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寶樹，是我在英國的時候。2020年春天，我和朋友一同組織的“倫敦中國科幻協會”系列讀書會從線下轉移至線上。這本是無奈之舉，卻也讓我們得以超越地域限制，接觸到更廣闊多元的科幻文化。寶樹是最初幾位支持并參加我們活動的作家之一。同年9月，寶樹參加活動，研討主題定為他剛用英語發表不久的小說《燈塔少女》。這是一則關于“時間”和“輪回”的故事，通過融合人類與燈塔水母的基因，故事主人公凌柔柔得以像燈塔水母一樣，在成年時能夠重返年幼的形態，從而在一次次生命循環中實現永生。不過，在重返童年之后，她無法完整保留之前的記憶，只有偶然殘余下來的記憶碎片徘徊在她的頭腦中，時不時制造一些似曾相識的“既視感”。研討中，有朋友問：“寶樹的創作中，‘時間’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么不同的生命周期會不會讓我們對時間產生不同的認識和感受？”

這是一個頗具哲學意味的命題，北大哲學系出身的寶樹給出了回應。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的基礎上，寶樹講到，時間不僅是人類存在的維度，更是揭示存在意義的關鍵，正是時間讓我們的選擇、行動和意義成為可能，是我們理解過去、感知現在、面對未來的基礎。“我的故事里經常會探討時間與生命的聯系。但通常我不會直接將‘時間’本身作為出發點，而是寫下了不同生命周期的個體，在同一刻度下，對時間的不同感受。”由此一來，在寶樹的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時間”并非是文本之下的敘事背景，更是推動角色內心沖突和成長的核心元素。

時間即存在，存在即時間——如此海德格爾式的風格在寶樹的作品中展現得更加淋漓盡致，而在他的小說集《時空創生研究所》中最為特別的作品，莫過于《我們的科幻世界》以及《我們的火星人》。在主人公“謝寶舒”眼中，“星光書店”店主身上似乎充滿了秘密，學生時期，他在這里完成了自己的科幻啟蒙。每到周末，“就是我和店主兩個人在里面，一老一少，也不太說話，我低頭讀書，他整理書籍或者在紙上寫寫畫畫（我想是在算賬），卻成了默契的忘年交”。直到多年之后，寶舒才發覺，店主本人便是成名已久，卻在20世紀80年代初飽受非議的科幻作家沈星光，而在他身上，還有著那個年代中國科幻作家的身影，透過字里行間，我們能看到魏雅華、鄭文光、葉永烈……曾經，他們都嘗試用自己的科幻文字，建構起想象中的世界。

隨著小說展開，我們發現沈星光的經歷遠比表面上的“書店店主”更為飽滿、震撼，甚至難以置信。在《我們的科幻世界》中，他發明了“夢之箱”，能夠讓夢想變成現實，而他本人卻在尋夢的過程中，意外身故；或者，其實他的努力早就獲得成功，并且已然抵達某種超越“我們”視域的可能世界。不論如何，對沈星光來說，現實世界無論看上去多么平凡，也只是“浩渺宇宙中的塵埃，是量子之海上的漣漪，是高維空間的局部投影”，而我們對于科幻的執著，并不是逃避現實，而是“對現實中所蘊含著的無限可能的追尋”。

在此基礎上，《我們的火星人》展示了沈星光最為不可思議的一種可能性：他是中國第一位宇航員，甚至曾經登上火星。他發現火星若隱若現的“運河”，便是我們苦苦尋覓的“火星人”。只是，與我們熟悉的生命形式不同，火星并不存在某個“個體”，遠古時期的火星微生物相互滲透、融合，形成遍布整個星球的共生網絡，“它們時而是一，時而是多，以星球的規模感受著，思索著，爭論著，變革著”，對火星生命來說，時間從來不是線性的，它們的“存在”也并非是通向死亡的單項維度，在這張包容萬象的共生網絡之上，無所謂開始，也無所謂終結，無所謂自我，也無所謂他者。

