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媛媛（蒙古族）

嘉 賓：周瓚 于昊燕 李娜（回族）

主持人：本期云客廳我們有幸邀請到三位專注于女性詩歌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學者，和我們一起聊聊女詩人詩歌小輯里的作品。請問三位老師，小輯中的哪些少數民族女詩人，早已進入了您的研究視野？

周瓚：身為閱讀口味駁雜的讀者和當代詩歌的觀察者，我一直比較關注少數民族女詩人的創作。創作者的身份、成長背景與知識來源，共同決定了彼此不同的風格面貌和美學理想，故在讀到令人訝異的意象、構思奇巧與聲音獨特的詩歌時，我會下意識地留意作者的身份，包括民族、性別，以及教育背景和成長履歷等。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女性詩歌”思潮中，鮮有活躍的少數民族女詩人，然而，無論是朦朧詩時期，還是后來的女性詩歌熱潮，它們對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活躍的青年詩人的影響，都是深刻而持久的。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互聯網的普及，詩人們通過網絡平臺交流寫作，詩歌寫作者激增，詩歌群落涌現，隨之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詩歌現象。回看這一時期當代新詩的進程，有一個可能不被注意的現象是，少數民族詩人的身份意識在增強。我的閱讀印象中，馬雁的寫作就經歷了這個過程，汶川地震發生之后，她赴災區參加救援行動。面對巨大的自然災害造成的生命逝傷，觸動了她內心深處強烈的悲憫情懷，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時刻激發了詩人的民族尋根意識。馬雁和馬蘭是我在生活中接觸過、對她們的寫作了解比較多的少數民族女詩人，我觀察過她們詩歌的風格流變，也注意到她們詩歌中一些陌異的特點。如果說在馬雁和馬蘭的寫作中，民族意識和女性意識有一個逐步自覺的過程，那么，更年輕的一代女詩人，可能從開始寫作時就有了明確的身份意識，像馮娜、李娜、畢如意等。另外，通過閱讀當代少數民族詩歌選本和專輯，我也對其中一些女詩人印象深刻，比如娜夜、巴莫曲布嫫、蔡曉齡、葛根圖婭、冉冉、娜仁琪琪格、黃芳等。應該感謝對少數民族女詩人的寫作傾注了熱情的編輯和詩人們，正是通過有限的少數民族詩歌選本，才讓我得以了解這些少數民族女詩人。

于昊燕：我也持續關注少數民族女詩人的創作，包括古代少數民族女詩人與當代少數民族女詩人。在持續的研究中，我對55個少數民族中的女詩人進行過譜系梳理，作為文學研究的素材。在此詩歌小輯中，我之前關注過冉冉、魯娟、馮娜、邰婉婷、蔡曉齡、崖麗娟、高瓊仙、馬瑗苑、戴琳、童七等。

李娜：我之前對少數民族女詩人的創作關注確實比較少，印象最深、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回族女詩人馬雁，但她的創作恰恰打破了外界對少數民族女詩人的常見想象。比如，在《痛苦不會摧毀痛苦的可能性》中，她將經典意象、痛苦觀與兩世哲學，重構為個人化的超驗隱喻與循環敘事。可以說，馬雁并不回避她的少數民族身份，而是選擇了一條更隱蔽，也更深入的精神內化之路，將其升華為一種普遍的精神語法，去探討神圣與世俗的邊界、個體在永恒循環中的定位等問題。

主持人：少數民族女詩人的創作中，“民族身份”與“女性身份”常常交織。您覺得本輯作品在處理這種雙重身份時，呈現了哪些不同的書寫路徑？

周瓚：“民族身份”與“女性身份”既是身份的現實，也是文化的呈現，對于寫作者來說，身份標簽聯系著詩歌的運思和文學的目標等，雖然它們會受作者的閱歷、生活年代與空間等因素的影響，但只要作者有自覺意識，從詞語的選擇、修辭的運用和主題的呈現上，“民族”與“女性”這兩個身份要素都會在詩歌中體現出來。

