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文化昆侖”的錢鍾書先生離開我們，已有二十八年。近日重讀這位學術泰斗的著作，不禁思考：于后世讀書人而言，《管錐編》意味著什么？一切還要從他與書的關系談起。

1935年的春天，25歲的錢鍾書以第一名的成績，順利獲得英國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的名額。在牛津求學的日子里，錢鍾書成為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常客，頻繁出入這座全英第二大的知識殿堂。他稱圖書館為“飽蠹樓”，可謂一語雙關，既是對其藏書豐富、滋養無數求知靈魂的贊譽，也暗含自己對書籍的無盡熱愛。這似乎成為他一生讀書的注腳：嗜書如命，以書為“食”，汲飲古今中外智慧甘露，為日后的學術成就奠定堅實的基礎。

以管窺天 以錐刺地

寫作于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鴻篇巨制《管錐編》，正是錢鍾書在書海“飽餐”后，孜孜不倦創作的古文筆記體學術瑰寶。何為“管錐”？《莊子·秋水》記載：“以管窺天，以錐刺地。”他深入研究《周易正義》《毛詩正義》等先秦至唐前的古籍，以博古通今的學識和獨到精辟的見解，反復求索星散于東海西海的文學作品、歷史事件、哲學思想，繪制出一幅幅相互映照的知識圖譜。全書收錄781則讀書札記，共計130萬字，1979年由中華書局首次出版。這部皇皇巨作，猶如一座橋，引讀者跨過時空界限，跟隨錢鍾書那深邃而銳利的目光，穿梭于古今中外的文學、歷史、哲學等諸門學科的浩瀚星河之中。

如此驚人的札記內容背后，有兩大支撐。其一是錢鍾書扎實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幼時深厚的家學，促成他對十部經典做出嚴謹周密的札記，并裒集為《管錐編》的主干。其二是在大學時期入讀外文系，精通多國語言。這不僅是他品讀“原汁原味”的外國經典著作的基本條件，也使他得以通過世界文學的視角來研讀經典作品，最終形成一部《管錐編》。

錢鍾書學識淵博，常分別羅列東西方著作中對于同一論題的不同論說，以此作為基本的材料加以闡釋。值得一提的是，《管錐編》一書呈現豐富的平行研究成果。從東西方文化經典、文學觀念中找出相似、相通之處，將兩者細加比較，發現古今中外共通的“攸同心理”。從跨國別、跨時空、跨學科這三“跨”的宏大視角出發，札記條分縷析地詮釋某一共通的文化現象或心理，從而為文學內部研究提供了絕妙的例證，凸顯“可比性”和“文學性”。

書中的大量引證，并非主觀臆斷上的牽強附會，而是基于文學現象或心理的“同”與“異”，即其“可比性”。與此同時，他在進行比對研究時，并沒有跳脫文本，而是以文本為主，即“以文釋文”注重其“文學性”。

南學北學 道術未裂

在《老子王弼注》的札記中，錢鍾書先生巧妙地闡釋“名可名”一句，為理解東西方共有的“言意”之說提供裨益。清代學者重視訓詁，均將“名”闡發為語言文字。然而，錢先生引進現代語言學的知識，極具開拓精神。

釋完“名”的內涵，錢老也討論言與意的關系，敏銳地發現東西方都關注過這一話題。寫作者與讀者，是一對值得研究的關系。寫作者之意，經由語言文字，再為讀者所獲，在一定程度上會偏離本意，誤解由是起。這便是“言不能盡全意”。錢鍾書對哲學頗有心得，順勢引出黑格爾和尼采對言語的微詞。“或病語文宣示心蘊既過又不及……或鄙語文乃為可落言詮之凡庸事物而設。”從中，不難看出兩位哲人對待語言表意“過”與“不及”的抱憾態度。隨后，錢老筆鋒一轉，探尋到中外哲人恨言語“惑亂心目”之處。《墨子》曾提到言多巧方，而行則離本；斯賓諾莎、霍柏士則以語言為出錯之因，告誡后人勿妄語。東西方哲人各自以不同的語種，表達了共同的擔心。他所融通的學問之說，正對應了陸九淵所言：“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除了從哲學角度來闡發言與意的關系，錢鍾書還從文學作品中看到了言不能盡其意的遺憾。陸機、陶潛及黃庭堅等人“嘆恨其不足以宣心寫妙”，正與但丁、歌德的想法不謀而合。描摹和寫景偏離實際，事物的真質殊性非筆舌能傳。正如福樓拜有一極妙的譬喻：“歷來無人能恰如其分以達己之需求，思念或悲痛；語言猶破鍋然，人敲擊之成調，冀感動星辰，而只足使狗熊踴躍耳。”

