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作家作品中，也許只有柳青及其《創業史》至今還處在兩難之間——作品一直作為經典發行流傳，成為大中學校教科書的保留篇目，但對作品的內涵、人物形象、作品的價值乃至作家的思想與成就的認識依然眾說紛紜，甚至存在不小的裂隙。造成這種分歧固然有時代觀念的影響，更有歷史、美學認知的差異。這種差異實際也洇染在對整個“十七年”（1949—1966）文學的認識上。“十七年”文學是新中國文學的開端，也是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延長線上的重要一環，有其自身的傳統，也有重大開創，對它的認識本來就不能用單一的視角與尺度。C.賴特?米爾斯說：“只有當我們拓寬視野，涵蓋比較性、歷史性的多種社會結構時，才能獲得那種多樣性，并由此正確地梳理問題?！盵1]對“十七年”文學，對柳青和他們這一代作家的研究，尤其需要這樣的意識。

柳青并不多產，其四卷本文集總共也不過120萬字（未能編入的作品很少）[2]，《創業史》兩卷合計60萬字。它固然承載著195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改造發展的重大時代命題和豐富的社會信息（一些學者甚至視之為書寫“十七年”的唯一紅色經典），但它同樣是柳青心志的結晶。過去的文學研究，對作家心志的觀察并不多見，但它卻是作家最為重要的心靈信息系統，蘊藏著作品的全部重要信息密碼。一個人的心志是其心靈世界中較為穩定的結構，是由理想、志向、信念、價值、原則、情感和意志等多種要素組合而成的心靈狀態；一個作家的心志有人與文學兩個層面。理解一個作家及其文學，最好的途徑莫過于從各種可靠材料出發，透視并細繹其心志，從而找到那些影響作家感受、認知、判斷、選擇、書寫與行動的基本要素、基本方面，進而把握那些要素和它們之間的結構性與多樣性。作家的心志隨著時代、社會的變動（特別是一些重大社會事件、社會思潮的影響）而有波動變化，但不是變動不居的；一個成熟的作家，其心志往往穩定而持久，他所信守的理想、志向、信念、價值、原則、重大判斷以及由此形成的情感、意志支撐著他應對各種外部沖擊，顯示出特別的精神景觀，尤其是那種人與文學的一致性、那種不同凡俗的獨創性。作品既是作家心志的產物，也是反觀作家、時代和社會的一面鏡子。對柳青心志及其形成發展過程、柳青心志對《創業史》文本生成的直接影響等層面的觀察分析，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重新理解柳青和《創業史》，理解“十七年”時期作家對文學的追求與曲折路徑，進而在中國現代文明建構的整體圖景上，完成對一個時代與社會的結構性整合，而不僅僅是一個“使歷史文本化的解構”[3]。

一、創作偉大作品的文學理想

柳青是一個極其聰明且才華卓越的人，但他晚年對自己的認識明顯不足[4]，這不完全是謙虛的成分，更有柳青對自己一生文學實踐的冷靜判斷與某種遺憾，尤其是與自己的文學理想之間的距離。在來自解放區的革命作家中，柳青是不多見的有著較為寬廣的世界文學視野和創作偉大作品夢想的作家，但迄今卻很少有人關注過柳青甚至其他革命作家的文學夢想。

柳青的文學夢想深刻烙印著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印記?！拔逅摹敝蟮闹袊?，是一個全面覺醒的中國，文學成為一批批覺醒的新青年拯救國家、服務社會、幫助人民、推動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利器。這種社會角色意識與使命意識形塑了他們的生命底色，甚至決定了他們的人生道路。柳青是在新文化運動的余波里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他出生在遠離新文化核心區的陜北，但那時現代傳媒已經建起有效的傳播網絡，覆蓋了包括新疆、甘肅、內蒙古等邊遠地區在內的幾乎整個中國。新文化、新思潮作為流行文化漸漫到西部地區，有魯迅等啟蒙思想家的著作，有《生活周刊》《中學生》等傳播新生活、新教育的期刊，有包括俄蘇文學在內的翻譯作品，還有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外語報刊。柳青在西部著名中學榆林六中和西安中學接受中學教育，受到現代科學、文藝與社會思想的熏陶，萌生了自己的文學夢想和改造國家與社會的渴望，他中學畢業之后放棄留學而奔赴延安，正是由于其強烈的創建現代民族國家的心志的驅動。

當時延安有著新中國的雛形，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都成為革命大集體的一員。柳青走上專業化文學創作道路，是一個自我發現和自我塑造的過程，也是他與革命文學事業雙向選擇的結果。柳青最初進入革命視野的，并不是他的文學愛好和文學才華，而是他的愛國救亡熱情。作為邊區文協的一員，柳青并沒有丁玲、周揚、何其芳等已經擁有的或深或淺的文學資歷。整個抗戰時期柳青在基層工作，其文學創作是比較菲薄的，只完成了十來篇并不出眾的短篇小說，沒有一篇引起社會注意，在群星閃耀的根據地，柳青還沒有“浮出文學的地表”，延安文藝座談會他也沒有參加。柳青最大的收獲是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學習、基層生活的閱歷和基層管理的鍛煉。這積淀為柳青創作的基層生活經驗和基層人民情感。

抗戰勝利后，柳青被選派到東北工作，其間出版了短篇小說舊作集《地雷》和新長篇《種谷記》。后者以他在米脂三鄉工作生活為素材，以其新鮮的生活和單純樸實的氣質在新解放區受到了讀者的歡迎，迅速再版；作品也得到了革命同人的積極回應，評論家劉雪葦在《大連日報》上發表長篇評論，肯定這部新作是工農兵文藝方向上的新收獲和新勝利。[5]在這種光源效應下，印數很少的短篇集《地雷》，也相繼加印。這些積極的讀者反應和同道評價給了柳青從未有過的文學自信，他不僅堅定了走文學創作的道路，而且也強化了對“生活是文學的源泉”的信念。他決心“堅決投入新的生活中去”[6]。從陜北到東北，復從東北回到陜北，這是柳青文學夢想的真正開端，或者說是柳青文學之路的真正起點。