總體來看，選入本輯的女詩人在處理“民族身份”與“女性身份”時，大約有兩條路徑。首先，直接將民族身份融入女性身份，書寫個人與家族的生命史，從她們的詩中，我們能讀到民族文化因子的傳承與生長，如邰婉婷、高瓊仙和郭卡娃，她們或直接書寫民族聚居地的風景，將女性經驗注入其中，或聚焦于家族史中女性之間的紐帶，暗示民族與母親之間的緊密關聯，或通過描述當代生活中的個人命運，彰顯民族記憶烙印在個人生命中的痕跡。比如，高瓊仙將家族中女性譜系同民族、國家命運結合起來，寫出了女性通過哺育下一代維系的民族文化血脈。郭卡娃將本民族女性拉姆比作土地的畫師，她在田野耕種，鋤頭劃出的線條“無人解讀”，直到“四月的雨”的加入，她生動的藝術之作才得以呈現（《土地的畫師》）。女性、民族、土地、自然、藝術等，統一在這首清新簡練的短詩中。

其次，是那些更具個體性的詩歌書寫，詩歌面貌和選詞修辭等方面，并沒有鮮明的民族與性別特征，或許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詩人的自覺選擇，如一種超越性的話語所說，而應該根據具體的詩人（包括年齡、經歷和寫作的整體傾向）寫作立場和歷程綜合判斷。從某種意義上講，或許選入本輯的一些詩人的寫作透露了一種現象，年輕一代少數民族出身的詩人仍然處于探索性別與民族身份表達的過程中。

于昊燕：少數民族女詩人的創作中，“民族身份”與“女性身份”往往成為顯性標簽，既是作者創作的重要元素，也是讀者接受中主動尋求的錨點。本輯作品中，處理這雙重身份，有如下書寫路徑：

第一，民族與女性的書寫一體化，民族身份承載集體記憶，女性身份凸顯個體生命溫度；第二，女性身份在民族符號中的重構，在傳統符號中用現代性書寫完成身份的解構與重建；第三，女性經驗敘事的民族身份定位，使民族性在私人日常記憶中自然浮現，以“小敘事”承載當代的多元化經驗。用女性身份完成跨民族對話中的身份定位與聯結。這些創作路徑表明，少數民族女詩人的身份書寫，不是簡單的雙重標簽可以概括，女詩人們正通過詩性語言將特定歷史、地域文化與生存經驗轉化為具有普遍穿透力的美學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僅用這兩種身份維度來解讀少數民族女詩人的創作，往往會陷入強制闡釋的陷阱，所以，兩種身份維度，是創作的底色，也是閱讀的背景，而非單一的目的。

李娜：在本輯收錄的作品中，“民族身份”與“女性身份”兩種身份并非簡單疊加，而是以不同方式被呈現，大體可以看到三種較為典型的書寫路徑：第一種是民族意象與女性經驗的融合，詩人常以本民族特有的自然物象為載體，承載女性個體或集體的生命體驗，比如邰婉婷的《額濟納斷想》、古麗斯木汗·吾斯曼的《往城市那邊》，在這些詩中，民族符號成為情感與記憶的容器。第二種是以母系傳承族群記憶，一些詩歌通過代際敘事，將女性生育、養育、勞作的身體經驗與民族遷徙、文化延續的歷史軌跡相呼應，比如沈春桃《花瑤的孩子》等。第三種是民族神話與女性稟賦互文，將民族神話中的巫者、自然靈性與女性創造力相聯結，賦予寫作本身以儀式的、通靈的民族氣質，比如陳從蓉《疊石，何止生花》、那薩《紅月亮》等。