在另一篇小說《少女與薛定諤之貓》中，寶樹曾提出，在科幻世界內在的無數可能性中，“擁有‘自我’的人類總是要確定自己，總會落入某種可能性，所以只能居住在其中一個世界里”，并且拒絕其他的可能。這正是德勒茲批評的“一”之于“多”的霸權，是“塊莖”結構試圖顛覆的對象。對于沒有主體的貓，還有沈星光碰到的火星人，生命得以擺脫線性時間以及進步主義的限制，“進入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卻又擁抱一切的場域”，為后人文主義的文學解讀提供新的進路和視野。

更為重要的是，寶樹的這些作品緊密融合了科幻文學的政治維度。在《我們的火星人》最后，沈星光的肉體在火星上迎來了終結，但他的意識卻與火星生命融為一體：“它們以遠遠超過人類電子計算機億萬倍的效率工作著，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氣之前，我已經被它們所研究、分析、復制、上載了，進入了它們的世界。”從當代左翼政治批評的角度出發，這樣的“上載”遠不僅僅是虛無縹緲的科幻想象，更是數字時代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現實。2022年，學術期刊《批評探究》發布一期特刊，正式將“剩余數據”納入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域。在本期特刊的特約編輯看來，目前社會正在發生一場由“大數據”到“剩余數據”的深刻轉變，數據不再僅僅是“真實”世界的抽象概念，同時也是具備描述性和物質性的具象“行動者”，需要我們在認識論、本體論，以及政治經濟學等多個層面予以重新定義。而這些行動者展現的“數字能動性”，不再以“人”為主導，在沈星光與火星生命融合的過程中，他拋棄了身體，同時也拋棄了“我”，也拋棄了作為現象學中意向性出發點的“人類主體”，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夠窺探“剩余數據”中蘊含的無限奧義，才能在“無盡智慧的大海中”汲取養分。

無獨有偶，小說《鏡中記》同樣探討了數據對于“人”的僭越。故事中，主人公許文發明了一種“三維亞原子照相機”，快門記錄下的不僅僅是光學圖像，還有一切事物的信息，包括每一顆原子的位置，每一個最小的細節。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看到被攝者的“每個毛孔，毛孔中的毛囊，毛囊中的每個細胞，細胞里的每個DNA螺旋，每個 DNA堿基對之間的分子電磁結構，乃至每個原子內部的構造”。好奇心驅使下，許文和同伴拍下了他們自己的照片，卻驚恐地發現，他們的拍攝行為構建起一個無限循環的拓撲結構，他們自己變成了自己的鏡像。頗具黑色幽默感的是，身處“最上層”的許文通過調整每一層結構中時間運行速度，可以強迫自己的副本在數秒鐘之內完成博士論文，構成一種另類的“數字壓迫”，而這在當代一些學者眼中，恰恰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2019年，哈佛大學教授肖莎娜·祖博夫發表了《監控資本主義》。她發現大型互聯網公司智能設備、社交媒體和其他數字平臺收集用戶的行為數據，然后將這些數據轉化為商品，在此過程中，監控資本主義剝奪了人類對自己數據的自主權，使個人失去了對其行為和決策過程的掌控。隨著數據收集的擴大，監控資本主義逐步轉向控制個人行為，而生命政治的對象也從“人”轉向由數據建構的“畫像”。

一直以來，我都在嘗試用“換生靈”來詮釋這種面向數字世界的本體論轉向。在西歐與北歐的民俗故事中，換生靈誕生于人類社群之外，它們生性粗鄙，長相丑陋，卻時常綁架人類嬰孩和少女，與他們交換靈魂，并模仿人類生活習俗和文化范式，融入人類社會。這是一種替換、占據與延續的過程，同時也是“剩余數據”時代每個人需要面對的《鏡中記》，一切創造、新奇和幻夢，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都化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眼中的拼貼和戲仿，成為與時間性割裂開來的歷史碎片。在其他幾篇小說《成都往事》《與龍同穴》《時光的祝福》與《時間線定制機》中，寶樹也都從時間出發，記錄本應發生的過去，考古尚未抵達的未來，這才是我們在科幻文學中找到的意義。

（作者系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講師，中國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