新的政治權威高度重視這些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主題鮮明的革命題材創作，《種谷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被周揚選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柳青由此進入解放區文學的代表性作家行列。但這個身份隨著全國的解放也要接受全國文學同行的專業評價。不少論者都注意到1950年1月上海召開關于《種谷記》的座談會對作品的批評意見，但忽略了這些意見對柳青文學成長的作用。參加會議的都是當時的知名作家和評論家，如巴金、李健吾、馮雪峰等等，大家肯定了《種谷記》的題材，但也批評了作品藝術性不足，甚至有人說“沒看完就丟下了”[7]。這些尖銳的批評深深刺痛了柳青，引起他過度的羞赧、警惕和焦慮，甚至自我懷疑：“像所有受到意外打擊的人一樣，他一時思路堵塞，心里木然，他沒有想到他的作品有這么多缺點?！盵8]劉可風的《柳青傳》重現這一事件及其細節，詳述其父柳青當時的心靈反應，可見這次專業批評對柳青來說何其刻骨銘心。作家成長過程中的某些細節，往往和社會歷史進程中的某些偶然性事件一樣，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柳青把這種被全面激發的志氣，用于新長篇《銅墻鐵壁》的修改打磨上。

在柳青心志迅速升華的這個過程中，有四個關聯性的事件值得重視：一是1951年9月《銅墻鐵壁》的出版，該作迅速進入主流宣傳、評論推介、重印發行的傳播流程，成為第一部為柳青贏得全國性聲譽的長篇，凝合在新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精神觀念的建構之中。這在客觀上進一步強化了柳青作為主流作家的社會角色意識，自然也平增了他追求文學建樹的信念。二是同一月柳青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回顧他在陜北基層學習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的經歷和思想感情發生的重大轉變。在這篇文章中，柳青表達了對改變中國農村社會的期待和他與革命領袖的深刻共鳴，這隱含著他的兩個重要創作取向，即基層取向與對社會變革的關注。柳青還特別表達了對“寫出光芒四射的作品”的創作理解，指出作家需要加強“實際生活、馬列主義和文學修養”等方面的追求。[9]三是當年10月柳青被選入中國青年作家訪蘇代表團赴蘇參觀考察，與蘇聯作家交流，參觀俄蘇文學大師故居、模范工廠和農莊。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實踐所取得的成就，鼓舞了“柳青們”建設新中國的信念和激情，俄蘇文學的偉大作品更激發了“柳青們”的文學夢想。柳青有一張拍攝于托爾斯泰墓前的照片，后來被鑲嵌在鏡框里，一直放在他的家中。柳青崇拜這位最終走向平民生活的俄羅斯文壇巨匠。他也試圖聯系肖洛霍夫，他早已反復閱讀過肖氏的《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這些當代名作。蘇聯之行，柳青不僅看到了變革中的新生活、建設中的新國家，而且找到了自己的榜樣，他決心學習古今中外藝術大師們的道路[10]，深入基層生活扎根人民之中。這一心靈變動的直接結果就是第四個事件，即柳青離開北京舒適圈回到陜西農村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為他后半生計劃寫作的兩部作品做準備。[11]這是創作《創業史》的最初動機。

柳青后來把他關于作家修養的主張概括為他的著名的“三所學校”說，即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12]在回歸基層人民生活的同時，柳青繼續廣泛學習中外哲學、文學名著，汲取經典的思想滋養，研究和揣摩文學大家的創作技巧。在這一點上，柳青和“立志做一地攤文學家”的趙樹理有著明顯不同的自我期許與自我建構。柳青說：“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盵13]這不僅顯露了他內心的認知邏輯，而且也提出了行動律令。作為一名現實主義的革命作家，柳青當然不是唯美主義者，也不是書齋中精致的趣味主義者，他認為作品必須接受歷史和讀者的檢驗，“不在讀者群眾中間考驗，再過五十年就沒有人點頭”[14]。真正的作家之間心靈往往最能相通，對柳青立志創作偉大作品的追求，賈平凹曾有精密的體察：“我前不久又讀了一次《創業史》，感慨頗多。我覺得他在文學上有極大的抱負，他追求寫大作品，才能靜下心來深入生活，他追求寫大作品，才吸收借鑒了那么多先進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技巧，單從他的敘事方法上就能一目了然，那種心理描寫和語言的結構，和同時期作家是不一樣的，他讀過相當多的外國作品，吸收借鑒了很多，而在表現中國的農村生活時，又融合得那么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盵15]

