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腦機接口”已經成為大眾熱議的焦點。一來，是基于其醫療功能性目的的技術實踐取得了較大的臨床進展；二來，則是馬斯克“Neuralink”公司階段性的實驗突破影響。可以說，腦機接口實現了“萬腦互聯”與“心物交互”的技術變革，“心有靈犀一點通”也逐漸成為現實。

腦機的交互已經實現了由“大腦-身體-外在”向“大腦-外在”轉換的連接通路，而“人機交互”也帶來了大腦與外部世界信息實時性、多路徑傳輸的功能導向，這直接打破了原有信息經由人體中介進行傳播的模式，也逾越了數據傳輸的單向度藩籬，形構了新的人機信息交互場。不過，自20世紀70年代腦機接口誕生至今，現實中的技術應用仍然存在諸多亟待攻克的難關，而科幻電影則以富有未來性、整體性以及“憂患啟迪”的視覺想象力，為我們理清腦機接口技術的諸多議題，提供了一條充滿無限可能的進路。

一

腦機接口技術是一種直接與大腦神經系統進行交互的技術，作為可以提供信息交流與控制路徑的通訊系統，其能夠將人類的腦電活動轉換為可操作的指令或控制信號，從而實現與外部設備或系統的無線通信和互動。在現實生活中，腦機接口技術的分類有多種方法，其中常見的分類有兩種：一種是根據大腦信息獲取方式進行分類：包括侵入型、非侵入型和半侵入型腦機接口；另一種則是根據執行功能進行分類，包括單向獲取大腦信息、向大腦單向輸入信息以及實現雙向交換信息的腦機接口。

在大多數科幻電影中，腦機接口已經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心靈溝通方式或者人類增強手段，不僅可以使個體實現超能力的實時提升，且可以將記憶重組，達成“去肉身化”的數字生命存在方式。具體而言，科幻電影中的腦機接口裝置通常采用未來科技，如微型芯片、神經納米技術等，與人腦實現無縫連接，使人類能夠實現超乎日常想象的功能，如直接操控外部設備、獲取他人的思維或記憶等信息數據。當然，與現實中所不同的也在于，科幻電影中的腦機接口技術想象并未具體而清晰地劃分類別，而是懷有強烈的“技術憂思”，將影像作為哲學“思想實驗”，對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始終保持審慎的倫理思考。

二

在一些科幻電影中，腦機接口技術的大量運用，不但使人類自身喪失自主性，而且在腦機接口的囚籠中陷入被操縱的境地。尤其是在腦機互聯后，人類主體思維意識進一步被剝奪，從而徹底淪為腦機接口技術的傀儡。諸如科幻電影《黑客帝國》系列中，機器人軍團在占領人類生活的家園后，通過腦機接口完成人腦與機器服務器之間的連接，從而使人類一直處于“假死的狀態”，人類的大腦則被用來為機器世界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由此，便引發了對腦機接口技術在何種程度上能徹底控制人類以及人類代理能力可能喪失的倫理擔憂。

《黑客帝國》中作為“救世主”的主角尼奧也如普通個體一般，其大腦與“矩陣”服務器相連，但肉體卻長期處于潮濕而晦暗的培養皿中。若不是人類反抗軍首領墨菲斯的有力勸告，其或將永遠沉浸于腦機互聯所帶來的美好幻象之中，并始終相信自我生活在“真實之境”。說到底，尼奧腦機相連后的思維意識只是外部機器數據代碼所生成的虛擬之像，這種虛擬成像為尼奧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真實感”想象，并非現實生活的真實體驗。

實際上，記憶原本是伴隨一個人生老病死的神經信息，但經由腦機接口技術將其無端地刪除、篡改或復制便造成了個體記憶被攫取的身份混亂癥候。《盜夢空間》中的主角柯布通過腦機接口進入他人夢境，竊取記憶信息，但在參加任務時卻反復出現現實中妻子馬爾的記憶，現實記憶的裹挾讓柯布陷入真實與夢境雙重虛妄的倫理譴責之中。同樣，《銀翼殺手2049》中年輕的殺手K在執行任務時，其腦海中反復出現“帶數字木馬”的童年記憶原本是屬于老銀翼殺手與其復制人妻子瑞秋所生女兒的記憶，但此記憶信息被植入給K后，使得其在尋找父親的過程中陷入自我身份認知混沌的倫理困厄之地。可見，科幻電影中腦機接口技術的出現加劇了人類異化的進程，意念操控成為一種普遍性的手段，而個體記憶隱私數據的消亡，終將意味著自由意志的消退與彌散。

三

某種程度上，伴隨著人之大腦與機器的融合化發展態勢，腦機接口已經延展為人體的一部分，構成了人機融合的賽博格形態。因此，腦機接口作為人機協同化演進的必然選擇，也改變了“人-技術-世界”三者之間的關系。可以說，腦機接口消弭了“人-技術”之間的外在邊界，更在新的發展可能中，促成了“人-技共同體”的擴容，最終與周遭的世界產生新的關聯。質言之，腦機強化所形構的“人-技-世界”關系直接推動了人類向超人類乃至后人類社會邁進的步伐。

