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趙明誠與李清照夫婦共同編纂的《金石錄》三十卷，是中國金石學研究的經典之作。《金石錄》原書三十卷，在南宋時有淳熙間龍舒郡齋刻本及開禧元年浚儀趙不谫刻本，但明清兩代，世人已難見宋刻真容。清乾隆年間盧見曾雅雨堂刻本流傳較廣，舛誤仍多，學者每每引以為憾。七十余年前，龍舒郡齋宋刻本《金石錄》三十卷重現于世，并最終入藏國家圖書館，是中國近現代藏書史上濃墨重彩的書林佳話。此僅存之珍本一經發現，便震驚學界。其流轉、購藏、鑒定與捐獻的傳奇過程，幸賴張元濟、冒廣生、徐森玉、馬衡、鄧之誠、周叔弢、顧頡剛、陳乃乾、鄭振鐸、夏承燾、顧廷龍、潘景鄭、冀淑英等數十位文史及圖書館界巨擘，以日記、信札、筆記、題跋等形式詳加記錄。這些出自親歷者筆下的文字，共同編織成一部跌宕起伏的珍籍流傳史，極大地豐富了這部宋刻全本的文物價值與傳奇色彩。

津逮遺珠

從“論斤稱賣”到“慧眼識珍”

故事的開端充滿戲劇性的偶然。甘氏津逮樓藏書曾毀于太平天國戰火，經甘元煥搜求復積萬余卷，這部《金石錄》為元明清四百年間秘藏孤本，奇跡般幸存。1951年3月，南京甘氏津逮樓后人出售藏書。此前甘汶托病中親戚、前中央大學教授盧前鑒定，盧介紹書商馬興安前往。馬興安與水利專家趙世暹等人同至甘宅后樓，以舊幣每斤二千元的價格，購得南宋龍舒郡齋刻本《金石錄》等書。甘汶事后翻閱，將書中“嘉?”誤作“嘉靖”年號，經盧前誤判為明版，便未再深究。馬興安與趙世暹皆知其為宋版珍本，價值不菲。馬欲出售獲利，趙則執意自藏捐公，兩人爭執后終歸趙世暹所有。這部宋刻全本《金石錄》遂由“明珠暗投”轉為“慧眼識珍”，成為藏書史上的傳奇。

滬上名儒

宋刻全本《金石錄》版本鑒定

趙世暹自南京津逮樓意外獲此宋刻全本《金石錄》后，雖心知其珍，然于版本真贗未敢遽定，亟欲請益于著名版本學家張元濟先生。據丁小明、柳和城整理的趙世暹致顧廷龍書札四通可知，趙氏致函顧廷龍時，已決意將此國寶捐贈國家。

1951年4月中旬前后，原書送達張元濟寓所。彼時的張元濟已是八十四歲高齡，且正臥病在榻。然而，當這部奇書置于案前，老先生精神為之一振，幾易其稿，最終完成一篇長達1600余字的考證長跋。5月2日，張元濟特意邀請老友冒廣生同賞。冒廣生當日日記“得菊生書，約看宋板明誠《金石錄》”，寥寥數語，卻可見其事之鄭重。

為了寫好這篇跋語，張元濟用功極深。據其哲嗣張樹年先生回憶，父親不僅設法借到了蘇州潘氏滂喜齋舊藏的十卷宋刻殘本（即馮文昌舊藏本），還比對家藏的清呂無黨抄本等諸多版本。他在跋文中詳細考辨了《金石錄》自宋至清的版本源流，揭示了十卷殘本將“卷十一”改為“卷一”的作偽痕跡，認為此書正是洪邁《容齋四筆》中所載的“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的龍舒初刻本無疑。感嘆曰：“三十卷本尚存天壤，忽于千百年沈薶之下，燦然呈現，夫豈非希世之珍乎！”他亦對趙世暹“以此罕見珍本，不愿私為己有，將以獻諸中央人民政府”的“崇古奉公”之舉，給予了高度嘉許。這篇跋文，不僅是嚴謹的學術鑒定，更是一篇飽含深情的“護書宣言”。顧廷龍先生后來在《祝賀商務印書館百齡大慶》一文中稱，此跋乃張元濟“倚枕伏炕幾上屬草，稿成又手寫一通。此后恐未再作考證之文，亦未再寫此長文，可以稱之為絕筆矣”。其歷史與情感分量，不言而喻。