二、作為群眾的“自己人”與生活的“普通人”的人生觀念

在解放區至“十七年”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是文藝原理，而且還是創作的動員令，作家們都把深入群眾生活作為文學創作的必由之路。柳青雖沒有參加文藝座談會，卻是第一個被組織部門下放到基層工作的作家，他帶著“長期在農村做實際工作”的組織介紹信到米脂三鄉，在極為貧困的鄉村里“嘗了有生以來未吃的苦”，他的革命初心也經歷了艱苦環境的考驗。在這里，柳青通過閱讀革命領袖著作，完成了帶有龍場悟道式的自我思想確證：“既然為窮苦人翻身解放我投身了革命，就絕不能半途而廢！想寫作、想學習、想鍛煉自己，這一切都必須在把工作做好之后，而這一切也就包含在工作之中?！盵16]在這個底層思考中，柳青真正找到了契合中國革命實際的理想與現實的結合點，他思想的困惑也就此釋然，情感也因之發生了徹底轉換，從一個鄉村的“局外人”變成了群眾的“自己人”，從一個下基層的“體驗干部”變成了與群眾打成一片的“普通人”：“秋后我的鄉上首先發動減租斗爭，接著全區全縣，鬧得熱火朝天，冬天是如火如荼的群眾性的反奸斗爭。在這些斗爭中我和干部黨員以及積極分子的關系發展了，他們成了我知疼知熱的伙伴，此后我無憂無慮，在生產運動和文教運動中活躍多了。黑夜開完會和眾人睡在一盤炕上，不嫌他們的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我不僅不想延安，而且在縣上開會日子長了，很惦念鄉上的事。我背著鋪蓋走過十字街不臉紅了，拿著農民式的一桿煙鍋走得挺帶勁，沒有人笑話我了?！盵17]三鄉生活成為柳青人生觀念發生重要轉變的新起點。

但這種戰爭環境中形成的觀念，既有著群眾路線的政治內涵，又有著自我認知的人生觀念，隨著革命的成功、環境的改變，柳青也就不能不接受新的考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革命隊伍進城，全新形態的“考驗”也就來臨，這一度成為1950年代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課題，也一度成為柳青準備深入寫作的課題。進城之后，柳青在首都作為干部、作家和編輯，其工作對象、社會身份、辦公場所、交往圈子甚至物質生活也都發生全新變化。柳青對此卻深懷焦慮，回到人民群眾中去的心思日益強烈。他意識到，“只要他時刻考慮自己對勞動人民的責任心，不要把文學事業當做個人事業，不要斷了和勞動人民的聯系，他就有可能不發生停滯和倒退的現象”[18]。但在當時，并不是很多人都有下鄉的熱情；到基層深入生活的作家固然不只柳青一人，但基本都是中短期的，像柳青這樣一竿子插到底，落戶農村進而脫下西裝和農民十多年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作家卻沒有幾個。這顯然不是姿態，也不是一時頭腦發熱，而是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對勞動人民的責任心”，感受到這是參與、推動和書寫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契機，是一種托爾斯泰式的精神啟迪。有學者認為《種谷記》是《創業史》的預演[19]，這個發現提示了柳青前后創作觀念的內在關聯性，甚至顯露了相近的觀察視角。但柳青在這兩個時期的工作角色、生活角色和文學角色并不相同，思想的成色也就有很大的差別。如果說在米脂三鄉是工作使然、職責使然甚至環境使然，那么在長安皇甫村卻是思想使然、信念使然、情感使然。前者可謂是一種自然的生活狀態，后者卻是一種心志決定的圖景。當梁三老漢穿著新棉襖新棉褲，“在黃堡街上暖和而又體面”，“提了一斤豆油，莊嚴地走過莊稼人群。一輩子生活的奴隸，現在終于可以帶著生活主人的神氣了”[20]，我們不能不確信：此時的柳青已經深深地置身于農村的改造發展和人民的憂歡事內。

《創業史》與同時期許多合作化題材作品不同的，正是這個“自己人”的視角和“普通人”的感受。在《創業史》里，從題敘到第二部卷終合作社風波，都是廣大農民艱苦創業、改造農村、改變生活、改變命運、改變世界、創造屬于自己的新生活的奮斗敘事，而不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國現代左翼文學中隨處可見的“外來人”的觀察、對“他者”故事的發現與敘述。在一些曾被視為合作化題材的代表性作品中，《創業史》有著完全不同的旨意：貫穿于趙樹理《三里灣》和周立波《山鄉巨變》的是合作化政策的貫徹和執行，是基層干部的政策意識和農村先進分子的帶頭作用在推動農業合作化的進展，是這個進展所引發的各種矛盾沖突，是這些矛盾沖突的妥善解決和工作的勝利，是一篇篇情節綿長的新聞報道或者說書人講述的他鄉故事。《創業史》展現的卻是“自己的”故事，是作家親自參與的這場社會變革的具體發生過程，是人民在這場變革中的心理狀態、思想狀態和情感狀態，是通過人民的生產生活、家里家外、會上會下而記述的鄉村事件的變化和人民心理情感的起伏，是一部人民的勞動史、創造史、心靈史和精神史，更是一部農村基層社會變革的內部性文本。

這個文本沒有聞捷詩篇中清純歡快的情調，也缺乏楊朔散文的詩情畫意，面對百廢待興的家國，面對千百年來在這黃土地上匍匐耕作的父老鄉親，柳青廁身其間，并不輕松，他深知他所參與的社會變革和他所書寫的社會變革，都是民族國家現代變遷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他投身革命的心志所在，因此他不能不懷有特別的情感，寄予特別的期待。他看到了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對黨和國家的信賴，也看到了他們在社會急劇變革面前的忐忑、分化、焦慮和不安；他看到了建設新社會、新生活的艱難，看到了基層干部們的奮斗奉獻，也看到了其中還存在的不同姿態。這一切都匯成了“創業”視角下一幅幅當代農村社會演進的生活圖景和心靈圖景。郜元寶教授從《創業史》中農民的“語言”變化中發現了作家的這一“過程”意識：“柳青充分意識到農民學習新語言時是多么步履維艱，因此他很有分寸地表現著農民思想的細微進步以及語言‘水平’的微妙變化。他深知這絕非一蹴而就的突變，而只能是一個積少成多的漸變過程。”[21] 這些“過程”通過一個個具體的場景、細節，形成作品獨特而富有含義的內部視景。