顯然，腦機融合后的人類增強是以人作為技術發展的核心和要義，準確地說，腦機接口既能夠實現醫療目的，又可以使“正常人”向“強人”發展，以此獲得更強的生存能力。因此，從技術樂觀主義的視角出發，人們通過腦機接口實現超能力的賦予，如直接控制物體、讀取他人思維等，不僅拓展了人類的能力和潛力，且能夠使人類與機器融合，創造出更強大、更智能的人機系統，有助于解決更為棘手的社會問題。諸如《機械戰警2014》《攻殼機動隊》《頭號玩家》《阿麗塔：戰斗天使》《阿凡達》等科幻電影中，均在想象力的內容建構中詮釋了腦機接口使人之能力增強后的積極影響與良好生活可能。

《機械戰警2014》中主人公墨菲作為腦機增強后的個體，不僅獲得了金屬機械身軀，重回家庭歡愉，且憑借超強能力維護了社會的良序發展。《攻殼機動隊》中主人公草薙素子作為人腦與機械軀體結合的“賽博格”，具備利用腦機接口打擊大腦黑客犯罪的能力。《頭號玩家》中主角韋德憑借外接式腦機設備便可進入“綠洲”，獲得往日未曾有的無限榮光與生活期望。而《阿麗塔：戰斗天使》中通過腦機接口技術實現的人機融合已成為社會常態，《阿凡達》中殘疾人杰克依靠腦機接口以“阿凡達”的形態在潘多拉星球中活動，甚至可以通過腦機互連將自己的意識替換，從而操控斑溪獸在空中自由飛翔，并最終獲得了族人的擁戴，徹底找到個人的自我價值與人生意義。由此可見，科幻電影中的腦機接口技術使得“人是目的”的尊嚴得到有效維護，在增強個體能力的同時，還進一步給予其選擇美好生活的權利。

四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腦機融合一旦達成既定的人類增強目的，也同樣導致公平的天平傾斜。在科幻電影中，這一技術作為資本運作的工具與暴利獲得的有效方式，已然成為人類平等發展的“劊子手”。盡管《機械戰警2014》中的墨菲可以在腦機強化的技術操控下，踐行社會正義的責任關懷，但墨菲之后一系列遭遇也是腦機接口所帶來的普遍性公平倫理問題。

更為有趣之處在于，科幻電影中腦機增強后的超人類者，首先已經喪失了平等生存的基本權利，設計者和使用者又帶有自上而下的“道德凝視”，因此，正義的道德律令便不復存在。《銀翼殺手2049》中，復制人的代際更迭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變遷，但這并不代表他們擁有了不被剝削且平等對待的權利。與此相反，復制人剛一誕生便被灌輸了完全服務人類的思想，并被要求嚴格按照人類的意志行事，包括無差別的傷害自身。這也是復制人K在面對華萊士公司對自我情感剝奪后為何會踏上尋找自由意識之路的緣由。相比于復制人K對平等權利被剝奪的反抗，《銀翼殺手2049》中，復制人反抗軍領袖羅伊在面對只有四年期限的壽命時，表現出強烈的熱愛生命意識，復制人不甘心于只是在遙遠的太空充當人類資源掠奪的工具與傀儡，即便他們逃回地球后面臨“銀翼殺手”的追殺，但依舊渴望如常人般的生活。甚至當羅伊壽命終了的時刻，依舊留下了發人深省的詩性吶喊“所有這些時刻，終將流失在時光中，一如眼淚消失在雨中”。這種熾熱而奔放的真情流露似乎與人類的麻木不仁、迂腐墮落產生截然的反差。

不難發現，在大多數科幻電影中，腦機接口改變下的個體并未享受平等的資源分配與社會權利，他們僅僅充當了“謀利工具”的角色。換言之，其出于自身良知而選擇“應該做的事”與“應該得到的”價值并不匹配。從社會層面而言，“正義”需要強調個體都能夠公平地享有其應當享有的權益，但對他們來說，“公平正義”儼然就是一個借口，一種謊言，一場奢侈的夢。

五

盡管，在大多數科幻電影中，腦機接口的技術想象往往呈現為悲觀主義的技術發展傾向，但這并非代表著我們對于現實中的腦機接口技術前景帶有“拒絕”或“排斥”的態度。一定程度上，葆有懷疑的姿態與責任意識才能夠實現技術善用的倫理目的。在技術哲學家漢斯·約納斯看來：“技術的力量使責任成為必須的新原則，特別是對未來的責任。”如此，也就更為直接明了地將腦機接口之責任的肩負放置于所謂“絕對律令”的層面。

換言之，腦機接口技術能否獲得正確的道德價值，完全取決于如何在更長遠的時間層面考量其肩負的責任。同時，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這種責任的擔負對技術研發與設計端而言也有著明顯的指向性。腦機接口的“科技向善”化發展需要一種超前的想象，科幻電影作為腦機接口技術美好想象與問題回應的窗口，不僅能夠為當下腦機接口的發展與倫理規制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參照，還可以實現腦機接口未來化的審視目的，從而在真正意義上走向“超人類”化的理想生活。

（作者系大連理工大學文學倫理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