此時，宋刻全本《金石錄》重現世間的消息已在學界引起轟動。在張元濟撰寫跋文的同時，滬上其他學者也圍繞此書展開了密集的研討與校勘。1951年5月4日晚，顧頡剛、陳乃乾相聚于顧廷龍寓所，就此書議論往復。陳乃乾當日日記詳載：“晚訪起潛，談宋刻《金石錄》事……頃已捐獻政府，將由振鐸帶京。今日晤起潛，知振鐸赴甬未歸，《金石錄》則已送往張菊翁處寫跋。潘謹辰曾略校一過，與呂留良鈔本約略相同。”日記中“潘謹辰”疑為“潘景鄭”之筆誤，可見當時潘景鄭也已著手校勘。翌日，陳乃乾又作《宋本〈金石錄〉考證》一首，以志其事（見5月5日日記）。顧頡剛亦于讀書筆記“宋刻《金石錄》”條記下這段書林逸事。

5月18日，張元濟作跋完畢，將《金石錄》送至上海合眾圖書館顧廷龍處，準備由其轉交鄭振鐸。顧廷龍在當日日記中寫道：“張元濟送回《金石錄》，趙世暹命為記，不可卻，‘翻閱再四，無可言，蓋菊老跋盡及矣’。”面對張元濟的詳盡考辨，顧廷龍謙遜地表示無需再贅言。但他并未停止研究，兩天后，他又借來潘景鄭所藏顧廣圻、黃丕烈合校本，對宋刻原本進行參校。潘景鄭則取家藏的十卷殘本及涵芬樓影印呂無黨抄本，與三十卷全本對勘，撰成《校宋本〈金石錄〉》，感嘆此“湮滅不彰之秘籍，一旦流傳人間，而余又得披閱校讀一過，文字因緣，自非偶然也”。文中還提及《金石錄》“紙質細薄類棉紙，字體秀勁。每葉有‘晏如’楷書朱印鈐紙面，據徐森玉丈云，此其宋刻之明證焉”。

值得一提的是，徐森玉先生對此本的鑒定，留下了一段生動掌故。據黃裳先生回憶，當時他在上海文管會徐森玉辦公室見到此書，森玉老故意設問：“你看，像不像嘉靖本？”黃裳初看也覺用紙酷似白棉紙，但細察之下，方覺其刀法神韻“一望而知是宋刻風骨”。徐森玉見黃裳已道出其中玄機，便笑而不語。《金石錄》在滬上期間，學界已達成共識——趙世暹購入的宋刻全本《金石錄》便是失傳已久的龍舒郡齋所刻初版。

公藏之始

鄭振鐸親攜入京

1951年5月22日，是宋刻全本《金石錄》命運轉折的關鍵一天。是日，在合眾圖書館，顧廷龍親手將其當面交給了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在場見證的還有陳乃乾等人。顧廷龍當日日記清晰地記錄：“閱《金石錄》。鄭振鐸來，即以《金石錄》面交。”

兩天后，顧廷龍在致王重民先生的信中，又提及此事：“鄭公來滬曾約數晤，趙敦甫兄所捐宋刻《金石錄》，菊老為撰長跋，昨由龍面交鄭公矣。”盡管信中“昨由龍面交鄭公”與日記的“22日”略有出入（信寫于24日，“昨”為23日），但與陳乃乾22日的日記相互印證，面交日期為22日無疑。據陳氏1951年5月22日日記，他當日已在合眾圖書館親見趙世暹所購宋刻《金石錄》，并詳錄其版式、藏印與題跋。自同年4月從顧廷龍處得知此書并送請張元濟作跋后，陳乃乾始終關注此本。觀摩當日，他也提供一個旁證：書中“晏如”朱記，亦見于另一宋刻《王荊文公集》。

鄭振鐸收到此書后，并未急于北返。他在滬上公務繁忙，主持各類會議，商議圖書館與博物館籌建事宜，日程極滿。但他對這部《金石錄》始終懸心。5月31日，他在致梁思永的信中，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與憂慮：“此間古書不多。宋刊本《金石錄》（三十卷完全不缺）是海內孤本……均已得到……大約六月十日以前，一定要北返。”

他最終決定不以郵寄，而是親自坐火車護送。6月12日晚8時20分，他攜書登上北行列車，13日上午準時抵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第一時間聞訊，于6月16日赴文物局拜訪鄭振鐸，并在日記中寫下：“西諦甫自上海……此次自滬秘籍有北宋龍舒郡齋本《金石錄》三十卷，自來未見著錄，有唐伯虎印，惜遭水漬，為美中不足耳。”至此，這部歷盡滄桑的宋刻全本由私家秘藏而入國家公藏，完成了其流傳史上意義非凡的轉折。