在這些內部視景的背后，柳青實際完成了兩重敘事轉換：一是空間維度的敘事轉換，即把國家的政策敘事轉化為人民自身的創業敘事，轉化為鄉村日常生活故事。雖然時代氣息、政策話語、制度思維同樣流貫在《創業史》的字里行間，但它們不再只是外來的標簽，不是外部觀念的嵌入者，而是農村社會和生活的本體內涵，是農村社會在新時代的脈動和呼吸；二是時間維度的敘事轉換，即把農村改造的當下敘事轉化為社會變遷的歷史敘事，將家家戶戶的代際奮斗，蛤蟆灘的今昔之變，以及作為文本背景的城鄉建設，都轉化為具有時間跨度的變遷敘事。在這個轉換中，《創業史》也就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局限，成就了史詩畫卷，而創作主體也就從農村生活的“自己人”“普通人”回歸到時代的記錄者、人民的代言人上。

這樣富有張力的文本無疑需要精心地建構，需要充盈的生活和精湛的藝術，需要一種不受外部因素影響的觀察和思想的定力。柳青無疑具有這樣的素質，在《創業史》第一卷出版問世、名滿天下之際，柳青實際上面臨著人生的第三次考驗。面對潮水一般涌來的榮譽和褒獎宣傳，柳青始終保持了警惕[22]，沒有踏著已經伸過來的能讓他離開皇甫成為城市新貴的梯子。他選擇“永遠不脫離勞動人民，不脫離社會實踐，寫自己的感受，不向壁虛構”[23]，“一生都要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永遠保持一個普通人的感覺”[24]。柳青這些素樸質直的心志話語隱喻著他所認知的文學經驗，同時也足以詮釋他的信守和《創業史》未能終卷的全部原因。在這一點上，柳青以人民為本位的人生觀與文學觀，也就完成了歷史合題。

三、“領導干部”與“革命作家”的雙重身份意識

在現代革命事業中，革命作家就是黨的政治工作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柳青是行政十級，屬于高級干部系列。他扎根基層生活，融入群眾之中，過普通人的生活，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就放棄了作為一名領導干部和一名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覺，相反，柳青恰恰對此具有更清醒的自覺。這種自覺不是一種世俗的資歷與科層意識，而是比普通干部與一般文學工作者具有更高的政治、人生與文學的要求。

關于落戶皇甫村，柳青曾經談及說：“這次由北京回來時，有人叫我到東北去。說那里條件好。但是我想：西北條件雖差，但我們是寫人們的生活、思想，這又有何妨？況且西北多民族的生活，是多么的豐富多彩。西北艱苦，是改造思想的有利條件，越是艱苦的地方，鍛煉出來的干部也就越強。最有希望的人是能克服困難、戰勝困難、闖過難關的人！”[25]柳青在西安的熟人圈子甚至有這樣的感受：“柳青扎根皇甫14年，深入農民，關心農民，熱愛農民，與其說是作家，不如說他更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工作干部”[26]；“在長安縣，他和農民群眾一起生活，一起變革現實，他為長安縣的互助合作化運動作出自己特殊的貢獻。”[27]柳青這種嚴格的工作自律和角色意識，同樣也體現在他對文學創作的要求上。在現代革命文學傳統中，文學都是服務于社會的，作家的創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為現實生活斗爭服務的，柳青同樣有著這樣的愿望，他把生活經驗變成作品，以文學的形式傳播到全國，以期發揮更大的指導作用。[28]文藝理論家林默涵對此曾做出極為剴切的評論：“柳青是一個作家，但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他不但要立志用自己的作品來推動生活的前進，而且直接參與了改造生活的斗爭，但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干預生活’。他關心人民的利益勝于關心自己的創作，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他自己參加創造的生活?！盵29]

林默涵的知人之論，深刻地詮釋了柳青雙重身份意識對其文學創作、特別是對《創業史》文本生成的影響，尤其是那些相關的特殊的文本意涵和敘事策略，都可以說是其雙重身份意識的產物。那么，柳青究竟要推動什么樣的工作與生活？或者說他希望達成何種工作目標？《創業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縣委副書記楊國華的一段話，表達了革命者的思想動機：“需要我們大膽而又謹慎，做幾十年實際工作，來改變中國的整個政治、經濟結構?！盵30]這固然是鄉村社會治理主體對時代主題的積極回應，也是一種遠大理想、崇高情懷的“日常實用”，它同時仍然是現代革命群體理想的當代呈現，也正是柳青所要表達的新的使命自覺。在這一思路下，我們看到雙重身份意識塑造了《創業史》與眾不同的敘事重心以及文本的復調形態。

