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8日，我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習近平主席親自為我頒發了獎章和證書。這份榮譽和褒獎，不屬于我個人，它歸功于黨和國家對科技人員的熱忱關心，歸功于社會各界對科技創新的充分尊重。回顧走過的人生道路，我始終認為，一個人只有把個人的理想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起來，才能有所成就、實現人生價值，才能收獲成功的事業和幸福的人生。

1937年，我出生在江蘇昆山的一個普通家庭。大哥、大姐學名分別叫世雄、世英，都是希望成為優秀人才的含義。到我5歲上學時，父親肺結核病重，無暇給我取學名，小名“七虎”便沿用一生。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鐵蹄下度過的。聽我姐講，1937年淞滬會戰后，日本兵入侵西進。父親原在昆山老家區公署任職員，為避兵鋒，舉家逃難到上海法租界姑父家，我就出生在逃難的小船上。出生的時候，父親怕啼哭聲引來日本兵，讓我母親死死捂住我的口，差點把我給捂死。

我7歲時，父親因肺結核病重返回昆山老家，臨終前把我叫到床前，留下一句“長大后要干一番事業”的遺言。長大后我才得知，我家的堂號為“敏慎堂”，有“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的錢氏家訓。

我讀小學四年級時，考了全班第一名，受到親友們的贊揚，也給了我好好學習的動力。為了有更好的學習環境，母親把我送到上海上學，住在姑父家。那時候，我哥哥也在上海讀中學，新中國成立前他參加地下學生運動，帶回地下學聯刊物《文萃》給我看，使我知道了沈崇事件和臧大咬子事件，知道了“反饑餓、反內戰”。

在我的記憶中，上世紀50年代初的中國充滿革命和建設的激情。在上海中學，黨團活躍，政治思想教育深入。印象特別深的是，李白烈士（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主人公李俠的原型）夫人裘慧英女士在我們中學所作的回憶烈士生平事跡的報告，以及蘇聯女英雄卓婭和其弟弟舒拉的母親所作的兩個英雄事跡的報告。這些為國為民獻身的英雄烈士榜樣的教育，打下了我人生觀的基礎。那時候，我還閱讀了《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把一切獻給黨》等大量的革命讀物。特別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的一段名言：“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都已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這些感人至深的語言，今天讀起來仍然讓我渾身充滿了力量。

1954年，我高中畢業時，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擇，一開始校團委書記找我談話，通知學校要選送我到蘇聯留學。可不久，校團委書記又找我談話，說新成立不久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要在中學招收優秀畢業生，組織上要保送我到哈軍工學習，因為我國急需培養軍事工程人才。

進入哈軍工后，要填報志愿。因工程兵工程系跟黃土、鐵鏟打交道，當時報考這個系的人并不多。為了響應黨和國家大局的需要，我是班長，帶頭選擇了工程兵工程系，從那時起就與防護工程結了緣。

哈爾濱松花江畔很漂亮，特別是冬天的雪景很美。但我一次都沒去看過，幾乎把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學習中。因為表現積極，我在本科一年級18歲那年被發展為中共黨員。本科五年，我年年被評為優秀學員和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也成了全年級唯一的全優畢業生。

大學畢業后，我被組織選派到莫斯科古比雪夫軍事工程學院繼續深造。出國留學前，老紅軍、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對我講，我們中國還有農民吃不飽，你們一個留學生要多少金條給你們？我深知，我的成長全靠黨和國家的培養，沒有黨我不可能留學深造。四年留學，除了莫斯科哪兒都沒有去，津貼有剩余也全用來買專業書籍！最終獲得了工學副博士學位。

在蘇聯留學中期，老紅軍、哈軍工工程兵工程系原主任唐凱給我介紹了對象。我回國時，我的對象也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作，我則被分配在了北京工程兵科研設計院。但是，等我休假回京后，工程兵干部部又找我談話，說原哈軍工分院建院，以工程兵工程系為基礎在西安成立了工程兵工程學院，新建學院急需人才，希望我到西安工作。

如果去西安，我就面臨剛結婚就要兩地分居的窘境。當時我們婚姻介紹人唐凱已調任工程兵副司令，找他幫忙爭取留在北京還是可能的，但我和我愛人都沒有這樣想這樣做，因為我們深知自己是黨員，必須聽黨話、跟黨走，堅決服從國家安排。于是我二話不說，馬上去西安報到。一個多月后，利用在北京參加國家防護工程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機會匆匆完成了婚禮。從那時起，我和愛人兩地分居16年。