由于言語具有的弊端，部分文人便“劍走偏鋒”，遁入神秘宗之道。在東方，有《法華玄義》所謂“不可思議境”，也有《妙法蓮華經》的“我法妙難思”之說。兩者都強調“無需言”、“無需思”，常被看作故弄玄虛之態。無獨有偶，西方也有一派神秘宗，即西班牙的“圣默然”。其追求與《法華玄義》極為類似，同樣是無言、無欲、無思之畢靜俱寂境界。從中即可得知，在東西方，過分鄙棄言語之功能帶來了相同后果，不可不謂“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讀書之法 因時而異

如何讀書，讀到何種程度，每個人各有想法。在《管錐編》第四冊“全晉文”的札記中，錢鍾書還結合中西文人的看法，談了讀書之法。

陶潛的“不求甚解”，歷來是人們推求不同讀書法的依據。除了列舉諸多中國文人的讀書法，錢鍾書注引了英國作家培根的“讀書論”——“書有可染指者，有宜囫圇吞者，亦有須咀嚼而消納者。”培根的想法，其實與陶潛處于同一層面，均認為有些書可大致翻過，也有一部分書需要精細閱讀。兩位作家，一個生活在晉宋之際，一個身處文藝復興的渦旋。盡管有著時空差距，卻在讀書方式上不謀而合。

在陶潛、培根兩人的基礎上，錢鍾書也依據自己的經驗，提出了更具概括性的見解。他以為，不同的書需要讀者分別對待，而一本書中的不同部分，也需如此。“書之須細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時。”這一看法，與今天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時因事而異宜焉”，可謂通透至極。這樣的想法，與其說是錢鍾書先生融通了東海西海的學人讀書法，不妨講是脫胎于錢先生個人的讀書經歷。

以《錢鍾書手稿集》中尚未轉錄為文字發行出版的體量來看，錢先生的讀書量可以說是“前無古人”，也許還將是“后無來者”。從《中文筆記》，到《容安館札記》，再到《管錐編》，他的讀書筆記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而三大札記，也分別對應著初讀、反芻和整理三大階段。如此博雜又不失精深的閱讀量背后，想必有一套錢老自己摸索出的讀書法。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曾論及錢老的讀書法：

初步印象依然還是以別集為主，以宋、清兩朝為主。所涉顯得更廣泛，可以說無書不讀，毫無雅俗、難易、熟僻之別。楊先生說，錢先生讀很俗很俗的書，也會讀得哈哈大笑，很艱深很艱深的書，也可以一遍一遍興致盎然地看。

俗書通語，看過一遍即可，僅當消遣、泛讀；對待艱深的書，一遍遍啃是最好的辦法。換言之，錢先生來者不拒，但對待這些“來者”的態度卻有不同。上文提到的“因時因事而異宜焉”，便是這讀書法的簡要概括了。

錢先生從自身讀書經驗和東西方文人的讀書論中，提煉、升華出了具有實踐、開創意義的讀書法，實乃一大美談。而他能夠巧妙抓住陶潛、培根兩人的相同點，進而形成一個富有層級感的論述，讓人拍手叫絕。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這是一位讀書人的功力，也是一位讀書人的希冀。后生不憚來猜測一番，錢老大量讀書、撰寫學術著作，其目的之一，也是為融通“東海”和“西海”的學術和文化心理，為著中外文學的溝通搭一座橋梁。

治學之道 厚積薄發

此外，錢鍾書先生還發掘出了古代中國與希臘羅馬在兵器鑄造方面的相同之處——“銅為兵而鐵為器”。這一條見解，來自《管錐編》第一冊中《史記會注考證》的札記。

在《秦始皇本紀》一章中，錢鍾書先生從“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著手，探究了“古代以銅鑄兵”這一問題。根據自己的讀書經驗，錢老指出《史記會注考證》遺漏的兩處要證，并道破了后代文人對于古代兵器鑄造原料錯誤認識的環環相生。經由一系列的嚴謹又不失精彩的擺證據、辨文義之后，錢先生從《史記》那短短一句話中，解讀出了古代東方與西方的軍事暗合之處。在西方世界的經典《荷馬史詩》中，古希臘人也如古代中國人那樣“銅為兵而鐵為器”。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和希臘，為何在兵器鑄造方面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錢鍾書先生僅用十一字便和盤托出：“人工開物成務，梯轍大同耳。”在同樣以“人工開物”為主的生產方式支配之下，東西方先民自然有著相同的方案：使用易于尋找、開采的銅作為主要的兵器材料，而稀有的鐵則作為少量的器物煉制。

這種獨特的視角和方法，無形中向后世學子們傳遞了治學之道：唯有厚積薄發，方能游刃有余；唯有眼明心亮，方能洞察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