籍文人紛紛相約到場。吃著聊著，不斷有人加入進來，一桌變成了兩桌，兩桌兌成了大桌。雖然5000元獎金全都花光了，但路遙分外滿意。大家都十分歡樂，算是辦了一場氣氛特別的小型慶功宴。周明總是能把每次聚會安排得圓圓滿滿又熱熱鬧鬧，遂使這種不定期的聚會，成為大家所期待的常態性活動。

周明的超強能力和充沛活力，更體現于他在工作之余，把較多的時間與精力投入一些重要文學學會的發展與建設上。1984年成立的中國散文學會、1992年成立的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周明都參與創會并長期擔任常務副會長的重要角色。在他的積極參與下，這兩個學會經常舉辦作品研討會、創作采風活動，還分別創辦了影響甚大的“冰心散文獎”“徐遲報告文學獎”。這兩個學會的活動，我都參加過不少。印象較為深刻的，是中國散文學會舉辦的一次新春聯歡會。那個活動是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多功能廳舉辦的。我到得早了一些，在跟周明寒暄時，不斷有手持各種樂器的年輕藝人進來跟他打招呼。來人絡繹不絕，氣氛格外熱鬧。一場充滿歡歌笑語的聯歡會，幾乎就是周明憑借一己之力張羅起來的。他把熱情化為了歡樂，又把歡樂傳導給大家。這讓身臨其境的我，不能不為他超好的人緣和超強的能耐紉佩。

二

周明在工作上的全情投入和傾力付出，更是眾所周知的。他在不同崗位上的工作狀況，我大概都見識過。他在《人民文學》擔任副主編和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擔任副館長時，我都與他打過許多交道，留下的印象也都相當深刻。

周明曾在《文壇記憶》的后記里說：“我沒有料到，今生做編輯工作竟至三十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學》。《人民文學》所經歷的風風雨雨，也正是我走過的道路。”三十多年的編輯生涯，周明的編輯成果難以盡述，但有幾件事頗具文學史意義，必須予以重點提及。

其一，1961年1月，周明去山西沁水看望趙樹理，交談中提出約稿要求，希望趙樹理寫出能給困難時期的人們以希望的新作。一個月過后，趙樹理以他所了解的忠厚老農為原型，寫出了紀實作品《實干家潘永福》，發表于《人民文學》1961年4月號。

其二，1977年11月，為了迎接即將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人民文學》擬邀請徐遲采寫青年數學家陳景潤。周明代表編輯部約請徐遲來京，并精心安排采訪，促成了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的誕生，發表于《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

其三，1978年間，周明從趙丹處得知黃宗英寫就懷念上官云珠的散文《星》，便找黃宗英要來稿子，經過修改之后正式發表。此后，周明又安排、陪同黃宗英去秦嶺和西藏實地采訪，促成了報告文學《大雁情》和《小木屋》兩部報告文學的接踵面世和先后獲獎。

總能約到名家力作，與其說好運使然，不如說是周明深耕細作的編輯功夫的自然回報。大約是在1987年初，劉心武出任《人民文學》主編，周明以常務副主編與劉心武搭檔。我有天因事找周明。他說白天太忙，晚上好一些，約我晚上去編輯部找他。我在晚上9點多到達位于東四八條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只見他忙成一團，一會兒與編輯部的同志商量稿子，一會兒與搞發行的同志商量刊物發行，好像這個世界上除了《人民文學》，別的一概都不存在似的。我當時就很是感慨，怪不得《人民文學》一直保持著較高的水準，有周明這樣的干將、這樣的干法，刊物能辦不好嗎？

20世紀90年代初，周明被好友舒乙動員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當時，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在進行新館建設，周明不僅擔任著副館長，而且還承擔著建設工程副總指揮的重任。有次我有事找他，他正在文學館新館的建設工地上。他領著我巡看正在裝飾的館舍。講到文學館的建設，哪些是對中國傳統建筑的傳承，哪些是對現代設計理念的體現，哪些是出自舒乙創意構成的亮點，尤其說到館舍的門把手巧妙使用巴金的手印、館徽設計中的紅底白字的逗號等時，他眉飛色舞，手舞足蹈。那種沉浸其中的得意之情，那種“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意識，讓人為之感動。

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建成之后，周明把工作重心轉向了為文學館征集文學文物的各種藏品，并利用自己廣泛的人脈，促成了一些文學大家的著作與藏書、手稿與資料等重要藏品的捐獻與饋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周明在與臺灣作家柏楊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深得柏楊、張香華夫婦的信任，促成了柏楊將包括著作、手稿、文獻、文物在內的56箱近萬件“文化資產”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無論是在哪個工作崗位，周明都是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精一行。他有著發自內心的“熱愛”之情，專心致志的工作能力，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在當代中國文壇，周明堪稱愛業、敬業、勤業、精業的典范。

三

在周明所從事的文學工作中，另一個投入較多、收獲甚豐的領域，是報告文學和散文的寫作，以及在這兩個方面的作品編選。他不僅有相當可觀的成果數量，還有普遍較高的成果質量，有些成果甚至在行業范圍里帶有引領性和標志性。

在報告文學方面，人們所熟知的是他曾編發過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其實早在1965年，他就開始了報告文學寫作，寫出了報告文學《礦山燈火》；1984年又寫出了《支柱》、《榜樣》（合作）等作品。而他對徐遲、黃宗英寫作報告文學過程的回憶，也都可以看作是關于報告文學的報告文學。

他在不同時期主編或編選的報告文學作品集，分量較重、影響也較大的，就有《社會問題報告文學集》《中國新時期報告文學百家》《歷史在這里沉思》等。他在2017年獲得“中國報告文學事業終身貢獻獎”，當是實至名歸。

