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年以后，又突然對詩歌寫作產生了興趣。確切地說，是有了較前更加強烈的寫作沖動。當然，這不一定是好事，因為詩歌寫作在單位時間中，是一個有排他性的事情，就是說，當你進入到一種比較理想的寫作狀態時，意味著你必須專注此事，那么其他形式的寫作就要讓路，就要停頓或者被壓抑。

中年之后，一般來說詩歌寫作并非是非要不可的事情，因為經驗世界的日益復雜可以通過別的方式來實現傳達。比如我可以用“春夢六解”那樣的方式，來抒放我的一些想法。但為什么還要選擇詩歌呢？這是因為，詩可以更具有彈性地表達那些不確定的東西，而且它是直接的表達，是對自己的主體世界的一種直接實現，而不是借酒澆愁，或簡單地轉化為另外一些不良情緒。它可以實現直接的自我塑造，用“不講理”的方式。這就是詩歌之于我的吸引力。

我越來越感覺到，詩歌是“本我”與“超我”的斗爭，而不是“自我”的言說。在詩歌中，自我是比較無趣的，但寫作者可以化身為上帝，也可以化身為梅菲斯特，或者同時“分身”為二者，這樣就有戲了。上帝和魔鬼不斷地變換視角，實現不同位置的觀察，不同立場的表達，他們可以對話、互動、對抗或違拗，如此戲劇性和層次感就出來了。過去我讀《浮士德》的時候，雖然有一些感受，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更深切地感受到詩人原動力和元命題的所在。

《浮士德》是迄今為止，人類在揭示主體思想構造方面最偉大的作品，和但丁的《神曲》一樣，它是最高級的人類精神世界的象征圖景，這當然與其希臘傳統、希伯來傳統的復雜與豐富有關。但作為個體創造的作品，它的豐富性，源自創造者對于人類精神世界的張開，那么這個張開的動力，一個是源自上帝，一個則是源自魔鬼。或者說，一個是源自根本的善和理性，一個則是源自更加廣泛的惡與本能。沒有這兩者的對話與斗爭，還有互容與和解，人性世界的復雜性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隱喻和解釋。這就是歌德寫作的秘密，也是一切偉大精神活動的秘密所在。

海子在很年輕的時候，即想清楚了詩歌是“作為人類主體力量突入原始世界的一次性詩歌行動”，這些至今我們還沒有想得很清楚。但我總算想清楚了，詩歌是主體世界中的不同角色之間的對話，在這種對話中我們可以持續發現自我的精神構造和秘密，可以對自己的經驗進行處理，在完成宣泄、表達的同時，實現自我的反思、慰藉，對生命的悲憫，對自我的救贖。甚至完成自己作為社會角色的一種實現，像海子那樣成為文化英雄，像韓波（蘭波）那樣成為“詩歌烈士”，或是像于堅所說，成為“像上帝一樣思考，像市民一樣生活”的人（記得他好像說過，這是歌德的一句話，但我始終沒有找到出處，就想，這其實可能就是他自己說的）。

我的詩歌寫作顯然沒有那些巨大的志向，但有一點，我堅信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必須在詩歌中表達正義的思想與情緒，表達對于不良現象的譏刺，對于庸俗與惡的諷喻，對于美善和弱者的守護。假定我們要以詩歌參與社會歷史的進程，我不相信詩歌只表現個體經驗而不傳遞正義。因為要知道，只要詩還是“詩”（言+寺），那么它在根本意義上，仍然是類似諸神的終極形象，是它們所代表的絕對價值的幻形表現。

但它可以是以極渺小的形式出現：以一只螞蟻、一只飛蛾、一只螢火蟲、一只迷途的羔羊為載體，或者視角。某種意義上，表達弱者的意志，就是正義本身的應有之義。

回到“中年寫作”。中年寫作不是中年的自戀、中年的衰退和腐朽的體認與販賣，而是要抵達的一種生命處境，一種思的能量與深度。它要抵達一種可以辯證和對話的，可以自省和自我批判的，可以實現上帝與梅菲斯特的精彩對話的寫作。

當然，中年寫作還意味著，詩歌同時也有能力深入到歷史，以及主體對于歷史的參與。這是中年所特有的一種境地和境界。因為一個中年主體所經歷的已足夠多，他對于世界和歷史的看法也足夠清晰了，因為就更不有所懈怠和辜負。

這大約就是本屆活動的主題了——“時代精神”。當年黑格爾發明這個詞語的時候，是從“精神現象學”的角度說的，他認為歷史本身有一種活體的、符合理性精神的、有著內在的神奇力量的、可以構成對于舊世界的摧枯拉朽的態勢的意志，他將之叫作時代精神。但他沒有想到這樣的詞語也非常容易被固化，而今我們會經常面臨這樣一種難解的固化。

但不管怎么說，理想的寫作，不管到什么時候，都是能夠實現對于公共經驗和個體經驗的雙重的認知、命名與分析的寫作，是這樣的主體力量在詩歌形象中的有效還原。

2020年7月 

[本文是參加詩刊社“第十一屆‘青春回眸’詩會”（2020年7月，承德興隆）的發言。收入《鏡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