歷來論者幾乎都是從重大題材的視角，來闡述《創業史》的文學史意義。進入21世紀以后，韓毓海教授添加了“現代”的價值維度，他認為《創業史》恰恰是因為抓住了或者表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國家所推進的全面改造“這一根本性變革，才成為一部具有現代標志性的作品”[31]。這提升了對《創業史》的價值判斷，但仍然隱含了從國家（政治）到文學的價值認定邏輯，以及一種隱含的題材決定論?！秳摌I史》寫重大題材，只能視為革命作家的宏大關懷的產物，關鍵還要看他如何確定自己的敘事重心，如何建立獨特的文本世界。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柳青把制度的變革及其行動主體——農民的心態與行動作為敘事重心的策略。趙樹理《三里灣》選擇的是以先進人物帶動作為敘事策略，周立波《山鄉巨變》選擇的是領導干部引領的敘事策略，二者都可以視為具體工作策略的視角。但以制度興變及其行動主體（農民）作為敘事重心，卻是更為直接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論，是根本上的唯物論和群眾史觀。柳青坦言《創業史》“就是寫這個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的”，他把所有制變革與農村社會秩序、倫理道德、思想觀念的重建都置于一個進步的敘事框架——“寫社會主義思想如何戰勝資本主義自發思想，集體所有制如何戰勝個體所有制、農民的小私有制”[32]，從而形塑農民作為全新的社會主體的意義。蛤蟆灘人民獲得政治、物質和精神的解放，他們開創了屬于自己的新生活，主導著農村社會的改造和發展，成為精神煥然一新的社會新人。柳青《創業史》的深刻性在于以人民為本位，卻沒有“人民崇拜”意識，他沒有抽象化、概念化地理解人民，而是具體地、歷史地理解人民。《創業史》的文本形成了一個復調結構：一方面，“蛤蟆灘過去沒有影響的人有影響了，過去有影響的人沒有影響了。舊的讓位了，新的占領了歷史舞臺”[33]；另一方面，那些舊的人物如代表主任郭振山、郭世富、富農姚士杰、痞子白占魁等，甚至不夠積極的老農民梁三老漢、王二直杠、年輕婦女改霞、素芳等一干人物，又活動在字里行間揮之不去，他們接受農村社會變革的洗禮，最后都成為新集體的有機分子，他們雖不是時代的主流，但并不外在于時代，他們的人生軌跡和故事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創業史》對農村社會治理主體的精彩描寫和富有深度的探索，是柳青的雙重身份意識的又一重要結晶。久在農村基層管理崗位上，柳青看到了農村改造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基層社會治理主體——基層領導干部，他們不僅是國家政策的執行者，也是農村工作的決策者，他們的政治覺悟、理論水平、工作作風和實際能力，實際上決定著農村改造發展事業的成敗。程凱研究了柳青的創作動機，他提出，“柳青的人物塑造、情節構造很大程度上滲透著他作為一個深度參與合作化運動的政治工作者對于合作化運動需要什么樣的人的理解，需要什么樣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解”[34]。這是一個很敏銳的發現，揭示了柳青精心刻畫農村基層干部群像的思想底蘊。在柳青看來，真正的進步作家“他們的光榮任務是努力通過盡可能生動、 盡可能美好、盡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經過社會實踐獲得的知識和理想傳達給人民，幫助人民和祖國達到更高的境界”[35]。柳青以自己的閱歷，看到了在農村改造發展中領導干部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一些領導干部的素質作風與偉大事業之間的距離。因此，他首先塑造了一批優秀的農村基層干部，包括縣委副書記楊國華、農業互助合作化帶頭人梁生寶、黃堡區委書記王佐民、縣團委副書記王亞梅、農業技術員韓培生等，他們心懷群眾，嚴于律己，忘我工作，從實際出發，尊重群眾的歷史主體性，重視群眾的利益與訴求，善于傾聽群眾的心聲，樂于和群眾打成一片，他們是人民的真正的“自己人”“代言人”和“引路人”；同時，作品還刻畫了一批需要改變和提高的干部，包括縣委書記陶寬、下堡鄉鄉長樊富泰、縣委農村工作部干事魏奮、下堡村代表主任郭振山等，他們有更多個人的考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主觀片面，獨斷專行，甚至要求群眾要有感恩思想，他們是革命事業進程中正在滋長的官僚主義典型。兩組對照性很強的領導干部群體形象的刻畫，是柳青觀察和思考的結果，體現了作家以文學來輔翼干部教育工作的良苦用心。

解放戰爭時期，柳青從東北返回陜西途經冀東，發現一個地方土改發生偏差，一個只有四十八戶人家的村子定出四十五六家地主富農，柳青發現問題當即和地方聯系，參加土改糾偏工作，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最后這個村子只有兩戶定為地主，此后在激烈的軍事斗爭中，這個村子沒有一戶投向國民黨。[36]這段經歷并不見于柳青自己的著作，但從中可以清晰地看見柳青所固有的作為領導干部和革命作家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事實上，對政策適應性的思考和反饋，一直是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的一個頗為重要的思想內涵。特殊的經歷和身份，決定了柳青、丁玲、趙樹理、孫犁等這些資深革命作家和領導干部，有著強烈的立法人意識。一方面，他們深入實際，參與或領導基層工作，推動黨和國家政策的貫徹和實施；另一方面，他們還是基層工作情況的采集者、報送人，甚至還是基層工作的糾偏人，他們的作品往往與他們的工作一樣，有著同樣的底蘊和作用。[37]柳青敏銳地感覺到合作化推進過快的局限，《創業史》文本中關于初級社建社過程中的曲折磨合，寓含著當時對“小腳女人”的批判所掀起合作化高潮的躍進行動帶來的不適。他沒有簡單地化約政策視野下的問題和矛盾，甚至自覺地調整原來的創作計劃——最初計劃寫出農業合作化的全部過程，但在經歷“大躍進”的失敗之后，柳青堅決放棄了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寫作構思，后來把高級社時期的寫作也放棄了，收縮到初級社為止。柳青的抉擇，表現出一名領導干部和革命作家面對復雜現實問題時所應有的原則性以及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的精神。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到，柳青的雙重身份意識實質上是一種更高的使命意識和崗位意識。對照之下，浩然及其《艷陽天》的局限性就非常明顯。

四、“人”“文”合一及獨創性的藝境追求

柳青的文學理想、人生觀念和身份意識，都指向一種崇高的文學人生境界。他自覺將自己的文學生命融入國家與人民的整體事業當中，個人與社會、文學與人生合二為一，形成一種渾然一體的行動理念。柳青說：“要想寫出一部好的作品，創造出偉大、崇高的人物形象，作者自己的思想就必須是崇高的。沒有崇高的思想，要創造出偉大、崇高的人物形象，創作出好的作品，那是不可能的?！盵38]“人”“文”合一的文學理念，也是很多革命作家共同的品質，甚至可以說是革命作家的群體特征，但在“人”與“文”這兩個具體方面的建構品質并不一樣，二者之間能否和諧統一也有差異，能否轉化為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的文學創作，還要依賴于作家對文學獨創性的追求，或者說，只有在文學的獨創性追求中才能完成“人”“文”合一，才能更好地呈現作家的心志。