在散文寫作方面，周明在不同時期的成果十分豐沛，分量與影響一點都不遜色于他在報告文學方面的成就。我認真閱讀過他的《文壇記憶》（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寫意鳳凰》（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受益良多。這兩部散文隨筆集，內蘊之豐盈，分量之厚重，都超出了我的預想，也充分彰顯了周明散文寫作的個人特色和特有價值。擇其要而言之，這些作品的特色與價值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記述與文壇大家的交往故事，以精彩的細節和難忘的鏡頭，回放了一幀幀令人難忘的場景，描繪了他們各具個性的精神風采和令人難忘的光彩形象。《人民文學》資深編輯的特殊身份、長于交往的性格，使得周明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與茅盾、巴金、冰心、趙樹理、張光年、李季、柳青等當代文壇大家有較多的接觸與來往。他在散文作品中，忠實地還原了歷史場景，生動地再現了當時的情景。如《茅盾與〈人民文學〉》等文章，記述了《人民文學》復刊之后，他去給茅盾呈送新出的刊物時，茅盾談起毛澤東主席當年為《人民文學》創刊題詞的情形。他還在茅盾家里看到茅盾珍藏的毛澤東主席寫給茅盾的親筆信。在記述文壇名家的散文里，他寫得最多的是冰心。文章以豐富而生動的細節，傳揚出冰心不老的童心和內在的幽默。比如他與冰心交談時說跟過去相比，冰心現在的文章有鋒芒了。冰心隨即回應說：“姜，自然是老的辣嘛！”在《冰心的晚年世界》中，他講到冰心與許多文壇巨匠的關系，他們之間既相互惦記，也彼此調侃，友情深摯又充滿情趣。

第二，憶述一些重要會議與事件的始末，為當代文學留存珍貴的歷史記錄。周明的散文在記人述事中，涉及一些重要活動與事件時，因為敘述真切、記錄詳盡，或為已見諸報道的會議添加了諸多花絮，或對人們尚不了解的事件從當事人的角度提供了可靠的資訊。如《張光年與〈人民文學〉》一文，詳細記述了“文革”結束后不久，由《人民文學》主持召開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的情形。由于要邀請與會的人士比較多，《人民文學》的青年編輯分頭行動，走街串巷，邀請到了100多人與會。文中不厭其詳地列出了近80人的參與者名單，并簡述了茅盾、草明、李季、黃鎮等人的發言要點。這次座談會意味著“文革”之后文藝界骨干力量的重整旗鼓，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性意義。也是在這篇文章中，周明特別談到在劉心武的《班主任》、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等重要作品的發表過程中，張光年的決斷立行與大膽拍板。此事正如周明所看到的那樣：“它的現實性與深遠意義絕不僅僅局限于是兩篇作品的問題。”在《人有盡時曲未終》一文里，作者憶述了李季“文革”期間受命復刊《人民文學》，但阻礙重重，一直未果。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后，詩人“全身心撲到了文學事業上”，“每天都要靠服大量藥品支撐體力”，直到逝世之時，書桌上僅留著一份“還散發著墨香的遺稿《三邊在哪里》”。在《巴金的夢》等文章中，作者則較為詳盡地記述了巴金對于建設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貢獻。巴金一直關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設，并以提供開辦基金、轉贈稿費、捐贈所有藏書等實際行動，力促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設與發展。作者由衷地感慨道：“巴金與文學館，文學館與巴金，息息相關，密不可分。”這些真切的記述與真誠的感慨，讓人們更清楚地了解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設始末，也更深刻地領略到巴金為中國文學事業傾其心力的巨大貢獻與精神風采。

第三，經由與一些作家友人的頻繁交往與密切互動，呈現了一個文學擺渡人不竭的熱情。周明與作家交往甚廣，交誼甚深，既有出自編輯身份的使命，更有來自誠摯文友的情懷。《難忘徐遲》等文章，詳述了徐遲到中國科學院采訪陳景潤時并不順遂，周明幫著疏通關系，陪見有關人員，使徐遲的采訪得以順利進行，最終完成《哥德巴赫猜想》寫作的過往。徐遲曾在他的報告文學集的后記里說：“寫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這時我似乎已從長久以來的冬蟄中蘇醒過來。”而周明在促成作家“蘇醒”的過程中，顯然功不可沒。在《宗英卓瑪》等文章中，周明記述了他約到黃宗英的散文《星》之后，得到黃宗英的極大信任，經常無話不談的過往。黃宗英在全國科學大會之后，要去陜南山區采寫秦官屬時，他幫著作了安排和協助；黃宗英在去西藏采風期間了解到徐鳳翔建立考察站的事情，執意要去找徐鳳翔和她的“小木屋”，所有的人都為黃宗英擔憂時，同行的周明卻理解她、支持她，成為黃宗英與家人聯系的橋梁。兩次重要的實地采訪，使黃宗英完成了《大雁情》和《小木屋》的寫作，這兩篇報告文學后來成為影響甚大的名作。周明曾以“不落征帆”來稱譽黃宗英，而他自己則是鼓動這個“征帆”高高揚起的最大動力。這些遠遠超出了一個編輯身份的鼎力相助，把周明作為文學擺渡人的獨有特點與非凡能耐體現得盡致入微，又透徹無遺。

去年9月20日去八寶山公墓參加周明的遺體告別儀式時，我內心里一直翻江倒海，腦子里不斷回放的畫面，都是周明親切的話語和燦爛的笑臉。在梳理有關周明的種種印象時，一個對聯式的評語越來越凸顯出來，“為人有大愛，為文有大功”，橫批是“愛的奉獻”。這應該是周明一生最為恰切的寫照。因此，周明還在，周明活著，他活在他寫作的作品里，活在他創造的業績里，也活在我們的記憶中，活在我們的思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