主持人：通讀本輯作品后，哪一首或哪幾首詩讓您印象最為深刻？能否結合文本細節，談談其打動您的原因。

周瓚：本輯的選編水準很高，其中有很多好詩，我能挑選出來談的肯定不可能只是一首或幾首。篇幅所限，我只選兩首。

通讀本輯時，邰婉婷的兩首短詩讓我耳目一新。《倒扣的船》只有寥寥兩句四行，卻以粗重的色塊與筆觸，勾勒出一幅令人難忘的、色彩濃郁的油畫。詩的第一句“當河水從世間蒸發，河套被蒲草占領/船在草木中倒扣，安息。”即描述了一片荒灘，它形成于水源的消失，河死船亡，一片荒蕪，但即便在安息的蕭瑟中，也暗藏著危險：“它的鐵銹已滲入泥土，/它的周邊埋伏著暗紅色的蒺藜。”“暗紅色的蒺藜”仿佛是死去的船（用鐵銹）滋養生長的暗器，潛伏著護衛這條船。另一首《河流》也只兩句話共七行，卻通過擬人的修辭獲得幾層意涵，詩的第一句：“我能看見的河流都很細瘦，/甚至腰部還長滿/悲傷的眼睛。”將日益干涸的河流比作人的身體，她的腰部長滿悲傷的眼睛，可能是指河灘上殘留的水洼。這一傳神的想象賦予了河流如同人類一樣的生命，河流的消瘦也仿佛人的衰老，“但它們已然不會哭泣，/偶爾，在我魚尾紋中/還能發現一兩首/關于它們的詩。”于是，河流的水洼之眼雖“不會哭泣”，但詩人卻從自己眼邊的魚尾紋中，找到了關于它們的詩。從“河流”到“身體”到“詩”，暗示了詩人對自然環境的擔憂與對生命流逝的豁達。

主持人：詩歌語言是民族文化與個人表達的雙重載體。本輯中不同民族女詩人的語言風格存在明顯差異，您認為這種差異背后，是否與少數民族語言習慣、審美傳統相關？

周瓚：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詩歌語言是詩人風格創造性的體現，源自詩人個體獨異的聲音和想象力特征，以及成長過程中所吸納的文化傳統和文學技巧。本輯里選取的作品都是用現代漢語寫成的詩歌，換言之，聚集在這里的少數民族女詩人，在寫作中不僅攜帶了自身民族的言語習慣和審美傳統，也汲取了漢語詩歌的傳統元素。這增加了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個問題的復雜性，由于同樣采用漢語寫作的詩人們來自不同的民族，要籠統地闡明造成個體詩人之間風格差異的緣由是很困難的。

不過，我在讀到一些詩人時的印象，或許可以回答這個提問。比如我會在藏族和維吾爾族等詩人的詩句中讀到一種音樂感、靈動性，這種第一印象讓我覺察到詩人的語言風格可能與本民族文化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歌舞傳統密切相關；此外，生活于高原、草原、森林的各民族，也為他們的詩人提供了有別于生長在現代都市的詩人的胸襟與視野，這些也鑄造了詩歌語言風格的豪邁與坦率，而這在某種意義上突破了我們在漢語詩歌傳統中通常賦予女詩人的陰柔風格的限制。我相信，即便本輯的女詩人中有些已不諳少數民族語言，只用漢語寫作和表達，但她所出身的民族的語言習慣和審美傾向，都會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保留于基因之中。

于昊燕：詩歌語言是民族文化與個人體驗表達的載體。本輯中各民族女詩人呈現的語言風格差異，既反映了詩歌是個性的表達，也反映了民族語言特質、文化審美傳統與個體生命經驗之間的多重對話。這些差異與民族語言習慣、審美傳統相關，但不僅僅與之相關，也與作者的成長經歷、文化背景、個性特征相關。

僅就少數民族詩人表達語言習慣、審美傳統來看：第一，語法結構是思維習慣的一種表現形式，影響到語序和韻律等；第二，文學審美受到傳統文化中的意象類型、情感表達方式、價值準則等影響；第三，差異性與融合性構成特殊張力，如今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封閉存在，萬物有靈、口頭傳統、邊緣境遇、現代文明、身體經驗、民族記憶的交往交流交融，解構了單一的民族身份認知，促動語言的豐富與新的活力，拓展新的思維空間。

