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刊”破圈成“網紅”說開去:大獎見證文學如何走得“更寬闊”
近日,2025青花郎·人民文學獎在四川瀘州頒發,記者赴當地采訪時發現,本屆大獎亮點頗多:首次頒給戲曲文學,著名劇作家羅懷臻憑借爆款越劇劇本《我的大觀園》捧回盛譽;作者職業分布廣泛,有編劇、科技工作者、前鋼廠高管,和來自溫州中學的青年教師——據說獲獎后,整個浙江教師圈都在讀他的作品。
這一幕,讓《人民文學》主編、著名作家徐則臣感到幾許欣慰。和前些年刊物“從案頭到印刷廠”的封閉循環相比,近年來《人民文學》積極探索開門辦刊,發掘民間作者,亮相“與輝同行”,從圈內認可的“國刊”,破圈成為全民關注的“網紅”。文學能變得更寬闊嗎?刊物如何走向開放?《人民文學》探索的這些問題,恰恰是當前社會關注的熱點。
羅懷臻點贊評獎創新 藝術該有那個“圈”嗎
70歲的劇作家羅懷臻來到現場,令人喜出望外。“你知道嗎,我是咱們江蘇淮安人。”他親切地跟記者打招呼。
羅懷臻現任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多年來創作出《金龍與蜉蝣》《西楚霸王》《朱鹮》《我的大觀園》等一批爆款作品,因為獲獎太多,2010年宣布不再參評戲劇類個人劇本獎。此次獲得文學榮譽,他卻格外興奮:我們時代太需要戲曲文學的回歸了!
為何有此呼吁?
“戲曲文學本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元明清三代,戲曲文學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時代的文學高度。”羅懷臻向記者梳理戲曲的興衰史,放眼世界戲劇舞臺,哪部經典不是傳達出該民族特有的思想情感和故事?哪有離開內容的形式?
羅懷臻坦率道,今天戲曲仍未完全復蘇,一個原因在于對劇本的重視和理解不夠:“一些年輕人對戲曲不感興趣,不是因為它形式不好不美,而是內涵不夠、和時代脫節,很多人以為看戲曲就是看水袖跟絕活兒,而戲曲文學約等于文辭文采、半文半白、典故化用,這樣的理解太狹隘了。”
戲曲文學的式微,也體現在相應的文學史空白中。羅懷臻發現,翻開任何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都很難看到戲曲文學濃墨重彩的身影,劇作家干脆從文學大家庭中隱退了,一個例證是:如今中國作協有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多個文體的創作委員會,卻沒有戲曲或戲劇。
另一方面,這種局面也和長期以來文學界開放程度不夠,對文學的理解偏于狹隘有關。“《人民文學》這么多年來只發過為數不多的戲劇作品,作者有汪曾祺、莫言和我。其余的文學期刊幾乎沒有發表劇本的,我曾多次投稿被拒,理由都是‘我們不刊登劇本’!”羅懷臻無奈地感嘆。
徐則臣告訴記者,《我的大觀園》站在今天的視角重新理解和表達名著,這是他刊發這部作品的原因。作品發表后,該期《人民文學》銷量銳增一萬本,戲曲與文學破圈共贏。今年2月,5部門聯合印發《戲劇振興三年行動計劃》,明確提出突出“劇本先行”,鼓勵知名文學刊物刊發優秀戲劇劇本,重要文學獎項吸納戲劇文學參評。這和《人民文學》的改革創新不期而遇、不謀而合。
羅懷臻的創作密碼也恰恰在于打破圈層思維。有票房為證:《我的大觀園》自2025年年初上演以來,創造了57場演出總收入過7700萬的奇跡!
“為了評委等圈內人士創作的作品,是不可能出圈的。以同理心、平常心,才有可能創作出讓觀眾共情的作品。”羅懷臻分享爆款經驗,呼吁評獎創新,“任何‘畫圈’的評獎都是自作多情,是個人的喜劇、行業的悲劇——說到底,藝術該有那個‘圈’嗎?”