作為一名軍隊科技工作者，向戰為戰、強軍報國是我義不容辭的使命和責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面臨嚴峻的核威脅。我軍的戰略方針是積極防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們二次反擊就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戰略武器裝備，靠什么？靠防護工程。從那時起，為祖國鑄就堅不可摧的“地下鋼鐵長城”，就成了我畢生的追求。

我奉命進行某飛機洞庫門設計。為了獲得準確的實驗數據，我趕赴核爆試驗現場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和收集數據。在現場發現，雖然核爆后的飛機洞庫鋼結構防護門沒有被炸毀，飛機也沒有受損，但是防護門出現嚴重變形，致使無法開啟。門打不開，飛機出不來，就無法反擊敵人。原因是飛機洞庫門設計采用簡單的手算方式，計算精度差。為了提高計算精度，我率先學習引入世界上剛興起的有限元計算理論，學習計算機編程語言，在大型電子計算機上進行分析和計算，設計出了當時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核爆炸沖擊波的機庫大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軍事強國開始研制鉆地炸彈、鉆地核彈，大幅提高的鉆地深度和破壞威力，對防護工程提出了嚴峻挑戰！為此，我帶領團隊刻苦鉆研和攻關，提出了建設深地下超高抗力防護工程的總體構想，并攻克一系列關鍵技術難題，為抗鉆地常規武器和鉆地核武器防護工程的選址、安全埋深、指標體系的建立和抗爆結構的設計提供理論依據，實現了防護工程的跨越式發展。

世間萬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如果說進攻性導彈、炮彈是軍事斗爭中銳利的“矛”，那么防護工程則是一面堅固的“盾”。“矛”與“盾”總是在攻防對抗的進程中不斷碰撞出新的“火花”。我和團隊時刻跟蹤新型進攻武器的發展，只要是進攻性武器這個“矛”發展一步，就琢磨和研究讓我們的“盾”如何更堅固一層。從核空爆到核觸地爆再到核鉆地爆，從普通爆炸彈到鉆地彈，經過長達幾十年的研究，我們攻克了一個個難關、突破了一系列技術難題，為我國戰略工程裝上了“金鐘罩”。

大國間的競爭，不僅體現在軍事實力上，更體現在綜合國力上。作為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既要關注如何增強國防實力、維護國家安全，也要關心如何提升綜合國力、謀求人民幸福。1992年初，珠海特區建設機場，要炸平一座山，爆破總量1085萬立方米，要求一次性爆破成功，一半的土石方定向落入大海，而且要確保鄰近1000米內的兩處村莊安全。我帶領團隊六下珠海，與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和施工環節，當年12月成功實施爆破，創造了世界爆破史上的新紀錄。

這些年，我還在長江隧道、南水北調工程、西氣東輸工程、港珠澳大橋海底隧道、深中通道、能源地下儲備、核廢物深地質處置等方面，貢獻了我的學識和才智。在我心中，這都是一名共產黨員的使命所系，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幸福所在。

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后，黨和國家給了800萬元獎金，我全部捐出，主要資助我國西部地區的貧困學生。后來，江蘇省又配套獎勵800萬元，我捐出100萬設立了“錢七虎獎學金”用于獎勵年輕科研人員，拿出50萬捐給了我的母校——上海中學，剩余650萬全部捐給了武漢，用于抗擊新冠疫情。

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他們把生命都獻給了黨和國家，我還有什么不能貢獻的呢？人生的價值在于奉獻，能盡一份力量，跟黨走為黨分憂、為民解難，是一件有意義而又幸福的事。

奉獻給國家和人民，當然也包括周圍困難需要幫助的人，所以我早在家鄉設立了“瑾暉”基金。“瑾”“暉”二字分別取自我母親和愛人的名字。母親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勤勞善良，總是力所能及地幫助他人，她常教導我“人不能光想著自己好”。將基金的名稱定為“瑾暉”，既為了紀念我的母親，也為了感激妻子的全力支持和默默付出。

如今，資助的很多學生都已長大成人、事業有成，他們經常給我寫信，來看望我，我感到很欣慰。我還常常在夢里見到母親，每每想到母親會為我取得了一些成就、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幫助了一些需要幫助的人而感到驕傲和自豪時，我的內心就會感到無比幸福。

家國天下事，社稷一戎衣。我已經89周歲了，雖然已經退休，但我是一名近70年黨齡的科學家，始終遵循“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的教導，也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想做、能做。一路走來，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使我深刻認識到：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人民的解放，也不會有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始終牢記自己在1956年3月2日的入黨志愿書上寫到的：“把終身獻給國防建設事業”“政治上更嚴格地要求自己，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更大的力量”。在有生之年，我將繼續在防護工程領域潛心研究，帶好學生、培養人才，關心團隊建設，為國家鑄就鋼鐵強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