李娜：不同民族女詩人的語言風格差異，確實反映了其民族語言習慣與審美傳統的隱形滲透，并映射于詩歌的意象體系與情感表達之中。比如，我們常能觀察到：彝族詩歌傾向于通過紋路、色彩等視覺符號構建象征體系；藏族詩歌則往往融入佛教哲學中的宇宙意識與時空觀；苗族詩歌擅長調動巫儺儀式特有的戲劇張力；而維吾爾族詩歌又常將民間敘事的智慧與日常哲思相融合。盡管這些作品都以漢語寫成，但詩人們仍通過獨特的句法結構、韻律節奏乃至創造性的詞匯，巧妙地將少數民族語言的思維融入漢語文本之中。

主持人：您認為當代少數民族女性詩歌創作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本輯作品是否對這些挑戰作出了回應？若有，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周瓚：“少數民族”和“女性詩人”，這兩個身份標志既給寫作的她們帶來獨特的經驗與想象的呈現，但同樣也使她們面臨挑戰：如何突破雙重身份標志帶來的壓力？人類寫作所依托的表達需求源于更深切的認識自我的驅動力，一方面，對于少數民族女詩人來說，民族出身和生而為女，是需要通過寫作建立起堅實的認知與詩性感覺的；另一方面，置身社會、歷史和文化語境的邊緣，以及可能并不令人樂觀的文學接受處境里，身份標志也可能被標簽化，進而束縛詩人的想象力，對個體富于創造性的寫作實踐形成反向挫動。所幸的是，本輯收錄的詩作中，女詩人們大多以其坦率和從容的寫作作出了回應。

由民族與性別構成的個體身份影響著少數民族女詩人有關詩人自我的塑造，那些對主體性始終保持敞開理解的詩人，獲得了兼具女性與民族意識的詩性聲音。在冉冉、周幼安、魯娟、馮娜、馬瑗苑等詩人那里，人與自然相互敞開，女性與民族身世如一，脆弱但從容的個體生命不懼于融入更大的集體懷抱，尋求更富生機的庇護。在魯娟的《母親》一詩中，身份是流動的，七歲的女孩通過探索貝殼上的紋路發現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因而“萬事萬物在她那里契合”，“她成了它們新的母親”。冉冉詩中半睡半醒的榕樹也仿佛是這樣一位母親，因為各種各樣的鳥巢在她那里落腳安住（《拂曉》）。如果我們把這種對主體性持敞開理解的詩人視為體驗型詩人，那么，另一類詩人則擅長在詩歌中沉思生命個體與身份之間的差異與共性，代表者如那薩、崖麗娟、吳群芝、野蘇子、蘇笑嫣等。在詩人那薩看來，雖然“生命那么舊”，但我們每個人都要重新體驗一遍生命的過程，于是，“我們都是空間的新人”“每條道路，折疊于新的方向”“拂去舊灰，新火沿著天空的階梯/一直燃到看得見勇識的地方”（《在蘇爾吉》）。對于新的生命而言，性別與民族身份需要“新火”的照耀，去往共同的“看得見勇識的地方”。崖麗娟的《詩人，將燈盞點亮》以不朽的點燈者詩人的形象，觀照衰老與才思枯竭的詩人自我，在沉思中拾起信念，坦然接受生命賦予自己的所有。對生命的沉思，也讓吳群芝體認到時間之中的虛無和實存的相對性：“我的一生，也是隱秘的/是一面湖水上的太陽在深入記憶”（《與生命同在的書寫》）。

對女詩人回應挑戰這個問題的回答與剛剛所討論的少數民族女詩人處理雙重身份的路徑有相重合之處，特別是其中詩人直面女性與少數民族身份，如同法國學者埃萊娜·西蘇所說的，從“無意識場景”轉向深入“歷史場景”的寫作，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回應挑戰之路。如上文提及的高瓊仙，在《石頭房》一詩中，詩人突破既有的男性主導的歷史敘事，而試圖從歷史遺跡的石頭房中尋找女性的蹤跡，“可我總覺得，這座石頭房一定/存在過女性的痕跡，就好像/上輩子我是背鹽的女人/獨龍族或是怒族，又或是傈僳族”。通過女性獨有的想象、感知與書寫，歷史中被遮蔽與遺忘的女性形象得到復現。

