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桃》，楊晚晴，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1月

《金桃》是青年科幻作家楊晚晴以盛唐為背景創作的“絲綢朋克”長篇小說。“絲綢朋克”這一概念由華裔科幻作家劉宇昆提出，他介紹自己的作品《蒲公英王朝》時提出，“‘絲綢朋克’是用來描述我在‘蒲公英王朝’系列中所要展示的科技美學，以及構成這些故事時所使用的文學手法”，它“依賴于對東亞和太平洋島嶼人民來說具有歷史意義的材料”。“絲綢朋克”的稱呼在中文科幻世界中流行開來，但這一概念顯然存在曖昧模糊之處，已有學者指出當前的“絲綢朋克”作品未能解決展現東方特性和突出朋克精神這兩大問題。2025年，《科幻世界》推出楊晚晴的科幻長篇小說《金桃》，為“絲綢朋克”注入了新的內涵。

技術基礎的東方化想象

不論是驅動機械傀儡的脂精，跨越大陸的鏡塔，還是由無數平臺與熱機構建而成的碎葉城,《金桃》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首先是充滿中式美學的技術奇觀。

任何“朋克”類科幻子類型都建立在一種標志性的核心技術體系之上——賽博朋克依賴于控制論，蒸汽朋克則以機械為根基。在《金桃》中，楊晚晴選擇了計算機與人工智能作為技術核心。小說中，整個技術體系非常精密：絲織而成的算帛對應信息存儲，“辨音瓷”為基礎的算機對應計算機，算學和經緯學對應算法，再往上甚至構筑起了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傀儡）。化用書中的話來說，“從蠶絲和瓷片出發，在具象上一層層構建抽象，最終搭建出整個宇宙”。

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技術體系與絲綢元素產生了極其強烈的聯系。絲綢之于“絲綢朋克”恰如“齒輪”之于“蒸汽朋克”，皆是標志性的象征。然而不同于齒輪，絲綢元素作為一種裝飾性材料，本身是難以和技術強綁定的。這體現在以往的許多作品中，絲綢作為最表層的符號存在于小說中，作為一種“東方化”的點綴，內里還是西方朋克類作品的核心技術。楊晚晴希望東方元素能在小說中更為本質化存在，也發揮更多功能性的作用，最終，他將絲綢與算法相結合，成了驅動整個世界運轉的技術基礎。某種意義上，也和當下現實中正在發生的AIGC潮形成了共振。

除了功能性，楊晚晴在這套東方化技術體系的可行性上也下了功夫。《金桃》中大部分技術或是能在古籍中找到原型，或是與古代中國的特殊條件存在潛在的關聯性，體現了特殊的東亞智慧與特色。例如，算機可能來自算籌和提花織機的組合，算學和經緯學也是古人實際掌握的應用數學與測量學。算帛的原理則讓人聯想到當下火熱的柔性電子存儲和生物計算技術。盡管如今的人類科技都是建立在字面意義的“硬件”上的，但也完全可能存在一條基于柔性材料的或然技術路徑。在那棵分杈的科技樹上，作為絲綢產地的中國具備了孕育出它的土壤，會遠遠走在世界的前列。

楊晚晴進一步給故事中飛速發展的科技提供了合理的解釋。書中的鏡塔是一項跨越了整個大陸的奇觀，它能利用光線反射來傳遞信息。類比現實，鏡塔更像是光纖與互聯網的混合體。這項唐代的“大型基建”本身與其他的微型信息技術一起構成了完整的技術體系和奇觀生態群，但其作用還遠不止于此。小說中提到，正是因為鏡塔讓信息在大陸上飛速傳播，促進了知識傳遞、交流才催生出了技術爆炸。不論是烽火臺還是驛站飛信，都反映出了信息傳遞在國土廣袤的中國有多么艱難。楊晚晴敏銳地抓住了古代中國的發展癥結之一，并構思出了鏡塔這一技術突變點。絲綢之路本身也是亞洲諸國間物產和信息交流的紐帶，鏡塔堪稱最能彌補古代絲路遺憾的意義之塔。

小說對唐代的科學技術有許多夸張化的呈現，但古代中國并不缺乏能工巧匠，也不乏在當時頗有前瞻性的發明創造，比如既有都江堰這樣的大型工程奇跡，也有“四大發明”這樣的革命性技術。但遺憾的是，中國并沒能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場走向近現代的科技革命，這也引出了經典的“李約瑟之問”。在后記中，作者提到《金桃》是試圖對這個經典命題的二次思考。