柳青對文學的獨創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文學的獨創性來源于獨創精神。在高度強調集體意識的革命語境中，柳青是較少的主張作家要有獨創精神的人：“一定要培養獨創精神。從一開始就培養這種精神。面對一種題材，反復地研究，創造出你自己處理這種題材的方法”；“作家要使讀者信服的，首先是實事求是的精神。”[39]他認為作家應當盡一切力量，把自己的特點認識清楚，盡力把它發揮出來，形成獨特的文學個性。[40]他批評那些平庸的創作、虛構編造的作品，認為那是一種沉重的負擔，讓人感到厭倦。[41]這種把文學的獨創性與思想上的獨立思考、工作中的實事求是精神、創作中的個性追求統一起來的思想，顯示出他對文學規律的深入洞察，也透露了他自己的行動理念?！秳摌I史》第一部問世后，嚴家炎先生對作品的獨創性進行了精細地剖析。[42]這些富有睿見卓識的分析，相對集中于作品的文本內涵的透視方面。本文想進一步討論幾個與《創業史》主題建構、認知路徑和人物呈現相關的方法論方面的問題，以期拓展對柳青文學行動理念和獨創性的認知。

“十七年”文學強調對時代本質的把握，把握的方式并沒有定規定則，但能夠像《創業史》這樣把本質性把握和整體性把握統一起來的作品卻非常少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到十年時間，農村社會相繼完成土改、互助合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一系列重大變革，這一時期文學充滿了對社會急劇變革的書寫，力圖抓住重大主題的作家不乏其人，但絕大多數都是集中于某一運動、某一政策或者某一階段，后來的文學史研究普遍認為其中圖解居多，能夠真正把握時代本質的寥寥無幾，能夠把握這一時期社會變遷整體的唯有《創業史》。那么柳青是如何完成本質性和整體性把握的呢？這就不能不注意在“十七年”作家中，柳青在時代意識之外所獨有的歷史意識和問題意識。在寫合作化的作品中，柳青是唯一帶著問題來思考和寫作的：“《創業史》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么樣進行的。”[43]這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既是本質追問，又是歷史自覺，只有抓住本質、把握整體才能做出回答。在柳青的思考中，這個本質就是社會制度，“我寫這本書就是寫這個制度的新生活”[44]；這個整體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社會的整體生活，特別是農村社會的整體風貌：新的社會組織、新的勞動形態、新的日常生活、新的人生觀念、新的社會關系、新的思想感情、新的社會人物，以及在此之前的歷史狀態、在此之后通往的未來。因此，這是一個極為豐富而宏闊的社會生活整體，時代本質的巨大變化既呈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又顯示為一條整體的改造與進步的主線。作品的結構有一種空間與時間的開放性和延伸性，向前可以看到土改以及民國時期的情況，向后也可以窺測“大躍進”的端倪，向上可以看到政策制定者的思慮和引領，向下可以看到蕓蕓眾生的激情與奔赴。所以，洪子誠先生說柳青“具有更大的概括‘時代精神’和‘歷史本質’的雄心”[45]，一些研究者則認為《創業史》“氣勢最為壯闊，命題最為深遠”[46]。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創業史》具有同一時期其他作品所沒有的時代品質、國家氣象，而不僅僅是鄉土氣息。

此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認知路徑。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經濟是最根本的決定因素。隨著生活閱歷的加厚和馬克思主義素養的不斷提升，《創業史》時期的柳青已經揚棄了《種谷記》時期從政策來理解與判斷社會生活的缺陷[47]，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知路線有著極為深刻的體認，他從當代農村的經濟事實（經濟貧困及其帶來的精神貧困）而不是從階級矛盾沖突的角度，來揭示農村改造發展的必要性和艱巨性。作家通過對農民衣食住行的描寫，正面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村的貧困與落后：蛤蟆灘大多數農民居所破敗，長期缺衣少食，生產效率低下，醫療衛生嚴重匱乏，文化和科技幾為空白。作家在描寫農民的善良、勤勞、節儉、堅韌等美好人性的同時，也透視了他們精神世界的惰性與貧困。有研究者在對那些“中間人物”的人生命運的再現與性格發掘中，看到了作家實際上仍然保持了一種經濟的視角，并把它概括為中間人物的中間性“基本上都是圍繞‘物質'展開的”[48]。由于時代語境的轉換，這樣的文本在當時極為少見。柳青以資深革命者的使命感和責任心，遵循歷史唯物主義認知路線，直視農民的經濟貧困是精神貧困的根源，精神的貧困同樣是現代化的重要障礙，同樣是農村社會改造的重要內涵。作品因而客觀呈現與闡釋了當時農村的狀況、關系和結構：蛤蟆灘窮得連一個地主都沒有（因為貧窮，財富無法集中）；蛤蟆灘的，貧苦農民相濡以沫，在互助合作化道路上有分歧有沖突，但都是鄉場上的“風波”，一些思想不通的或者搖擺的農民把合欄的牛拉回去了，甚至不顧恤畜力坐合作社的馬車回家……熱愛集體有奉獻精神的新人梁生寶、老萬們在反貧困、創造新生活的艱苦奮斗中成長。一些學者甚至注意到，柳青已經意識到階級的“可上可下的流動性”[49]；“大量不同政治光譜的農民形象”“大量非常現實主義的鄉村描寫”，“給我們保留了一份文學版的50年代中國農村實錄”。[50]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認知的結晶，是《創業史》能夠超越同質化從而形成獨創性的根本原因。