蕓臺永存

入藏國圖與研究新境

1952年，為迎接第三屆國慶節，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后同）舉辦了一場盛大的“中國印本書籍展覽”。該展覽9月20日預展，9月29日正式開幕。在這次展覽中，宋刻全本《金石錄》第一次面向公眾展出，展覽題簽為“《金石錄》 宋趙明誠撰 南宋中期刻本（安徽舒城） 趙世暹先生捐贈”。這部沉薶數百年的典籍，終于從昔日藏書樓的深閨，正式走入公眾視野。鄭振鐸為展覽撰寫了熱情洋溢的引言，專門表彰了趙世暹等人的貢獻。參觀展覽的王伯祥在9月20日的日記中，記錄了這一盛況，并特別指出：“其中最為珍罕、歷來藏家所未著錄者，厥為宋刻本《金石錄》。”宋刻全本《金石錄》入藏北京圖書館一事，備受京中學者關注。詞學大家夏承燾于1956年4月14日專程到北京圖書館訪書，在趙萬里指導下觀書后，于日記中記錄：“萬里先生推斷此本為淳熙間刊刻，系后世通行諸本之祖本。”史學家鄧之誠則在同年5月31日的日記中，詳細記述了此書從南京被發現到入藏國圖的全過程，盡管傳聞細節與他處記載略有出入，但足見此事在當時學界引起的廣泛回響。

此后，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在趙萬里主任的主持下，對《金石錄》展開了系統的編目與研究。1959年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史部金石類著錄的第一部，便是“《金石錄》三十卷。宋趙明誠撰。宋淳熙龍舒郡齋刻本。張元濟跋。五冊”。次年，趙萬里又主持編撰《中國版刻圖錄》，將此本卷四卷端書影收入其中，并附以詳細解題，明確指出此書即洪邁所言之龍舒郡齋刻本，并高度肯定了趙世暹獻書的功績。冀淑英研究館員則投入了更深入的版本考辨。1961年，她發表《談趙明誠〈金石錄〉的版本問題》，通過對三十卷全本與十卷殘本的細致比對，提出一個重要論斷：《金石錄》在宋代先刻于龍舒，后刻于浚儀，兩本實為同一版本系統，十卷本與新發現的三十卷全本，實為一版兩次印行的不同傳本。三十卷全本為前印本，十卷殘本為后印修補本，將《金石錄》的版本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從編目著錄，到版刻圖錄，再到版本考辨，國圖學人以嚴謹的治學態度，使這部沉薶數百年的存世唯一宋刻全本《金石錄》，最終在學術史上找到了應有的位置。

余論

從黑白影印到原色重現

1983年，宋刻全本《金石錄》以黑白影印收入《古逸叢書三編》出版，由冀淑英撰寫影印說明。次年，周叔弢哲嗣周玨良回憶，其父病中得知此書影印，仍欣然問及印制如何，老一輩學人拳拳之心可見一斑。黑白影印本為學界提供了極大便利。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陳先行據此校勘三十卷全本與十卷殘本，發現殘宋本長期隱匿的卷次剜改現象：通過剜去卷首“十”“二”等字偽造卷一至十的假象，拼接、補紙、描潤手法精細，竟“天衣無縫”，致使眾多收藏家、鑒定家皆被蒙蔽，長期視其為不同于其他傳本的版本系統。

2025年，國家圖書館參與策劃、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國家圖書館藏宋元珍本藝術文獻叢刊”，第一種便是宋刻全本《金石錄》原色原大影印本。國圖古籍館原館長陳紅彥稱其既準確呈現原貌，更通過梳理源流故事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中華書局原執行董事徐俊亦感嘆，從整理本到彩印本，《金石錄》備受追捧，正是“古書之美”的當代回響。

一部宋刻全本，照見八百載書林風云。自宋槧初刊，至今日彩印傳世，其間有趙世暹慧眼公心，張元濟長跋鑒定，鄭振鐸親護嘉許，顧廷龍、潘景鄭的校勘考辨，趙萬里、冀淑英等圖書館人的守護研究。歷代學人孜孜以求，使存世唯一宋刻全本《金石錄》終成公器。正是這份跨越時代、前赴后繼的護持之力，使這部歷盡滄桑的典籍，得以穿越歷史煙云，重光于世，永續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