在古代中國，在“學而優則仕”思想的主導下，與科舉無關的知識都被歸入“雜學”范疇，被貶為“奇技淫巧”。在《金桃》的故事中，各方勢力對于技術的態度和真實歷史體現出很大的差別。書中不論是大唐、草原民族還是中亞諸國都在積極地擁抱技術，知識成為決定勝敗的關鍵。比如書中唐王朝押注戰爭傀儡，草原王朝押注火器，展開一場古代版本的技術軍備競賽。

對古代中國傳統技術觀的解構中，楊晚晴還進一步隱喻了當下的科技困境。《金桃》中的世界在唯技術論驅動之下，非但沒能讓技術惠及更多民眾，反而更有效率地將人和物化為了戰爭的養料。國與國的沖突和戰事不斷升級，各國妄圖控制技術卻被反噬，人類被技術玩弄于股掌中，愈顯脆弱不堪，處處映射了當前的世界現實。楊晚晴借浮夜門之口說出了看法，“重要的不是技術，而是人，是理念”。是否需要對技術的發展設置終點，如何掌控技術為人類的福祉服務，而非為了欲望反而被技術所俘虜，是這本書帶給我們極為重要的思想命題。

“朋克精神”的本土化重構

“朋克”類科幻作品的核心是朋克精神，其內涵在于對既定秩序的叛逆與對僵化歷史的反抗。楊晚晴在《金桃》中構建了雙重維度的反抗：既包含對西方殖民主義敘事的反抗，又蘊含著指向東方自身的批判與自省，使得朋克精神呈現出更為立體的表達。

《金桃》的故事舞臺選擇了盛唐。一方面，盛唐是我國文化最繁榮，與異域交流最為密切的歷史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也繼漢代以來抵達了第二個發展高潮。另一方面，盛唐的文化氣象已經深深鐫刻在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其象征性和浪漫化想象遠遠超過了其本身的內涵。

然而，唐王朝在《金桃》中卻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存在感——它既是技術與文明的輻射中心，又奇妙地缺席于許多情節。小說中幾乎一半的篇幅都發生在中亞的絲路之上，4名主角中也只有陳持弓一人是大唐的子民。故事、地點和人物都刻意做了陌生化的處理，唐王朝本身更多存在于信件和對話中。就像“金桃”這一核心意象一般，唐王朝在小說中更多體現在其象征維度而非實體存在，被塑造為可以被多重詮釋的符號。讀者不斷代入不同角色的過程就是在不斷切換視角，以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背景審視大唐，懷抱著不同的情感對唐朝產生投射和想象。

楊晚晴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了雙重的內涵：一方面讓絲綢之路的沿線諸國以及不同的民族共同構成了故事的主場；另一方面又通過這種缺席，反過來強化了唐朝作為文明燈塔的不可取代的文化地位。小說中的唐王朝也許不一定是擁有最頂尖技術的國家，但卻和現實中一樣是最具文化感召力的存在，是所有人的心之所向。

《金桃》以東方歷史為藍本，卻沒有徹底排斥西方元素。書中出現了微積分、原子等科學概念，哲學家之國等社會學概念，阿基米德、畢達哥斯拉等古希臘學者的名字與中國古代學者和著作列在一起，讓東西方先賢跨越時空，在同一個框架下對話和交流。作品中的東西方科技、文化并行不悖，各自保留獨特發展路徑。這種文化自信不是通過排他性主張，而是以平等對話的姿態自然呈現的。通過這種“和而不同”創作理念，《金桃》超越了簡單的民族主義表達，以兼容并蓄的文明觀，對西方進步主義和殖民思維作出了有力回應。

《金桃》盡管故事背景宏大，但視線卻聚焦在具體人物的命運和成長上，這一點在楊晚晴之前的作品中就有所體現。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抱持著各自的執念，比如陳持弓為了復仇和守護大唐而戰，莫潘在追尋算學的路上迷茫前進，伊嗣想要通過戰爭功成名就……乍看之下他們都有自己的思維，但實際上他們的想法都是被灌輸的。陳持弓被養父作為戰爭的助力，伊嗣是波斯復國的道具，莫潘則被浮夜門視為唯一能托付“金桃”的天才。他們是他人意志的載體，在他人賦予的虛幻宏大的使命下戰斗和前進。這些人物突顯了某種集體困境：從出生起就被規訓要順從，真正的自我認知和獨立思考長期缺位。楊晚晴通過科幻小說的人物命運變化探索了個體如何突破桎梏，重構自我價值的過程，試圖展現從“被定義”到“自我定義”的成長可能。這是最能引起東亞人共鳴的朋克精神。

（作者系科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