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蘇州市檔案館查閱相關材料過程中，偶然發現一封郭沫若致丁山的信函，檔案號為I05-1-0209，信件正文401字，約為兩頁A4紙大小，保存完好，墨跡清晰，行草筆跡，飄逸瀟灑，但識讀起來有一定困難。核對2017年出版的五卷本《郭沫若年譜長編（1892—1978）》以及其他資料，不見記載，確為佚信無疑。信件原文照錄如下：

山甫先生：

你的長信，我接讀了。同時把“通史簡編批判”也揀讀了一遍。你的篤摯精神，我異常敬服。批判已遵令送達范先生并將大函也一并送了去，以供參考。茲得范先生復函，對于大作，深表感謝。并欲將直函左右，望得更多批判。范函附上一閱，想亦兄所樂睹也。范先生，弟此次來平，能得相識，為人極通達而有操守，確是一難遇之通人也。鼎革之際，萬事須從新整頓，時有不能盡愜人意之處。在所不免。望兄持之以毅力，若有所見所感，時時向負責者陳說，當改者必能即改，弟可保證也。日前董必武先生亦言及兄，言兄曾與于力先生通信，有所陳述，囑弟代為致意。今后國事即是吾輩分內事，望共同奮勉。期以五年歲月，使之走上軌道。兄當不以為太迂緩否？倘能更加迅速，自是慶事。(弋卩)[①]卣，弟已見其一器，覺可疑。以卣蓋與器底均有亞形貘字銘，而成文之長銘則在器之外底，與內銘不相屬。古器中無此先例， 殆妄人所為。余二卣必同此情形。飭注謹告，順致敬禮。

弟郭沫若頓首 六、廿二、

山甫是史學家丁山的字。丁山（1901——1952）是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治甲骨金文、古文字、考古、中國古代神話等學問，治學廣泛，勤勉刻苦，后因生活艱苦、積勞成疾于1952年病逝青島，時人形容“生前窘乏，逝后蕭條”。據顧頡剛讀書筆記所寫詞條“丁山事跡”以及丁山的學生兼助手劉敦愿《回憶丁山先生》一文介紹，丁山籍貫安徽和縣，三歲喪父，早歲家貧，后投靠北京的親戚趙鳳喈，得為北京大學的旁聽生，后為沈兼士賞識，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國學門攻讀，“精心治學，寫作甚多”。后在中央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大學、暨南大學等多所大學擔任教職，所開課程有文字學、音韻學、校讎學、尚書學、中國沿革地理、中國史學史等二十多門課程，但其性情“傲上而親下，故不能久其職”，曾被考古學家李濟譏刺為“旅行教授”。丁山1949年之后任教山東大學。丁山本人的性格按照他給顧頡剛的信中所言，“弟以愚贛，處世鈍椎，所能終始見庇者，惟兄而已”。從丁山的日記以及詩詞作品看得出他是一位傲骨嶙峋、不隨時浮沉、性情耿直的讀書種子。這一點筆者在2019年3月7日與丁山之子女（八十高齡的丁敬女士、丁洹先生）訪問中亦可得此印象。

郭沫若與丁山的交誼主要因其學術探討而建立。除了這封回函外，郭沫若還寫過其他信件給丁山。如1949年6月26日郭沫若致丁山談及將丁山列名新成立的新史學研究會發起人。丁山去世后，郭沫若給丁山學生劉敦愿去信談其遺稿出版問題。應該說在丁山著作出版問題上，郭沫若是出過力的。

信件開頭所談是丁山所寫關于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的批判問題，此書初版于1941年至1942年，后來不斷重版，影響巨大。丁山此文目前還未查到，疑其并未發表，據其1947年10月10日日記，“完成中國通史簡編之批判”。丁山給郭沫若的這封長信亦未發現，筆者就此咨詢丁洹先生，丁洹先生答復如下：“（父親）寫給別人的信極少，基本上沒留原稿，寫給父親的最后一個學生，他的兒子把丁山信的復印件發給我約有十封。寫給顧頡剛的，她女兒把復印件發給我四十封，共七十二頁。家中留下別人寫給父親的信，早期的信放在安徽老家，（文革中農村破四舊給燒掉了）后來我知道這件事己無法挽回了（其實家中留的魯迅給丁山的信，應該算是保護神了，文革中開始就提到魯迅是文化革命旗手）。約1934年以后的信在抗日戰爭逃難反復搬家損失了大部分，剩下不多的信留在蘇州母親老家，文革中抄家基本上損失了，抄家之后我回到蘇州，在滿地亂七八糟的地方撿到兩封郭沫苦的信，兩封顧頡剛的信，另外幾封不知道名字的信。我家損失很大，以后我發幾封信復印件給您看。”[②]這實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此信最重要的部分應該是，“鼎革之際，萬事須從新整頓，時有不能盡愜人意之處。在所不免。望兄持之以毅力，若有所見所感，時時向負責者陳說，當改者必能即改，弟可保證也。”這段話。郭沫若以朋友身份婉言陳說須改變方向以適應新時代要求，但郭沫若說得比較含蓄，具體所指為何，筆者結合《丁山日記》以及其他相關資料，略作解釋如下:

第一，郭沫若與丁山是學術朋友，所指首先應該是史學研究路徑的變化。

大體而言，郭沫若意思是丁山應以馬列主義唯物史觀作為今后學術研究的新范式，學術要為政治服務。這在丁山遺存的書信中都有提及。丁山在1951年1月9日給助手劉敦愿信中言道，“我的身體不容許我實踐馬列主義的繁重工作，但誓以余年為馬列主義思想而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完成一部唯物史觀的商周史初稿，就算是不負人民養育之恩。”[③]思想改造后丁山覺得，“馬列思想原理之書深信唯物史觀實為人類文化發展之鐵律。”[④]后來劉敦愿寫文章回憶說，“1949年6月2日，丁山先生在山東大學迎來了青島的解放，他為新時代的來臨歡欣鼓舞，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初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后，就聯系中國歷史的實際，寫了《姓與氏》……”[⑤]。但是據山東大學檔案館藏內部材料披露，有學生王某1951年10月13日記錄丁山上課內容，他對唯物史觀的反映并非平順，實際是有想法的，“度量衡是歷史學的基本最基本的東西……唯物史觀，你們這也不知道成嗎。那只有去學社會發展史空空洞洞的理論了。……我告訴你們，歷史學問題，這不是你們能知道的問題，你們滿腦子都是社會發展史問題，將來你們出去，那一套是賣不出去的。”[⑥]讓一個學者去改變多年研究形成的積習與路徑恐怕并非易事。

第二，郭沫若告訴丁山新社會百廢待興，看到若何現象，應即向組織言明，組織上“當改者必能即改”。

丁山的性情若果用一個字概括——“真”——庶幾近之。嫉惡如仇、眼睛里容不得雜質的真性情使得丁山看到或聽到不平不好之事，一定會有所表露。這在丁山的私人書信和舊體詩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具體表現就是譏刺。如他在1950年6月26日所寫的若干首絕句，其中兩首為：“汪汪喔喔生高樓，好為信陵盜白裘。昨日身猶似射虎，居然今日掛羊頭。”“虎冕蝦裾妙入時，奉承幾句鼓兒詞。哥兒拍手姐兒笑，一部膏旨即大師。”1950年4月所作詩《戲詠》：“一陣寒流一陣霧，三月青州不見青。聞道餓殍滿溝壑，五都歌舞慶升平。”[⑦]丁山具體寫詩的心理背景似不可考，但這些詩的表意已經很明確，讓人很容易聯想到另一位史學家陳寅恪的詩作。丁山常常流露憂生之嗟，一是生活困窘，二是認為他人對自己打壓中傷。日記記載他與同事關系似頗不睦，加之出生貧苦，使得他觀人察世總以眼見為實。因此他所希望一是國家太平，一是人人得有飯吃，而執教山大，工資之低，現狀難改，提到調整工資水平，丁山放言：“吃得腦滿腸肥月有存款的金剛之流卻說‘農人生活比我們更苦’，如此政論，何嘗不高且妙乎！然而金剛獨肥眾生皆瘦，則有目共睹之事實也。為政不在多言，但為實際工作”[⑧]，但他在書信里仍然肯定新政權執政的實績，這充分說明丁山有一說一敢直言的讀書人。如若這樣的字句有人向組織匯報了，不知會產生怎樣的后果。據丁洹先生告知，父親丁山在山大遭人排擠，過得并不順遂。郭沫若是非常了解老友性格才出此言語，這從書信縱橫隨意的字跡便可看出，只有熟朋友之間才會這樣運筆寫作。郭沫若約定五年之期使之走向軌道，可惜丁山過早離世。書信后面所談青銅器研究，丁山在1947年5月4日、21日日記有這樣的記載，“早寫(弋卩)其卣考釋。”“學潮政潮勃然蜂起。乘暇寫成(弋卩)其卣三器考釋。”結合此封佚信可說明郭沫若是把丁山當成學術上的畏友看待的。

信末落款是6月22日，未屬年份。不過從“來平”“鼎革”等字句判斷，此信寫于1949年無疑。《郭沫若年譜長編（1892—1978）》記載1949年2月25日郭乘“天津解放號”專車于中午12時抵達北平。10月19日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此時還是以朋友身份寫作此信，語氣和緩，然主人翁心態亦流露無疑，“今后國事即是吾輩分內事，望共同奮勉。”，但因為身份、地位的差異，恐怕丁山不會有此感覺。這封信的發現對認識易代之際的郭沫若、丁山等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態當不無作用。

書信識讀感謝徐強先生、李斌先生。

此文為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文化語境中的顧頡剛研究（1917—1937）”（17ZWC00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常熟理工學院師范學院）

注釋：

[①] 一種青銅器的名字。

[②] 2019年12月19日丁洹先生給筆者的回復。

[③] 丁山：《丁山日記》（手稿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第695頁。

[④] 丁山：《丁山日記》（手稿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第701頁。

[⑤] 劉敦愿：《博學的古文字學家 古史學家丁山教授》，《文史哲》，1985年第6期。

[⑥] 轉引自朱斌：《“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學巨匠——丁山先生生平與學術》，《文史哲》，2016年第5期。

[⑦] 丁山：《丁山日記》（手稿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第643—645頁。

[⑧]丁山：《丁山日記》（手稿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第701頁。  

相關文章：

朱洪濤：關于《郭沫若致丁山的一封佚信》的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