鼓勵新質經驗 好作品從生活中“長”出來
人民文學獎的評獎標準是什么?“當然是好作品主義,但在此基礎上,會向那些呈現更新鮮、更具陌生感的生活經驗的作品,向新人、基層作者適當地傾斜——哪怕他們的文學技巧沒那么圓熟。”徐則臣對記者說。
蘇州大學教授王堯的長篇小說《桃花塢》就具有某種陌生感和獨特性。作為現代文學史研究領域的杰出學者,王堯在小說中精妙地串聯起柳亞子、章太炎、魯迅、朱自清、聞一多等深刻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知識分子,展現了百年前人們對救國道路的分歧與思考。“小說對主人公從‘同情革命’到‘參加革命’的表達不僅是充分的,也是以往作品少有的。”徐則臣說。
很多其他獲獎作品也傳遞出新時代的新質經驗。編劇趙大河根據采訪水稻專家的真實經歷,圍繞一位在巴基斯坦種水稻的中國專家,創作了小說《大有》。在滿洲里海關工作的呂陽明寫下《烏蘭圖嘎》,以呼倫貝爾邊境小鎮為背景,鋪展開老婦人尋初戀、女兒祭英烈的雙線敘事。
“我發呂陽明第一部作品的時候,對作者何許人也一無所知。發到第二篇時,覺得這家伙真厲害啊,寫得活色生香接地氣。”徐則臣贊嘆道。
在小說《云間特快》中,理工科和國貿背景出身的北京作家曉航將智能機器人、養老困境、親情隔閡與老人的未竟夢想交融,呈現了“近未來”時代人機協同發展的可能圖景。曉航告訴記者,他平時深度關注AI,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科技新聞,早上一睜眼就跟AI聊天。而身旁許多朋友罹患阿爾茨海默病的經歷,促使他“看見”老去的困境,并思索技術與人文的共生。
“《云間特快》講述了一個普通人如何普通地過完了普通的一生,即使他得了阿爾茨海默病,在他記憶的碎片中依然飽含夢想的成分。”曉航說。主人公劉力然得到機器人“王葵”無微不至的照顧,殘疾女孩娜娜通過“智能輪椅”實現了賽車手的夢想。曉航說,“我是個技術樂觀主義者,因為悲觀者永遠正確,樂觀者永遠前行。”
1989年出生的溫州中學語文教師金暉是本屆年齡最小的獲獎者。徐則臣很喜歡金暉的《先生》,它講述了一位老教師向學生送禮的故事,“作品寫出了教師在尊嚴、道德與人情世故中的糾結彷徨,寫得感人、很‘地道’——‘地道’尤為難得,說明作品是從生活里‘長’出來的,而非閉門造車‘想’出來的。這也是評委會的共同感受。”
金暉來自教育世家,在教師圈子里長大,深諳教師群體面臨的來自經濟、升學、家校關系方面的壓力,“《先生》講述了一個有初心有堅守、但沒有獲得世俗成功的老師。《先生》獲獎后,很多人都通過各種方式找到我,表達他們的感動和對書中主人公的欽佩。幾名同行對我說:謝謝你讓我們‘被看見’。”
刊物要和時代對話 在社會與世界中理解文學
“看見”,是本屆人民文學獎的關鍵詞。徐則臣在頒獎典禮上說“讓刊物與讀者相互看見”,被多家媒體不約而同地選作“題眼”。
為何要讓刊物與讀者相互看見?徐則臣坦言,以往雜志社“閉門辦刊”,編輯只對稿件負責,最終刊物流向哪些讀者手中,編輯們不知道也不關心,導致刊物與讀者漸行漸遠:“今天的讀者群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在期待什么,思考什么?長期以來,我們渾然不知。”
對此羅懷臻也頗有感觸,“新大眾文藝時代,人人都是創作者、評論者、傳播者,一部戲排得好不好、刊物辦得好不好,人人都有發言權。‘圈地自萌’無異于自絕生路。”
轉向“開門辦刊”,人民文學雜志社裝修一新,通過直播展示“編輯部的故事”。“讀者回家”活動在全國范圍遴選讀者,邀請他們到雜志社做客。今年2月《人民文學》第三次走進“與輝同行”直播間,陳彥、寧浩、徐則臣、董宇輝的組合陣容吸引659.1萬人次觀看。徐則臣笑言,只要有利于刊物發展、文學破圈,“任何有益的做法我們都愿意嘗試”。
刊物向來被視為文學寫作與閱讀的第一現場。來自江蘇的著名詩人胡弦憑借組詩《高原升起》榮獲人民文學獎,他本身也是《揚子江詩刊》主編:“說起開門辦刊,我們一直通過各種微信群發掘有實力、有潛力的詩人,和昆山市周市鎮合作的‘揚子江年度青年詩人獎’項目已堅持十年,推出了一大批青年詩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詩壇重要力量。”
那么,江蘇還能多出幾個“王計兵”嗎?胡弦告訴記者,經濟文化大省江蘇匯聚了全國各地的詩人,以青年詩人為例,蘭童說相聲,許天倫身患殘疾卻以一根手指敲鍵盤寫詩,鄒黎明做社區服務,孫嘉羚在服裝公司打工,“新大眾寫作有別于傳統寫作的一個特點,是‘詩’和‘人’同時呈現,像王計兵,勞者歌其事,他的詩和外賣員身份共同構成了一個寫作案例。大量類似這樣的作者編織出我們社會一道溫暖駁雜的風景。”
有意思的是,金暉婉拒了幾家媒體的采訪,他卻很樂意和江蘇媒體聊聊,“你知道嗎,我之前最重要的作品就發表在江蘇的《鐘山》,還拿過‘鐘山之星’文學獎,《鐘山》的鼓勵是我無比珍視的禮物,我也因為熱愛《鐘山》而熱愛南京、熱愛江蘇。”寥寥幾語,道出了刊物、青年與廣袤大地的彼此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