重新定位和書寫農村人物，是《創業史》獨創性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展開。柳青多次談到反對向壁虛構，他始終把生活視為作家的第一所學校，只有生活的修養到家了，才能進行文學創作。柳青長期的農村基層生活經歷，給予他對農村社會的深刻理解和深沉感受，《創業史》因而能夠突破當時階級斗爭論、矛盾沖突論帶來的認識壁壘和創作范式，堅持從生活的本來面目出發，來書寫農村社會、形繪本色人物，完成對農村人物的重新定位。這個重新定位既是群體性的，又是個體性的，都有著真實的活躍的生命生活狀態。《創業史》的農村新人群體、干部群體、女性群體、落后群體各有經歷，也各有個性，各有期待，柳青的卓越之處在于，在這些個性化的多樣性的存在背后，發現并展現了他們普遍的強烈的心靈愿景，這就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衣食住行和居家日用方面的滿足感和幸福感。這不僅是農村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現實理據，而且也是農村改造變革之路上能夠化解矛盾、統一分歧、殊途同歸的根本原因。在《創業史》問世之前，不少作家創作了一些重大現實題材作品，但不免常常懷揣不切實際的宏大話語，把生活在黃土地上的農民想象成不食人間煙火的理論家，又常常帶著戰爭年代的斗爭思維，把諸多農村人物定位在子虛烏有的思想認識分歧與階級沖突之中，因而不僅超越了普通農民的生活環境與知識狀況，也違背了客觀真實，形成了一種文學偏見。堅持寫生活的柳青果斷地、堅決地拉回了文學的視線，將其拉回到日常生活，重新定位了農村社會和農村人物。正是因為作品精確地抓住了當代中國農民精神的最大公約數——也是當代中國社會最大的發展主題，因而《創業史》能夠把簡單樸實的創業故事寫得令人心潮澎湃，把每一個無奇可述的普通人生都能寫得搖曳多姿，直到今天還能激起讀者心中的漣漪。

此外，《創業史》的結構和布局也是非常獨特的。柳青原計劃把《創業史》寫成四部，這一體式構思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一致?！秳摌I史》的開篇“題敘”落筆也幾乎和《靜靜的頓河》一樣，以宏闊的視野、粗獷的筆法刷開歷史與現實的空間，頗具史詩氣魄，可見柳青學習借鑒的深入與踵武前賢的心思。作品選擇的篇章結構也完全不同于當時文壇常見的線性敘述體的直觀模式，而是以人物、場景為中心，每一章以人物為中心，心理描寫與故事敘述交叉進行，整體事件情節又前后關聯承續，形成了“十七年”文學中非常獨特的結構布局。在具體的人物塑造上，追求多樣化個性的塑造，追求對人物心理再現的深度，講求人物的性格邏輯及其語言特征，重視典型細節的精心刻畫。這些獨創性的追求及其形成的美學效果，在“十七年”文學中也是相當少見的。

柳青追求創造偉大文學作品的夢想，堅持做群眾的自己人和生活的普通人，堅持更高的使命感和崗位意識，堅持人文合一和獨創性的藝境追求，無疑是《創業史》得以誕生的內在根源。柳青的心志，顯示出一種極為難得的強大的文學主體性。在柳青身上，我們看到作家的主體精神、革命者的人民情懷與革命事業的有機統一。這種特定的精神追求和文學理想，是“十七年”作家和文學重要的特殊性或者說特質之一，《創業史》也無疑是給“十七年”的社會歷史和精神生產增添重要內涵和品質的文學創造。但是無論柳青多么自覺真誠地追求創作偉大作品，追求獨創的超凡的文學表達能力，追求創造一種能夠媲美他所景仰的托爾斯泰或者肖洛霍夫的文學敘事與長篇建構，他都難以超克時代的知識狀況及作家自身固有的局限[51]，也就難以形成更為寬闊的世界性思想視野。他的某些囿于時勢的自覺不自覺的修改，雖然無關宏雅，但仍然體現了一種時代滄桑和大眾精神實踐?！拔膶W柳青”與“政治柳青”[52]成為一種當代合題，呈現的是理想時代的深厚激情和崇高追求，當學者們從這里解讀柳青和《創業史》，“十七年”文學的整體性品質和作家的群體追求也就成為一種帶有強烈的時代精神氣質的存在，而那些深蘊其中的曾經為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所提供的動力與探索的激情、那些重大的獨創性追求和文學突破可能也就難以發現。重觀柳青心志，我們恰恰能夠發現那些被長期忽略甚至誤讀的極為重要的歷史與精神存在，那些至今還可以給予我們豐富而深刻啟示的重要思想、觀念和方法。

《創業史》沒有寫出合作化運動的終局圖景，也沒有展開互助合作化運動之外的更為廣闊的時代空間，局部上對一些煩瑣細節的執著，導致了小說的美學空間還不夠遼遠深廣，但它仍在我們的文學期待之中，為我們提供了合理判斷與原初記憶，仍然是當代不可多得的文學精品。陳忠實說：“我們起碼可以看到，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柳青如何以超凡出眾之思想深度和藝術功力，完成了一次藝術高峰的創造。這是同代人努力在做而沒有做到的，柳青做到了?！盵53]理解《創業史》，也即是理解柳青，人與文學的合轍分析也就成為一種必然路徑，通過這條路徑我們不僅可以更真切觀察柳青的行動和思想，還可以更深入發現一個時代所曾有過的重要經驗。

注釋：

[1][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李康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頁。

[2]本處所指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柳青文集》四卷本。另有1991年5月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柳青文集》上、下兩卷本，該版印數較少，學界很少關注。

