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運濤是一位勤奮、踏實、淵博的青年學者，他在研讀中國古代文學與文獻、撰寫專業性論著和論文的同時，還出版了《符號里的中國》《歷史的錯覺》等兼具學術性和趣味性的文化研究著作。閱讀趙運濤的新書《中國古代“黑科技”》，讓人聯想到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的學術精神，即：“大抵當時好學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記冊子’，每讀書有心得則記焉。”梁啟超認為，清代學者做札記的習慣源于廣泛積累資源的需求，并蘊含他們對學術原創性的追求。趙運濤的寫作同樣如此，他在閱讀過程中勤于動筆，常常將文本與生命、古代與當代聯系起來，發掘出古代典籍的文化魅力。當然，文化寫作的魅力不僅產生于作者對文獻的熱愛和熟悉，還依賴于思想意識的前沿性和做學問的“科學精神”，《中國古代“黑科技”》體現了這種精神。

該書提出了歷史文獻的“想象力”這一觀念。一般而言，專業人士閱讀古籍的時候，通常會關注文字背后的歷史、地理、經濟、政治、倫理等問題，從而為跨學科研究做準備。趙運濤表示，古人對于典籍可能更多的是注重其教化的社會意義，而自己在當下研讀這些古籍，更側重關注古人的“腦洞”。這些“腦洞”便是天馬行空般的想象力。也就是說，相比于傳播某種知識，作者更注重的是傳播想象力。《中國古代“黑科技”》的科技書寫主要包含三種類型。一是現實層面的科技裝置，如秦朝的“十二銅人”、三國時期的“雜技木人”、隋朝的“觀風行殿”、唐代的“自動斟酒木人”等，不一而足。二是超越現實的“技術想象”。作者從交通、通訊、軍事等層面將這些想象進行歸類整理，并詳細介紹它們的具體外觀和工作原理，以及它們與當今某些科技設備的相似性。三是技術條件與科技想象融合后的產物，關于這些產物的敘述有機地穿插于全書的6個部分之中。縱觀全書的結構設計與每一種“黑科技”的敘述，可以發現作者的觀察視角和問題意識頗為前沿，使古代典籍“科技想象”的闡釋不斷生發出新意。

作者在科技書寫中的“想象力”給予我們兩個啟示。一是“想象力”產生于“向外求”的思維模型。比如，作者根據清代《清稗類鈔》等文獻歸納了古人對“千里鏡”的想象，介紹了“千里鏡”的特征、應用，及其對現代望遠鏡設計的啟示，認為“千里鏡”的設計展示了古人掌握的光學知識和觀測遠距離事物的興趣。在這一節中，除了整理中國本土文獻，作者還關注了明朝時期由利瑪竇傳入本土的西方“千里鏡”，并簡要介紹其特征和構造。如果將更多的材料納入考察視野，我們將會逐漸看清“想象力”的邏輯軌跡。晚清時期，一部分高級官員便已接觸到西方的“千里鏡”，曾國藩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試用“千里鏡”之后的震驚感和思想啟示，從“千里鏡”的構造和功能聯想到“變換本質”的人格磨煉，又從人格磨煉聯想到學問的精進。在這里，曾國藩對西方科技的描寫沿著從“外”到“內”的思維軌跡，最終抵達的是一種教化意義。與之相反，“想象力”的邏輯起點是“向外求”。人們從器物及其想象中得到的不再是自我規訓的道德律令，而是滿足實際生活需求的欲望。如果沒有觀望遠距離物體的欲望，那么，關于“千里鏡”的想象便不可能出現。

第二個啟示是“想象力”的基礎是人對世界多元性的觀念認知。現代性以理性作為內核，認為萬物皆可進行解釋，從而祛除了世界原有的神秘色彩。而在前現代社會，世界是以一種變幻莫測的面貌呈現于人們面前的。比如，《中國古代“黑科技”》從文獻中分析了古人對“元宇宙”的想象，討論了古人想象的“懷夢草”“游仙枕”等連接不同世界的科技道具，分析其來源、外觀和功能。在古人的想象中，如果擁有這些科技道具，人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中，并與逝去的人或者其他陌生的“他者”相遇。古人相信人能與逝者或看不見的“他者”對話，這種信念體現了人對世界神秘與多元性的理解。

梁啟超所說的“科學精神”主要指實證主義方向的研究路徑，具體而言，研究者采用歸納的方法，從材料中提取而出的觀點符合材料本身的情況，便是“科學精神”的體現。也可以說，“科學精神”意味著學術觀點與實際生活的高度契合。古代科技書寫的“想象力”如若脫離實證性因素的支撐，便容易降格為縹緲的“幻想”。換言之，“想象力”雖然可以不受現實的束縛，但是仍然不能完全脫離客觀實在。趙運濤在寫作中常常將古代“科技想象”與當今科技產物進行對比分析，從而肯定了古人科技創意的“科學性”。例如，在科技不發達的情況下，古人想象出來的類似今天的監控攝像頭、照相機、手機、微信等裝置，在今天都已經成為現實。古人想象中的通信、家居、武器等科技裝置是人的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系統的延伸。歸根結底，科技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發明出來的，作者在科技書寫中的“科學精神”，體現于該書對古代科技想象背后物質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

科技想象書寫與“科學精神”結合，能夠激發古代文獻的思想活力。為了寫成此書，作者閱讀了大量古代經史子集中“子部”的書籍。這部分書籍的跨學科性較為明顯，諸如《山海經》中包含了神話、地理、歷史、宗教、科技等方面的知識。關于古籍中的科技想象，作者此前的《符號里的中國》將西方的符號學視角與中國文史互證的方法結合，探究了“嫦娥”“玉兔”“天空”等文化符號的意涵及其對當代科學的啟示。《中國古代“黑科技”》是這一思路的延續，作者繼續探討了古籍對當今生活的參考性，并認為其來源于古人對世界發展趨勢的洞察力和預見性。這樣看來，古籍中的科技想象可以視為一種“思想實驗”，即古籍對科技和社會未來的詩性思考，這種思考既有文學藝術的想象力，又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

（作者王云杉系云南大學文學院講師，徐婷婷系云南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