于昊燕：當代少數民族女性詩歌創作目前面臨如下挑戰：首先是外部關注與研究層面的忽視。迄今為止，少數民族女性詩歌的系統性、在場性研究不足；母語創作與漢語譯介研究薄弱，能見度與學術支撐不足。其次是內部創作與身份層面的錯位。在全球化、城鎮化進程中，少數民族面臨民族文化傳統流失的焦慮，在民族身份、女性身份與詩人身份的多重認同中出現失衡。另外，流量時代，少數民族詩歌作品傳播渠道相對狹窄，這也是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本輯作品對上述挑戰，呈現出兩方面的回應與嘗試。第一，超越“雙重身份”的標簽化，實現個人與時代的交融。一些詩人不再局限于單純地書寫民族風情或女性私語，而是將個人經驗與更廣闊的時代、土地和共同體敘事相融合。第二，創新詩歌方法，面對語言與文化的焦慮，詩人們在語言本體上積極探索，用及物語言進行日常主義寫作，在凡俗細節中展現力量，在這一小輯中，馮娜的《南方集市》尤為精巧。

總的來說，當代少數民族女性詩歌面臨的核心挑戰，在于如何在書寫中承載深厚文化特質與獨特生命體驗的聲音。本輯中的優秀作品，正在通過身份敘事的深化與融合、語言風格的本體性探索等路徑，積極地回應著這些挑戰。

主持人：對于本輯收錄的年輕少數民族女詩人，您有哪些創作上的建議或期許？

周瓚：這個問題我很不擅長回答。本輯收錄的年輕少數民族女詩人中，有幾位的詩已寫得相當不錯。而對于仍然在探索之中的年輕寫作者，我祝愿她們通過廣泛的閱讀與勤奮的寫作，錘煉詩歌技藝，盡快找到自己的聲音，寫出海倫·文德勒在討論青年詩人成長時所期許與發現的，第一首“完美之詩”（《詩人的成年》），并走向成熟。

于昊燕：第一，與更廣闊的世界對話。在人工智能、生態危機、數字游民交織的現代語境中，擁抱復雜多變的“不純粹”，不必追求純粹的“民族表達”，而是珍視“混血”視角帶來的多重焦距，獲得獨特的感受與內涵。

第二，確立創作的主體性。對待民族傳統文化，既有發掘歷史繼承歷史的耐心，也有創造性叛逆的勇氣，在多重邊界的交匯處，認可、包容、浸潤，而非淺層標簽化，形成獨立的思維與感知方式，落足于獨特的表達。

第三，探索書寫的可能。少數民族文化是一種藝術、信仰、儀式、技能、倫理的文化融合體，難以用現代學科清晰分類切割，提供了一種對抗碎片化的整體性的基于象征、類比、互滲、實踐效驗的復雜認知體系，服務于維系個體、社群與超自然世界及自然環境的整體性平衡。這種活態智慧文化體系會成為詩歌創作的獨特的源頭活水。

本期嘉賓：

周瓚，詩人、批評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詩集《松開》《哪吒的另一重生活》，論著《透過詩歌寫作的潛望鏡》《掙脫沉默之后》；譯有《吃火》《詩人的成年》等。

于昊燕，中國作協會員，文學博士，教授。出版學術專著三部，在《文藝研究》《當代文壇》等發表論文、評論，小說見于《收獲》《作家》等，曾獲云南文學藝術獎·小說獎等。

李娜，回族，1996年出生于甘肅天水，清華大學文學博士，現居北京。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新詩評論》《上海文化》等發表論文，詩作見于《詩歌月刊》《詩林》《上海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