[3]唐小兵：《我們怎樣想象歷史（代導言）》，《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頁。

[4]柳青在初中的時候就開始閱讀當時外國人在中國辦的英文報刊《字林西報》，閱讀大量的包括俄蘇文學在內的翻譯文學名著和新文學作品，后來又以優異成績考入西安中學，仍然保持著對文學的癡迷。他作為學生中的活躍人物，發表作品，主持救亡刊物的編輯工作，顯示出與眾不同的才干。但柳青晚年對女兒劉可風說：“論文學才能，我是個中等材料，全靠自己認真生活，刻苦學習和創作才寫出這點東西?！眳⒁妱⒖娠L：《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69頁。

[5]參見劉雪葦：《讀種谷記》，《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光華書店1948年版。

[6]柳青：《〈地雷〉再版前記》，轉引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山東大學中文系1979年編印，第77頁。

[7]《種谷記座談會》，《小說》1950年第3期。

[8][16][24][36]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頁、61頁、226頁、92—93頁。

[9][18]柳青：《毛澤東思想教育著我》，《人民日報》1951年9月10日。

[10]柳青：《美學筆記》，《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頁。與柳青關系密切的編輯王維玲也談到柳青對古今中外文學大師的景仰，參見王維玲：《歲月傳真——我和當代作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

[11]當時柳青與作家馬加交談時談到后半生計劃寫兩部作品，一部是即將開始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一部是關于剛剛過去的戰爭。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頁。

[12][32][33][44]柳青：《在陜西省出版局召開的業余作者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延河》1979年第6期。

[13][39]柳青：《生活是創作的基礎——在延河編輯部召開的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錄音）》，《延河》1978年5月號。

[14]閻綱：《四訪柳青》，《當代》1979年第2期。

[15]賈平凹：《學習柳青》，《文藝報》2019年12月30日。

[17]柳青：《轉彎路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版，第417—418頁。

[19]吳進：《柳青與革命文體的生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7期。

[20]柳青：《創業史》（第一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21年版，第482、483頁。

[21]郜元寶：《千古一哭有素芳——讀〈創業史〉札記》，《文藝爭鳴》2018年第8期。

[22]柳青定出一個“三不”政策——不接受采訪、不拍照、不做經驗介紹。參見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頁。

[23]柳青：《三愿》，《陜西日報》1961年7月3日。

[25]張定亞、程思炎：《典型勵我赴征程——記柳青在五十年代初的兩次談話》，人文雜志編輯部、陜西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合編：《柳青紀念文集》（人文雜志叢刊第1輯），陜西省新華書店1983年發行，第106—107頁。

[26]孟維剛 ：《神禾原畔憶柳青》，周敏主編、政協陜西省 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陜西文史資料》（第 34 輯）， 三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39 頁。

[27]李若冰：《柳青是個大寫的人》，人文雜志編輯部、陜西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合編：《柳青紀念文集》（人文雜志叢刊第1輯），陜西省新華書店1983年發行，第10頁。

[28]《創業史》問世后，就有不少人認為是“農村工作指南”。圖書付印前，柳青提議出兩種版本，“為農村干部著想，一種小32開本，定價低，也便于攜帶”。見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頁。閻綱的文章寫道：“據我所知，不少有文化的農村干部，把《創業史》當成了他們的工作手冊，尤其是在陜西。他們在《創業史》里學習黨的農村政策，學習公道、積極、實干苦干的精神，學習怎樣耐心地、細致地、實事求是地對農民進行教育的方法?！眳⒁婇惥V：《四訪柳青》，《當代》1979年第2期。

[29]林默涵 ：《憶柳青同志》，周敏主編、政協陜西省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 ：《陜西文史資料》（第 34 輯），三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9 頁。

[30]柳青：《創業史》（第二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21年版，第633頁。

[31]韓毓海：《春風到處說柳青——再讀〈創業史〉》，《天涯》2007年第3期。

[34]程凱發言，收入《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研究》一文，《開放時代》2017年第5期。

[35]蒙萬夫等編：《柳青寫作生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頁。

[37]鄭納新：《社會變革重建中的他者與內部性問題——論〈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李子俊女人形象》，《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

[38]轉引自張定亞、程思炎：《典型勵我赴征程——記柳青在五十年代初的兩次談話》，人文雜志編輯部、陜西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合編：《柳青紀念文集》（人文雜志叢刊第1輯），陜西省新華書店1983年發行，第100頁。

[40]參見李專一、榮一嵐：《憶柳青關于風格與人品的一次談話》，人文雜志編輯部、陜西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合編：《柳青紀念文集》（人文雜志叢刊第1輯），陜西省新華書店1983年發行，第110頁。

[41]王維玲：《拾憶集》，中國青年出版社2021年版，第142頁。

[42]《創業史》第一部問世后嚴家炎先生發表4篇文章對該作進行分析和評論，分別是：《〈創業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1年第3期；《談〈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的形象》，《文學評論》1961年第3期；《關于梁生寶形象》，《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梁生寶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創造問題》，《文學評論》1964年第4期。

[43]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1963年第8期。

[45]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頁。

[46]周燕芬、楊東霞：《〈創業史〉:復雜、深厚的文本》，《西安聯合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47]參見羅琳：《互助合作實踐的理想建構 柳青小說〈種谷記〉的社會學解讀》，《社會》2013年第6期。

[48]李蓉：《“十七年文學”（1949-1966）的身體闡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頁。

[49]解志熙：《一卷難忘唯此書——〈創業史〉第一部敘事的真善美問題》，《文藝爭鳴》2018年第4期。

[50]許子東：《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版，第454頁。

[51]柳青晚年與林默涵相見都感嘆“我們讀的書太少太少”。參見邢小利：《柳青晚年的讀書與反思》，午埂、邢小利、董穎夫編：《柳青研究文集》，西安出版社2016年版，第338頁。

[52]參見趙學勇、王桂祿：《經典的剝蝕：“柳青現象”的文學史敘事及反思》，《當代文壇》2011年第4期。

[53]陳忠實：《柳青創造了一個高峰》，《陳忠實文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